循环经济政策内涵及意义

15．1．1　循环经济政策内涵及意义

政策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制定的行动计划或准则。所谓循环经济政策，就是国家、政党、社会团体、企业等为了实现循环经济发展目标的行动过程或准则。之所以需要形成循环经济政策，其理论意义在于实现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的目标。

一是资源投入减量化、再利用的客观要求。对于资源分类，大多将资源划分成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也有少数研究注意到资源的循环使用并将资源可否循环使用作为划分资源类型的标准之一，如朱迪·丽丝将资源分为储存性资源和流动性资源，或者不可更新和可更新资源，将储存性资源进一步划分为使用后就消耗掉的资源、理论上可恢复的资源、可循环利用的资源⁽¹⁾，汤姆·泰坦伯格则根据自然资源的可再生、可储备、可耗竭、可补充以及可回收等五个特征，将资源划分为：可再生和可耗竭资源、可耗竭且不可回收的资源、可回收的资源、可补充但可耗竭、可储备可再生的资源等⁽²⁾。尽管有研究注意到部分资源的可回收性以及可循环使用性，并将这些特性应用到资源分类中，但是，在有关资源环境经济分析以及资源环境管理的讨论中，相对于其他资源利用问题，对于资源回收以及循环利用问题的讨论相对要少得多。

对于耗竭资源稀缺性度量通常和储量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认为资源稀缺可以用资源耗尽年数来表示：

式中：Y为资源耗尽年数，S为资源储量，r为资源开采速度或者利用速度（单位为：吨／年或立方米／年）。在资源耗尽年数的公式中，S和r都具有不确定性。资源开采速度或者利用速度在事实上不可能是一个常数，有可能是一个递增的函数，也有可能是一个递减的函数。对于S，有几个不同的概念⁽³⁾：①资源基础——地球系统中物质或者财富的总量；②探明储量——指已查明并已知在当前的需求、价格和技术条件下具有经济开采价值的矿产资源藏量；③条件储量——已查明但是在当前价格水平下以现在可的采掘技术和生产技术是不经济的藏；④远景资源——是个未知的藏量，但是可望在将来在目前仅作了部分勘察和开发的地区发现的藏量等。对于不可循环耗竭资源采用资源耗尽年数的概念来表达资源稀缺是合适的，但是，对于可循环利用耗竭资源来说，这不是一个合适的指标。要衡量可循环利用资源的稀缺性，必须考虑循环利用的情况，对资源耗尽年数的计算所作改进即可以：

式中：Y′为可循环利用资源耗尽年数，S为资源储量，r为资源开采速度或者利用速度（单位为：t／年或m³／年）；R为资源循环利用速度（单位为：t／年或m³／年）。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化的公式，若要考虑资源循环利用速度的影响因素，可循环利用资源稀缺性度量问题要更为复杂。

二是“复钩”问题的出现加剧了“脱钩”的难度。西方国家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物质消耗与经济增长“脱钩”状况，这提高了人们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资源效率的认知。1993年史提芬·布雷克等通过进一步分析，提出了将资源的生产率提高十倍的“十倍数”革命，才可能维持人类生存环境的现状⁽⁴⁾；1995年“罗马俱乐部”科学家提出了“四倍数”全球资源革命目标，指出借鉴技术进步，在将资源使用量减少一半的同时将社会福祉增长一倍。但是，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缺重新迎来了能源消费的新一轮高峰，而且这次能源消费较之20世纪70年代末期所经历的巨量能源消费更加猛烈。1988～1997年期间，随着欧盟GDP总量增长了36%，其物质总需求量也增长了将近30%；法国1978年人均能源消费为141 PJ，1986年降为112PJ，到2000年又重新上升至172PJ⁽⁵⁾，从这一趋势来看，我国要实现“脱钩”有待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此外，即便实现了脱钩，还有可能“复钩”，因此，物质消耗与经济发展将呈现“上升式多峰”状况⁽⁶⁾。这也要求我国必须形成更加积极的循环经济政策，持续推进物质消耗与经济发展的“脱钩”。

三是应对环境影响冲击的能力建设包括政策制度创新有待进一步加强。依据环境冲击模型，有专家以2000年为基期分析⁽⁷⁾，我国到2020年人口规模在14～15亿，是基期年的1．1～1．2倍；人均GDP达到基期年的4倍，若①资源生产率和污染排放水平保持不断，则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的需求和环境的影响将是现在的4～5倍；②如果资源生产率提高到基期年的4～5倍，单位GDP的环境影响降低到基期年的1／4～1／5，则2020年就可以保持基期年的环境质量；③如果资源生产率提高到基期年的8～10倍，单位GDP的环境影响降到基期年的1／8～1／10，则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压力将降低1／2，环境质量将有明显改善。由此可见，如何通过循环经济政策创新，并发展循环经济政策的引导性作用，推进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和污染减排，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如果提高资源循环利用速度，增加资源循环利用的程度，将缓解可耗竭资源的耗尽速度，以及减少污染排放，从而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