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及其意义

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及其意义

如果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践是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踏步前进的话，那么，新经济政策的实践是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迂回前进。而实际上，前者超越了现实，后者才是尊重现实的结果。列宁是尊重现实、尊重实践对理论检验，并注重从实践中得出新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指出：“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15]针对1921年春的严峻形势，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果断地采取了战略转变。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决定结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废除余粮收集制，改行粮食税；实行商品交换，恢复商品流通；将雇工在20人以下的小企业退还原主；对国内外资本家实行租借制和租让制；在国营企业恢复计件工资和资金制；充分利用外国资本和技术来加快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以及实施的影响究竟是什么？列宁留下了许多不同的定义和提法。这是因为，从客观方面看，新经济政策本身是一个不断展开和完善的历史过程，它的实质内容由粮食税这个单一政策发展到多方面、一整套的政策；从主观方面看，列宁的认识也是一个逐步深化和上升的历史过程，从初级本质逐渐深化到深层本质。

第一，从阶级关系的角度来看，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在于寻求社会主义经济与小农经济的结合点，它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工农联盟奠定了新的经济基础。

苏维埃俄国存在两个主要阶级，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前者掌握着国家政权，后者则占据人口的绝大多数，这是苏维埃政权的基础。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实质上是调整工人与农民两大阶级的关系。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没有解决国家如何同农民建立正常的经济关系的问题。战争一结束，农民不能忍受这种近乎剥夺的经济关系。在一个小农占多数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不能同农民建立正常的经济关系是十分危险的。1921年底，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满足其最迫切的经济需要，建立牢固的经济联盟，首先提高生产力，恢复大工业”^[16]。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点，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如何实现这种结合呢？农民物质利益的实现是同市场和自由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列宁认为：“实质上可以用两个东西来满足小农。第一，需要有一定的流转自由，需要给小私有主一定的自由。第二，需要弄到商品和产品。”^[17]当时的主要措施，除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制外，还有组织商品交换、改革工业体制、给企业一定的自主权、在农村实行合作制等。贸易自由无疑会刺激小农特别是富农的发展，这是不是为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敞开了大门呢？列宁说：这没有什么可怕，应当怕的不是小资产阶级和小资本的增长。“应当怕的是极严重的粮荒、生活贫困、产品缺乏的情况持续太久，这种情况已经使无产阶级变得完全软弱无力，……只要产品数量增加，小资产阶级不管怎样发展都不会有什么大的危害，因为这种情况可以使大工业发展起来，所以，我们应当鼓励小农业。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来鼓励小农业。”^[18]

第二，从基本内容的角度来看，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在于无产阶级国家在下面通过自由贸易与小农结盟，在上面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结盟。

新经济政策有两个凝聚点作为核心内容。1921年3月，列宁在党的十大政治报告提纲中，就勾画出这两个要点：“上面有国家资本主义(租让)，(下面)同小农妥协(‘贸易自由’)。”列宁所讲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有两重基本的含义：一种是狭义的含义，是指一种特定的经济成分，是多层次经济结构中的一种特殊经济形式，是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管理之下，接受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和工人阶级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另一种是广义的含义，是无产阶级国家利用、限制、改造国内外私人资本主义的一整套特殊政策、方法和手段。1922年，他在理论上做出了概括：“新经济政策的真正实质在于：第一，无产阶级国家准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第二，对于大资本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国家采用资本主义经济学中叫做‘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原则。”^[19]这两个不同层次的经济联盟，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同小农的经济联盟是基础，同国家资本主义的联盟在上层，是借助和利用发达资本主义的物质技术，增加社会产品，提高生产力。列宁明确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有多种形式，如租让制、租赁制和合作制等。

第三，从管理体制的角度来看，新经济政策是一种主要运用商品货币关系和经济核算制作为经济杠杆的新管理形式。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旧管理体制，苏俄用国家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直接管理企业。在新经济政策实行半年之后，1921年8月，要求把新经济政策原则贯穿到国营企业和整个经济管理体制中去。用精确的经济核算制作为国营企业的主要管理原则。在整个经济管理中贯彻“按商业化原则办事”的方针，把商品货币关系作为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杠杆。这实际上是把企业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单位，把有计划地利用商品的原则从农村经济推广到整个社会经济成分内部，推广到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中。这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自身管理形式的重大变革。1921年底，列宁提出了一个新命题：“新经济政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学习经营管理——‘经济核算’。”^[20]

第四，从整个经济制度的角度来看，新经济政策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国家掌握了经济命脉之后，对多种经济成分采取的一整套特殊政策，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导的多层次经济结构。

1922年列宁在为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起草的第二份提纲中，列了一个等式：“新经济政策”＝(1)经济命脉在我们手里；(2)土地归国家所有；(3)农民经济活动的自由；(4)大工业(和大农业)在我们手里；(5)私人资本主义——它有可能同国家资本主义竞争；(6)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把私人资本吸收过来同我们的资本合在一起。^[21]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要求实行清一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新经济政策则承认多层次的经济结构，由于农民的小商品生产在数量上占据优势，这种总体格局势必长期存在，这是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这是不同于科学社会主义一般理论起点的独特之处。

第五，从战略策略的角度来看，新经济政策是直接过渡道路失败后做出的战略退却，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从直接过渡转换到迂回过渡的战略转变。

所谓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经过一系列的过渡形式和中间环节，直接按共产主义的原则来组织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即绕过甚至取消商品和市场，直接由国家来调节生产和分配。所谓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是利用和发展商品和市场关系来活跃经济，并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及其他过渡形式和中间环节，迂回地向社会主义前进。1921年春，随着战争的结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不能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并引起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危机。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在经济战线上，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22]他指出：“毫无疑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这要取决于国内是大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还是小经济占优势……如果一个国家大工业占优势或者即使不占优势，但是十分发达，而且农业中的大生产也很发达，那么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可能的。没有这种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23]列宁对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重新认识，是从直接过渡到迂回过渡的思想转变。这种转变和退却，表面上看似乎是让出了阵地，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实际上，退却以后找到了一条小农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合适的道路，可以缓慢而稳步地前进了。因而，这种转变从本质上看是一种进步，是一种以退为进的迂回前进战略。

第六，从经济运行机制的角度来看，新经济政策意味着摈弃了由国家直接组织生产和分配的产品经济形态，走上了由国家有计划地调节市场的商品经济形态的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曾预计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只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相联系。社会主义社会将随着公有制的建立而消灭商品生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一系列价值范畴。因此，消灭商品货币，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被认为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最本质的特征。

列宁早年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货币命运的观点。1919年1月至1921年3月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取消商品和货币关系已成为一种行动、一种规模的实验。战时共产主义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在于：由无产阶级国家高度集中地直接组织生产和消费，是一种靠国家行政强制实行的产品经济。

1921年至1924年的新经济政策建设时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开始利用商品和货币关系来建设社会主义。实行经济核算，“按商业化原则办国营企业”的口号，是向着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利用商品货币关系问题迈出的第一步；“商业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则迈出了第二步。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之际，列宁撰写了《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这篇论文的题目很别致，耐人寻味。它形式上讲的是黄金问题，因为黄金是最普遍的价值和最通行的流通手段，而实质上讲的是商业或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历史过程中的功能问题。列宁把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分为两大时期：第一大历史时期，即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完全胜利之前，黄金、货币、商业、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第二大历史时期，即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完全胜利之后，黄金、商品、货币和市场，都将完成历史使命。列宁幽默地指出：“我们将来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之后，我想，我们会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24]列宁这一提法蕴含着一个深刻的思想：黄金、货币和市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在此之前，包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必须利用黄金、货币和市场，发挥商品货币关系的历史职能。这为商品货币的历史长期性、存在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必然性，奠定了理论基础。

列宁进一步要求，不要消极地袖手旁观商品交换、市场经济的自发存在，而要积极倡导“国家调节的自由贸易”，“在国家的正确调节(指导)下活跃国内商业”^[25]。他主张无产阶级国家通过各种手段，有意识地调节商品，引导市场。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列宁后期，采取了并行不悖的两手政策：一手是推行自由贸易原则，充分地发展市场；另一手则强化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寻求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性与商品性两者的和谐统一。因而，新经济政策体制在运行机制上的本质特征是，由无产阶级国家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构成一种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第七，从社会主义道路的角度来看，新经济政策实质上是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径。

在转向新经济政策一年以后，列宁开始把新经济政策看做一条探索之中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我们还没有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但我们有找到这种途径的唯一办法，这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26]。起初他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应急措施，后来很快认识到，“我们要认真和长期地执行这个政策”，最后他倾向于把新经济政策看成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一条新的道路：“新经济政策标志着苏维埃政权实现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一活动发展的新时期(和新转折)”；“我们走上新经济政策道路”^[27]。这条道路的显著特征：一是采取以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为主导的多层次经济结构，把发展合作制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途径，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特殊中介；二是“以市场、商业为基础”，把有计划地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原则贯穿到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个人的经济联系中去。这条新经济政策道路，是具有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鲜明地体现在列宁以下两个命题中：“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28]。

第八，从总体目标的角度来看，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在于：在经济上采取灵活措施发展生产力，政治上自下而上地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主。

在转入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就指出：“苏维埃共和国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生产力”；“必须立即采取迅速的、最坚决、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如果我们由于偏见而不能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那我们就会给自己造成更大的困难，从而使苏维埃政权的信誉扫地”^[29]。为了发展生产力，苏俄采取了各种灵活措施，如租让制和租赁制。租让制是国家把一些无力经营的国有大企业、矿山、油田和森林区等根据一定的条件同外国资本家签订合同，租给他们独资或与苏俄合资经营；或由外国资方提供技术帮助，产品进行技术分成制；合同期满，企业归还苏维埃国家所有。截至1925年4月1日，工业企业中有91份租让合同生效。租赁制是把已经倒闭或无力经营的国营中小企业租借给私人、合作制、劳动组合和公司经营。到1924年3月，苏俄共有6481个企业出租，其中出租给私人的占52.6%。同时，苏俄政府还允许私人开办雇工不超过20人的小企业，并把已国有化的、工人在20人以下的小企业归还原企业主。从1922年到1925年，注册的私人工业企业增加了一倍多，工人数也从原来的2万余人增至6万余人。租让制、租赁制对国民经济恢复起了积极的作用。

1922年列宁最后的论文和书信，思索的中心点是如何使社会主义走向民主化的问题。从战时共产主义后期到列宁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愈来愈深切地感受到来自党和苏维埃政权内部官僚主义集权化的现实危险。转向新经济政策之后，经济上开始摆脱国家垄断制，可是政治上却缺少一个相应的重大转变。1922年4月，斯大林担任了党的总书记，热衷于个人专权，忽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助长了党和国家机构中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列宁最后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改革的建议，主要有：在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权的前提下，把立法权和执法权重新归还人民代表苏维埃；在保持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核心的同时，吸收几十名来自最底层的普通工农，充实进中央委员会，参与党的核心领导和重大决策；把原来集中到国家总管理局的权力，归还给企业，让各个企业的干部和群众自己进行管理；在保留政党代表制的同时，强化人民监督制。他最后提出政治制度改革建议的中心点是：更少一些专权，更多一些民主，使社会主义真正向民主化方向迈进。

第九，从政策实施效果的角度来看，新经济政策实施以后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果。

1925年农业已达到战前水平的87%；大工业产值已达到战前水平的70%。1925年苏维埃国家预算第一次消灭了赤字；国家已经能够向基本建设投资三亿八千五百万卢布，国家电气化计划在执行中；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基本完成。

新经济政策既是列宁经过艰苦且反复地实践，终于找到的一条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道路，也是列宁以其新颖独特的理论视角，探索到的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道路。它深深地打上了时代和列宁个性的鲜明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