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满的性质及其现实意义

反满的性质及其现实意义

孙中山的民族革命思想，从萌发到发展成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理论，是有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的。

1893年春，孙中山因受澳门葡籍医生排挤，赴广州行医。其间，他经常和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尤列、程壁光、程奎光等在广州圣教书楼后座的礼拜堂及广雅书局内南园抗风轩等地聚会议论时事政治。同年冬，孙中山、陆皓东、郑士良等八人集会，提议创设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4〕这次聚会虽没有建立兴中会组织，只是一次思想酝酿，但却首次提出“反满”口号。

1894年11月，孙中山赴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在“入会秘密誓词”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口号，并确立了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创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目标。

1895年2月以后，为适应反清武装起义的需要，孙中山在香港筹设兴中会，修订《兴中会章程》，历数清朝“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卖官鬻爵，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饿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等罪状，表示誓不与共的决心。值得重视的是檀香山、香港兴中会，都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作为立会宗旨。因此，“振兴中华，维持国体”的思想内涵是多元的。它既包括推翻清朝满洲贵族统治的政权，也包括挣脱列强奴役中国的枷锁的内容。

檀香山、香港两个兴中会，在分析所面对的中国政治现实，除指出清朝罪状外，还共同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繁。蚕食鲸吞，已效（尤）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5〕两个“章程”对列强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的认识是一致的，表达也是十分清楚的。这就说明兴中会强调的“振兴中华”，同时也具有反对列强的深层含义。问题在于，会员的秘密誓词中，只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未正面涉及反对列强侵略的问题。

认真探讨和分析这个问题，对于揭示孙中山早期民族主义思想是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重要课题。

孙中山在民族主义中以“反满”为号召，不仅同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及以后的统治有关，同时也是同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的重大民族危机的严峻形势密不可分。

1644年清军入关，在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和统一中国过程中，满洲贵族的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策使广大汉族人民形成了民族仇恨的情结和反满的传统心态。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侵华战争，清朝与之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国家主权、领土不断被列强分割和据有，加深了中华民族灾难和民族危机。清政府实际成为近代历史上民族苦难的内部根源与罪恶渊薮。清朝在广大各族人民面前展现出的这种卑劣、丑恶的历史形象，使爱国志士得出要独立、要民主，必须反满的共识。

孙中山通过长期考察和认真分析后，深刻指出：“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然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也。故欲免瓜分，非先推倒满清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6〕把反满提到中国民族兴亡的战略高度，赋予反满以反对列强侵夺瓜分，争取中国民族独立与自由的新内涵，是孙中山早期民族主义对我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全新认识和理性诠释。

孙中山站在时代高度，顺应世界民族解放的历史潮流，对传统的“反满”口号加以新的诠释，突破其原来浓厚的种族革命意识及其狭隘性与封闭性，用新的认识和理念，把“反满”纳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范畴。强调“革命宗旨，不专在排满，其最终目的尤在废除帝制，创造共和”。^〔7〕这样便使“反满”这个陈旧口号同创建中国民主制度联系起来，进而使“反满”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旺盛生命力。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把“反满”这个传统的种族革命口号推陈出新，打破其历史局限，提高了反满的时代意义，主要的贡献是：突出了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与斗争焦点，最大限度地孤立并打击了一小撮认贼作父的清朝亲贵，团结了各族人民群众；并进一步为中国民主革命找到了重要的突破口，有力地推动并加快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注释】

〔4〕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第3页。

〔5〕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物产之饶”与“已效尤于接踵”，在香港兴中会章程中则为“物产之繁”与“已效尤于接踵”，其他由完全一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0页。

〔6〕驳保皇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34页。

〔7〕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台北1976年重版，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