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希腊的宗教文化
宗教在民族形成、国家建立和政治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同的宗教文化塑造着不同的民族性格、民族信仰和民族精神，并进而深刻地影响着政治模式、国家形态和政治机制，也对政治文化特别是政治价值观念和政治诉求的方式产生一定的影响。古希腊宗教有自己的特殊性，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公共生活中。奥林波斯教通过宗教的外衣彰显了古希腊人的理性与群体意识，而狄奥尼索斯教和奥尔菲斯教则宣扬非理性和个人意志。这些特殊性都对古希腊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哲学产生了特殊的影响。
古希腊宗教有漫长的历史发展。早在米诺斯和迈锡尼文明的青铜时代，古希腊人就形成了多神教崇拜，其宗教信仰就受到了埃及、小亚细亚等地诸民族的宗教的影响。后来，在各种社会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的整合下，最终在荷马时代和古风时代的早期就形成了在希腊城邦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正统宗教——奥林波斯教和在民间广泛流行的奥尔菲斯教。在古典时代，古希腊的神明难以胜数，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保护神，每个地区、每条河流或是每眼泉均各有其神，甚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保护神，宗教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古希腊社会究竟有多少神明难以统计。在古典时代的后期和希腊化时代，宗教在村民中仍然时兴，但在受教育阶层和市民中声望式微，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哲学的排挤，并且对神话英雄的膜拜发展到对现实统治者的顶礼膜拜，宗教的政治性、世俗性得到加强。在罗马帝国时期，罗马人有较强的宗教信仰，罗马人的宗教与传统宗教融合在一起，但随着罗马帝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世界性扩张，国家确定了自己的官方崇拜。随着古希腊城邦国家的败落特别是希腊民族精神的衰落，古希腊的多神教文化被基督教一神性化所取代。
奥林波斯教的崇拜对象是以宙斯为首的“神圣家族”。他们有男有女，相互间又有亲属关系，形成了一个位居诸神和万民之上的群体。这个这神圣家族起初有12位主神，他们是宙斯、赫拉、波塞冬、雅典娜、阿波罗、阿耳忒弥斯、阿佛罗狄忒、赫耳墨斯、德墨忒耳、阿瑞斯、赫淮斯托斯和赫斯提亚。这12位主神各司其职，象征着不同的精神和力量:宙斯是众神之主，主宰天地、人间万物，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绝对的统一、公正和法律;赫拉是宙斯的妻子，奥林波斯山的天后，象征着合法婚姻;波塞冬是海洋神，象征着航海事业;雅典娜是丰产女神、和平劳动的庇护神和智慧女神，象征着智慧和城邦文明;阿波罗是太阳神，象征着光明和音乐;阿耳忒弥斯是植物丰产女神、狩猎女神和生育、婚姻的保护神，象征丰收;阿佛洛狄忒是美神和爱神，象征着美丽和爱情;赫耳墨斯起初是畜牧神，后来被认为是商人的庇护神，象征着商业繁荣;德墨忒耳是农神和谷物丰产女神，象征农业丰收;阿瑞斯是战神，象征着战斗和勇敢;赫淮斯托斯是火神和锻造之神，象征着手工工艺;赫斯提亚是女灶神和家宅的保护神，掌管万民的家事，象征着家庭永续、稳定、和睦;另一种说法认为，赫斯提亚不是十二主神之一，冥王哈得斯是十二主神之一。后来，酒神狄奥尼索斯取代了女灶神赫斯提亚的地位，成为12位主神之一。荷马时代就开始有了对这个神圣家族的祭奠。赫西阿德详细诉说了包括主神在内的众神的各种数目和职责，提出了神的谱系。希罗多德说:“赫西奥德和荷马的时代比之我们的时代不会早过四百年，是他们把诸神的家世教给希腊人，把它们的一些名字、尊荣和技艺教给了所有的人并且说出了它们的外形。”[33]德尔斐神庙原先供奉地神该亚，到了公元前8世纪开始供奉阿波罗。到了公元前700年，阿波罗逐渐成为全希腊崇拜的神。德尔斐神庙的神谕对希腊人很有影响，连异邦人也来求神谕。公元前675年，吕底亚国王巨格斯派人前来德尔斐求神谕。后来，雅典的立法者梭伦和斯巴达的立法者莱喀古士都来德尔斐求神谕。阿波罗神庙的女祭司成为全希腊人都敬畏的预言家。哲学家苏格拉底也受到了神谕的启示。
奥林波斯教是古希腊影响最大的宗教，对希腊人的精神世界和政治文化产生了深刻与持久的影响。它反映了希腊社会普遍的、主导的、正统的一面，表现着希腊民族的统一过程、主流价值诉求与基本社会秩序，体现和凝聚着整个希腊民族的理想和追求，其核心是集体整合意识，是要把具有扩张性的个体统合在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整体之中。与思想观念相一致，奥林波斯教的表现形式是公开的祭祀、宏大的庆典、广泛的民众参与、庄严肃穆的场面，它给人们特别是参与者的精神世界留下的是一种宗教神圣感和宗教敬畏感，使其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强化团结一致、效命服从的精神。在古希腊社会，奥林波斯教的神灵与社会公共生活结合得越紧密，与个人意志、个人情感也就越疏远。总之，它深刻地影响古希腊民族的精神和心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它给古希腊人提供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天命意识。这种天命意识使古希腊人遵守法则，形成了“逻各斯”观念和规则意识，使他们要深入地探索规则，这影响了古希腊哲人在政治生活中要深入地探索和解释各种政治规范及其形而上学根据。苏格拉底就是这样的典型例证。荷马史诗极力宣扬天命意识，说一切事变均为“命运女神”所规定，必然按照预先定数运行;不仅凡人不可抗拒，甚至包括宙斯在内的诸神也无法改变。这种“命运观”加强了希腊人对神意、自然法则、伦理规范和社会法律的宗教敬畏感。受这种对规范的宗教敬畏意识的影响，古希腊政治文化和政治哲学的发展表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向:一种是政治神意化，把政治理解为神的意志，把神意与历史命运、社会正义联系起来，走向了神正论的政治哲学，这特别在晚期希腊政治文化和政治哲学中表现突出;另一种是将政治科学化，众多主张理性原则的哲学家可以把“定数”解释为自然规律，从“逻各斯”支配一切，甚至支配神出发，导出了自然规律支配一切的科学观念，并从这种观念出发，提出了社会规范是由人的理性创设的观点。智者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甚至伊壁鸠鲁学派都有这种观点。这种观点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政治理性主义或理性主义政治哲学。
第二，在希腊正统宗教的世代作用下，人们不仅习惯于用神意来解释各种事物，而且宗教神话观念和规范也逐渐成了人们维系社会秩序的准则。对于正统宗教规范和神谕，人们往往不敢越“雷池一步”，它们逐渐地成了公共行为和政治秩序创设和坚守的基本要求。“宗教仪式与所有重大的个人、公共事件视为如影相随。在古典时代，个人与公共大事无不以问神开始，圆满的结局无不以还愿献祭结束——还愿或公共献祭。在雅典，宗教仪式通常在团队成员中进行，如专门机构、胞族或家庭等。”[34]古希腊人把国家大事常求教于德尔斐神庙传达的神谕;公民大会的开幕、军队的出征等等，都在公开的宗教祈祷仪式下进行，社会等级秩序由神确立，国家法律为神制定，对破坏传统体制行为的惩治被视为神的惩罚，城邦之间的条约和公民私人之间的契约，通过对神起誓作为保证。
在希腊古典时代，奥林波斯教被日益的正规化、节日化和官方化，逐渐演变为一种气派豪华、有盛大庆典活动和节日仪式、政府官员参与甚至组织的宗教。对普通平民特别是村民来说，它显然已逐渐脱离了他们的实际生活，是那么格格不入，产生了疏离感，不能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天神在平民的心目中颇有可望而不可即的感觉，只能敬而远之。此外，古希腊社会在发展中，不同群体有自己的特殊需要，也逐渐产生了自己特殊的宗教信仰。“许多外来的崇拜也被吸纳到了希腊宗教之中……这些崇拜者们提供的好处胜过现存的希腊崇拜。”[35]上述情况导致了在古希腊下层社会、乡村社会和外邦人之中逐渐出现了厄琉西斯教、卡比洛斯教、狄奥尼索斯教和奥尔菲斯教等。这些宗教常以秘密的形式在民间流传，其中狄奥尼索斯影响最大。
狄奥尼索斯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但到了古典时代迅速崛起，广泛传播。狄奥尼索斯教崇拜酒神狄奥尼索斯。关于狄奥尼索斯的出身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狄俄尼索斯是宙斯和凡间美女塞墨勒的儿子。第二种说法，狄奥尼索斯是宙斯与普赛芬妮的儿子。不管怎样，狄奥尼索斯出身低贱，寄养在民间，由山林仙女精心哺育而长大。少年时被指派为狂欢之神，得到了半人半羊的山林神的教育并伴随他旅行。他掌握了有关自然的所有秘密，特别是葡萄种植技术以及酿酒技术。他到处漫游，敢于冒险，他和他的侍从们走到哪儿，吵闹、乐声、歌声、狂饮和跳舞、狂欢与放荡就跟到哪儿。后来，狄奥尼索斯返回希腊世界，人们认识到他是神，开始崇拜他。
狄奥尼索斯教在后来的发展中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被奥林波斯教同化，狄奥尼索斯被纳入神圣家族，认为狄奥尼索斯终于升入天庭，成为12主神之一。后来他又下到冥府，迎回死去的母亲。他教会农民们酿酒，被尊为酒神，是古希腊农民最喜欢的神明之一，每年以酒神祭祀来纪念他，一些城邦尊他为城邦保护神。这些情况表明狄奥尼索斯教变成了官方宗教。另一种情况是，该教内部的一些人拒绝把该教纳入官方意识形态中，只在民间流行，并在该教礼仪规范化方面作了努力，从而使该教演变为奥尔菲斯教。据传说，奥尔菲斯教的创立者是奥尔菲斯，但奥尔菲斯在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至今尚无定论。在希腊神话中，奥尔菲斯是个半人半神的角色，是文艺女神的儿子，擅长音乐和诗歌，其歌声能使顽石生情，其音乐帮助了许多英雄。他下到冥府去营救妻子，但最终未能救出。他失去妻子后，致力于宣传一种新的宗教。
古希腊的民间宗教和各种秘密崇拜，特别是狄奥尼索斯教和奥尔菲斯教，颂扬着与神圣家族对抗的事迹，象征着与希腊正统精神相矛盾的一种精神追求——个人自由。显然，奥林波斯教张扬的是一种个人不可抗拒的神意，而这种神意又有理性的规制，使个人没有任何自由与感性快乐，相反感到的是个性的压抑和欲望的限制。这种宗教是不能给希求感性愉悦的下层民众带来什么精神满足的。狄奥尼索斯教宣扬“醉生”、漫游、恣情，倡导丰收的快乐和田园仪式。这种宗教反映了希腊社会的另一种景象，即命定社会、正统社会对人们的压制以及人们的反抗，希腊下层平民希望过一种无拘无束、任情恣意的欢乐宴饮生活的理想追求。特别是狄奥尼索斯教的庆典给了信徒们一种与官方祭典不同的感受:不必去与天神攀亲带故，不靠祖宗和前辈英雄，也不必顶礼膜拜他们，只要你信奉狄奥尼索斯，只要你按他的处世方式去行事就行。奥尔菲斯教把宗教表象与信仰体验混合在一起，并夹杂着理性思考;它最关注的不是现世的福祉而是来世的幸福;不是人的肉体，而是人的灵魂;它最崇尚的原则不是自制，而是放纵;它追求的精神境界不是神圣和庄严，而是自由与狂放。狄奥尼索斯教和奥尔菲斯教的信仰、教义和仪式对古希腊的平民阶层来说，提供了较强的情感抚慰，也确实是一种精神解放;崇尚狂欢仪式和秘密祭拜，希图给人以神秘与解脱、丰收的喜悦、醉态的兴奋。尽管这些都是相对狭小的入教者的圈子中的情况，但他们的主张，特别是概念:肉体与灵魂的对立、允诺来世的幸福、超越现实的理性的公共生活，却对古希腊政治文化和政治哲学构成了强大的冲击。
2.古希腊宗教的政治文化意义
一般来说，在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宗教是其他意识形态的母体，其他意识形态都是从这一母体中分化出去的，宗教不仅蕴涵着意识的各种表达形式，各种意识形态和文化形式往往被纳入宗教的思维方式和观念体系中，从而具有信仰的色彩，而且宗教还为其他意识形态提供价值内涵，起到了意志定向和价值诉求的功能。希腊宗教比希腊哲学更为悠远。在希腊哲学出现以前，它表征和凝练着希腊民族精神;在希腊哲学形成以后，仍然构成希腊文化的主要精神元素和表现形式，是希腊民族精神的底蕴。
古希腊宗教神话的形成根源于希腊社会的现实。马克思说:“希腊人崇拜奥林波斯众神，这是崇拜他们自己的民族，他们的‘国家’。”[36]由于希腊民族的统一和发展需要一种既能适合诸城邦的个性又能把诸城邦统一起来的宗教，而奥林波斯诸神既有多样性，又有统一性，基本适合希腊社会特别是政治社会发展的需要。宙斯为最高天神和万民共主，其他众神也有自己的管辖范围、职责独立的权力和相应的才能，这就使得各城邦、各行业、各阶层为了表现和现实某种统一而以宙斯为共同信仰，而为了表现自己的独立性而又可尊奉某位天神为自己的保护神，以此作为自己本城邦、本行业的特殊信仰，或者是实现某种特殊诉求的保护神。古希腊宗教神话谱系的这种既统一又分立的兼容并举，使各城邦和各行业都找到了自己的皈依，皆认自己是某个天神的后裔，诸神之间攀亲带故，同根相生，因此，希腊人相互之间自然也是亲戚。奥林波斯教就以这种方式增强希腊人之间的相互认同，构建了希腊人统一的民族意识，从而成为希腊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主流。
古希腊宗教的系统化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这一个过程中，古希腊宗教神对古希腊民族的形成，对反映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诉求，维护不同阶层的政治利益，对建构平衡的政治关系及其理念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奥林波斯教在希腊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一直占据着正统宗教的地位，其宗教观念对古希腊民族的统一、各城邦政治的向心力起到了一种维护作用。在荷马时代，古希腊社会处在氏族社会向城邦社会的过渡中，表现在宗教观念上就是古希腊人所崇拜神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一种矛盾的混合现象，首先是以克洛诺斯为代表的旧神与以宙斯为代表的新神的矛盾、外来神与本族神之间的矛盾，农业神、游牧神、掌管不同行业的神、新兴行业的神之间的矛盾纠葛在一起。于是以荷马为代表的一类的文化人把古希腊人所崇拜的众多的神灵按照族系加以规整，抬高奥林波斯天神到至高的地位，并确定其为希腊人的主要崇拜对象。赫西阿德则用明晰的神谱排出天神和其他神两大系列，调解了新旧神灵的汇聚给希腊人的信仰带来的混乱，也解决了神的世代、职权和能力的关系，而且古希腊各城邦都有自己的保护神，这使古希腊人有了一个大致有序的神灵世界作为信仰的对象，这不仅使古希腊人的宗教信仰避免了内部紊乱，而且在古希腊统一民族的形成和政治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奥林波斯教以外，古希腊人还信奉狄奥尼索斯教等秘密宗教。这些秘密宗教表达了特定人群的特殊诉求，满足了这些特殊群体的精神需要。但总的看来，这些宗教并不鼓动一种与正统宗教完全对抗的新宗教运动，而是力图使信徒更加贴近自己的实际生活。这对古希腊政治产生了促进作用。我们看到，随着城邦的发展和下层民众力量的增强，古希腊社会内部矛盾不断深化，人们的精神世界也有了新的诉求并发生了差别，这导致了新的崇拜。城邦宗教和平民宗教的发展使人们看到了宗教对特殊群体的关爱，这极大地促使了公民中的不同群体都感到能在公共生活中实现自己的诉求，从而更加强化了他们的公民意识。一般说来，只有一个能使一般公民都能充分的自愿参加的公共政治活动领域的形成，城邦公民政治才能真实的存在。而当各种宗教活动都能使人们自愿参加，并且相互之间并不发生尖锐的抵触时，就能够对公共性起一种建构作用。可以看到希腊人在宗教信仰中常被共同的情感紧密又平等地联结在一起。
尽管正统宗教和秘密宗教都维护希腊社会的公共性，但两者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与对抗。在它们的冲突与对抗中，希腊正统宗教具有保守性，维护传统权利，有较强的贵族意识和精英情结。平民宗教往往维护特定阶层的特殊权利，有较强的民众情节。对抗的结果使人们看到了信仰背后所隐藏的利益纠结，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宗教外衣被逐渐地剥离。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具有理性主义特征的政治哲学就冲破了宗教包裹而显露出来，并对宗教神话构成了冲击。其结果是，宗教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发生动摇，宗教神话观念被改造后吸收到政治哲学之中，通过理性的提炼来体现人们的政治诉求。这也就是说，在希腊政治哲学诞生以后，宗教仍在延续并与政治哲学一起各自以不同的形式发生相互影响，但宗教表征政治诉求的主导地位已被哲学所代替。“这样被亚里士多德称作‘神学家’的希腊哲学的先驱们，在一种奇妙的宗教和哲学的曙光熹微中呈现在我们面前。”[37]在政治哲学面前他们的教导正黯然失色，在希腊宗教神话中诞生的希腊政治哲学对宗教神话的政治观念带有很强的否定性和超越性，并成为意识形态的主导形式。
不管怎样，古希腊宗教神话对古希腊政治文化产生了一定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希腊宗教本质上是原始宗教，在其以后的发展中始终未达到理性宗教的高度，没有形成关于神的形而上学思考。即使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晚期希腊哲学中存在这种意向，甚至有一定论证支持，但始终也未能创造出完整的神学理论。希腊宗教的原始性恰恰给古希腊政治哲学没有套上宗教神学的桎梏从而束缚政治思想自由，反而使得世俗的各种政治诉求和政治权力都能在宗教神话中找到自己的根据，从而给政治哲学的不同观点找到了宗教的依据。古希腊宗教没有自己的哲学理论基础，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没有衍化出一整套神学，既没有完整的神学理论作支撑，也没有宗教哲学原理作为基础，这使得它在强化民众对神灵的绝对虔诚、对世俗事物特别是王权的神化以及无条件地服从、对自己的行为和精神世界的反省与沉思等方面难以发挥导向与禁锢作用。甚至由于古希腊宗教神话的感性特质，常常引导人们注重生活中的感情诉求、多样性和对强制的抗拒而使宗教信仰强化作用得到了消解。此外，古希腊宗教神话基本上没有把“哲学看做是自己的奴仆”，尽管与哲学处于并立的状态，但它与理性并行不悖，主要是由于它独特的宗教伦理观念和道德内涵包含着强烈的世俗精神和感性诉求，进而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影响，而且主要是通过宗教神话故事所包含的个人精神冲动来影响人们的行为。因此，古希腊宗教神话并没有对带有理性色彩的古希腊政治文化和政治哲学构成强烈的思想禁锢和来自信仰的冲击。
古希腊的正统宗教奥林波斯教在荷马时代也孵化出“君权神授”的观念，但这种观念在发展中，一方面受到了民权神圣性的冲击，另一方面逐渐地与神权相分离，神权转化为对城邦和个人的保护力量，而君权不具有这种保护功能。史诗中对“英雄”的崇拜就是神化城邦统治者的表现，但这种过程被各种因素所阻断。随着城邦的形成，群体之间的互动所形成的社会公共力量得到了肯定，对个人的崇拜为对公民集体、公共权利和公共权力组织的崇拜所代替。这种对城邦公权的肯定，在奥林波斯教那里表现为对城邦保护神的崇拜，得到城邦保护神的庇佑是合法性的基础。城邦保护神保护的是城邦，而不是某个人。在这种基础上，公民集体的认同性与凝聚力得到了强化，甚至被神化。许多公民在一种宗教情绪的鼓动中积极参政，在城邦中追求优良的生活和实现个人的利益。
第二，希腊宗教神话是一种“仪式化”的实践性宗教，注重通过众人的宗教仪式活动，特别是宗教祭祀场面、宗教话语交流和宗教表演来体现和践行思想内涵，并不注重通过个人的默念、冥想和忏悔等心灵的内在活动来达到精神修炼。这使得希腊宗教神话不仅没有系统的教义和教理，而且也不注重教义教理的研究，更不能通过教理教义及神学理论对政治哲学发生直接的影响，只是给政治哲学提供了一些启发性的神话故事，这有利于古希腊政治哲学的独立发展。此外，古希腊民间流传的一些秘密教义，也没有系统化的教义教理，而且不太关注公共问题，只注重个人心灵纯化和情感满足，再加上传播方式的秘密性，使其很难对开放性的古希腊政治文化产生什么宗教上的影响。这也使得古希腊政治哲学较少受到来自民间宗教信仰的冲击。
古希腊宗教神话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类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还带有感性的朴素性质，没有完全的分化，包含着各种意识形式的萌芽，其内涵涉及历史、自然、道德、政治、日常生活等方面。在践行和传播的过程中，古希腊宗教主要通过宗教表演仪式和口述神话故事来实现与政治文化的对接。可以说，古希腊宗教神话的这种“话语”形式构成了古希腊政治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由于“宗教话语”形式在当时具有强大的震撼力，人与神的交往通过集体仪式进行，仪式过程作为一种文化表演，唤起的是范围颇广的情绪与动机，在这种共同参与的集体意识活动中增强了彼此的交流，构建了共同的心理和认同，建构了希腊民族的精神意识和城邦观念。而这种话语形式与话语内容交相作用，不可分离，对古希腊公民意识的情感沉淀和行为指导发挥了有效的统合作用。芬利认为:“国教、神话、传统浇铸加强的共同体意识是雅典实施民主成功的根本因素，若不是相当多的公民能自我节制，不逾矩度，不能防范混乱即专制的开端”[38]。这是宗教话语的内容对政治的影响。那么，在形式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希腊宗教的形式对希腊政治文化也有一种形式上的影响，这就是公民在公众场合，抱着维护公共体利益的信念大胆地讲话与辩论，而古希腊的宗教祭拜活动的仪式化、戏剧化和交流性等话语特征为古希腊政治文化提供了一种特有的表达形式。
第三，古希腊宗教不像基督教，既没有尘世中创立该教的教祖，也没有由教祖或先师们所铸造出的、众信徒们加以推崇的和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圣书，因而也没有固定不变的教条、教义和思想纪律，这为人们的理性判断、独立思考以及政治的自由探讨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古希腊宗教以个人判断为基础，而且宗教神话中诸神的血缘谱系也没有得到合法认同，从神话故事与血缘谱系中看到的是往往是邪恶而不是仁善。通过古希腊宗教人们感到的是，神不是人的楷模，而相反人不能像神那样把权力建立在强力、阴谋和篡夺之上，要寻找一种个人意志的理性整合，要建立一种公平正义的关系，以便为个人的判断和行为提供道德标准，人们从神那里得不到城邦公共性和谐构建的基本规范，转而只能依靠人自己的理性了。古希腊宗教为知识、理性的成长打开了缺口，为古希腊公民政治素质的培养与教育留有余地。也就是说，古希腊宗教神话不干涉人的政治教育。另一方面，古希腊宗教神话又通过宣扬英雄、追求荣誉、维护个人尊严、肯定自我等方面来肯定与鼓励个人的创造性。英雄的个人主义影响了古希腊人的自由精神，使他们在城邦的建立过程中，把个人荣誉与城邦公益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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