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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哲学中的实践概念

时间:2022-03-0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现代中小学教师实践中的“实践”概念源于古希腊。实践的概念在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之前是一种常识性的概念,人们把人类的所有行为和活动总称为实践,因此并没有关于实践概念的论述。实践指免于生产劳作的人们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动,主要包括伦理和政治行为。亚氏的实践哲学影响着而后西方哲学种种相左的实践观。这种思想对于我们思考实践的概念,对我们理解今天的中小学教师的实践都是极其深刻的哲学参照。

一、古希腊哲学中的实践概念

现代中小学教师实践中的“实践”概念源于古希腊。实践的概念在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之前是一种常识性的概念,人们把人类的所有行为和活动总称为实践,因此并没有关于实践概念的论述。

在希腊哲学史上,早期哲学家巴门尼德将人类知识划分为对应于存在(to be,或译为“是”)的思想和对应于非存在(not to be,或译为“不是”)的意见,并倡导走真理之路而不要屈从于众人的经验习惯。因此,关于对象的真理性认识就变成最高的有意义的活动。如果还有实践活动可言的话,那也只能属于意见范畴,而意见范畴是没有真理性可言的。

柏拉图则将世界划分为理念世界和感性个别事物的世界,并提出分有说。感性世界因分有或模仿理念世界而获得存在及其意义。据此,把握理念的知识是真理,有关的活动具有最高的价值,而把握具体事物的知识只具有真理的摹本的价值。柏拉图不同于巴门尼德,他赋予理念认识以外的人类其他活动与知识类型以一定的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是理念认识合理性的派生物。

亚里士多德受到其老师柏拉图和其他前辈哲学家的深刻影响,发表了《形而上学》《物理学》和《尼格马科心理学》等重要著作,反思和分析人类的行为,形成了自己的实践哲学。正是亚氏在自己的时代首先阐释了实践的概念,他依据世界统一性的思想,认为:世界是一个从质料到形式、从潜能到现实的过程,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等级体系。人的实践是多种多样的,目的也是多种多样的,但都是以最高的善作为自己的元价值的人类活动。这一点,亚氏承袭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善的追求的思想,其实践概念具有突出的伦理性。

对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不能将其从他的哲学整体中切割下来单独理解,而只能将其放在他的哲学整体中去理解。亚里士多德将人类活动区分为理论、实践和创制。理论把握事物的原因和原理,求知于普遍性和必然性,进而跟永恒的神性相契合。这是有闲暇的人自由从事的活动,是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因而是最高贵的活动。创制主要指生产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行动。这是人类出于自然必然性的强制而不得不从事的活动。它以产品为目的,自身只是手段,因而是最低贱的活动,主要由奴隶来承担。实践指免于生产劳作的人们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动,主要包括伦理和政治行为。这些行动具有自由选择性,并且以自身为目的,但由于它们不得闲暇,不能达到普遍性,因而在价值上次于理论活动。如是,亚里士多德就为西方思想制定了三块模板:“理论模板”——“(自由的)理论(通过)→(目的在己的)思想(求知)→自然(的必然)”;“实践模板”——“(自由的)实践(通过)→(目的在己的)行动(实现)→社会(的应然)”;“创制模板”——“(不自由的)创制(通过)→(目的在他的)行动(克服)→自然(的必然)”。在某种意义上,后世的西方实践哲学都可以解释为对这三块模板的修补、剖分、拆解、拼装或改铸。[1]

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跟巴门尼德和柏拉图的观点存在一个显著区别就是:亚里士多德已经注意到了实践和创制活动跟理论活动之间在本体依据上具有某种差异性。巴门尼德只是强调了思想和意见的区分而尚未考虑其间的关联问题,而柏拉图则将各种相对划分开来的活动从本体论上统一到了对理念的认识之中。亚里士多德观点的新意在于:他没有把实践和创制从逻辑上还原为理论,或从理论的本性上去统一说明实践和创制的本性,而是把实践和创制看成跟理论虽有联系但又有重大区别的其他类型的活动。亚氏所讲的创制与我们所说的生产实践有相似之处,但是它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故无须赘述。亚氏的实践观点具有整体性特征,突出了自由与善,突出了向善的行动和自由人的伦理,并看到了实践与理论的联系。

柏拉图把“相”(idea,eidos,通常译为“理念”)看作原型而把具体事物看作摹本,亚里士多德把具体事物看成依据“形式”(eidos)加工质料的结果,它们都是这种制作图式的表现。他用这种图式去说明各种事物都是用形式和质料合成的,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加质料的学说由于内含制作图式,因而他的实践虽然独立于理论而存在,但是还是不可避免受到理念的影响。

另外,亚里士多德把人类的思考方式(也是获取知识的方式)分为思辨(哲学)之思(sophia)、理论(科学)之思(episteme)和实践之思(phronesis)。其中,思辨之思决非如今人所言的冷冰冰的无视人存在的认识。亚氏所著《形而上学》深含人文主义精神。他提出的返回自我,对人之存在的追问,反映出形而上学对人的深沉的关注。亚里士多德讲的“爱智”并不是一种为目的的求知,而是一种对知识的自由的探索。他说:“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的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2]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指的最自由的科学就是形而上学。它深深地浸透在亚氏的全部哲学之中,这也是正是亚氏形而上学的深层关怀。

而实践之思是针对行为的选择或欲望的思考,“这样的思考是一种实践的真理,而思辨的、理论的思考则不是实践的,它只是真与假而不造成善与恶。……实践思考的真理要和正确的欲望相一致。”[3]实践之思由此充满了道德感和伦理感。通过实践之思获取的知识就是“实践知识”(拉丁文译作prudentia,英文practical knowledge),它包括宗教知识、伦理知识、政治知识和法律知识等。

亚氏的实践哲学影响着而后西方哲学种种相左的实践观。同时,作为思想的种子,亚氏的实践思想对今天还是很有启示的。亚氏的创制实践被培根等发展为后来的以主客二分为特征的西方的认识论哲学,一方面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另一方面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也不断地显现出重大的缺陷,这两个方面对西方,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持续的巨大影响。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于“行”的阐释,对于“知”与“行”关系的论述,我国的孔子已有精辟的思想。我国古代著名哲学家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代表了我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一个思想。这种思想对于我们思考实践的概念,对我们理解今天的中小学教师的实践都是极其深刻的哲学参照。其实,“实践”一词,我国古已有之。明代王廷相(1474—1544)《慎言》云:“务高远而乏实践之作其弊也狂。”又云:“笃行实践,以守义理之中也。”[4]还有批评:“近世学者之弊有二:一则徒为泛然讲说,一则务为虚静其心,皆不于实践处用功,人事上体验。”[5]明清之交王夫之则强调:“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6]中国古代所谓实践主要是指个人的实际行动,与现代所谓实践的意义有所不同,中国古代实践一词具有很强的道德伦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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