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理论哲学或旧形而上学之预设主客分立，把理论置于优等地位，贬抑实践，现代实践哲学试图对此予以反拨，并对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给予了极度重视。与在理论哲学中不同，在实践哲学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具有根本性的重要地位。这一重要地位从学理上说有其必然性。首先，在逻辑上，自身亦作为一种理论的实践哲学，既然强调异于自身的实践活动为最根本性的活动，因而它便必须说明自身所属的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说明实践活动如何比之理论活动是更为根本的活动，说明理论活动如何根源于实践活动，否则，这种理论就是自我否定的。而与之相对照，自身作为一种理论的理论哲学之肯定理论活动的根本性地位，既然已肯定理论活动的根本性地位，便无须从比自身低等的实践活动关系中获得证明。其次，从哲学史上看，现代实践哲学是对于两千年来占据统治地位的理论哲学的反叛，它既然认为哲学史上长期以来对于理论活动的推崇和对于实践活动贬抑是一种虚假的观念，并要将这种关系颠倒过来，那它便不可避免地要对这二者的真实关系给予说明。再次，更为重要的是，实践哲学从根本上否定理论哲学所预设的主客分立和理性为人的本质的有效性，是认为这种分立为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从而是有限的，且人的理性亦是历史的、有限的，而这便意味着生活实践并非能够全然理论化。由于实践哲学一方面肯定理论根源于实践，为生活实践之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肯定生活实践的不可全然理论化，故在实践哲学中理论与实践之间便具有一种差异性张力，从而其关系问题便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个根本性的重要问题。
而在实际上，实践哲学亦总是给予了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以极大的重视。我们且看现代实践哲学的开创者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是怎样看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的。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没有想到迄今为止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9]。这意味着马克思要考虑作为理论活动之代表的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这同一主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一次出现。[10]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11]。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则进一步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12]，“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3]，“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4]。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进而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15]马克思进一步的结论是:“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16]在写于1879年至1880年间的《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马克思甚至写道:“但是在一个学究教授看来，人对自然的关系首先并不是实践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而是理论的关系……但是，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之中’。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们首先是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说，并不是‘处在’某一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由于这一过程的重复，这些物能使人们‘满足需要’这一属性，就铭记在他们的头脑中了，人和野兽也就学会‘从理论上’把能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同一切其他的外界物区别开来。”[17]这些都表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创立其哲学的过程中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根本性问题。
对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给予极大重视的不仅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而且一般来说，任何一种现代实践哲学都不可能不对此问题予以极大重视。这里可以实用主义者杜威为例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的现代实践哲学是如何看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杜威的“最有影响的著作”[18]《确定性的寻求》的副标题便叫做“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由此可见在实用主义那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有着何等重要的地位。杜威认为:“人生活在危险的世界之中，便不得不寻求安全。”人寻求安全有两种途径:一种途径是试图同他四周决定他的命运的各种力量进行和解和顺从于命运;而“另一种途径就是发明许多艺术，通过它们来利用自然的力量”，即“通过行动改变世界的方法”[19]。在这样的理解中，理论便不是与实践完全分离的，而是实践的一个环节。“按照这个理论来说，概念是当我们对存在采取行动时在理智上所运用的工具。”[20]这样一来，“理论上的确定性和实际上的确定性合二为一了，和安全、和相信使用工具的操作的可靠性合而为一了”[21]。据此，杜威批评希腊哲学把理论与实践完全分割了开来:“理性的与必然的知识是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认为这种知识乃是自创自行的活动的一种最后的、自足的、自包的形式。它是理想的和永恒的，独立于变迁之外，因而也独立于人们生活的世界，独立于我们感知经验和实际经验的世界之外的。”而“实践动作，不同于自我旋转的理性的自我活动，是属于有生有灭的境界的，在价值上是低于‘实有’的”。[22]而实用主义在哲学上的革命，就是要废除主知主义的错误，改变这种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状况。
毋庸置疑，马克思哲学与杜威哲学之间是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的，但在对传统理论哲学或旧形而上学的反叛上，二者又是有着共通之处的。如果我们不带成见地对上引马克思和杜威的有关论述进行比较，是不难看出二者之间所存在的深刻的一致性的。这一致性首先在于二者都强调实践对于理论的优先性和优越性，一者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一者则批评传统哲学只在纯认知活动中寻求完全的确定性，而主张“通过行动改变世界的方法”。两位哲学家都主张改变世界的优越性和根本性，这正是现代实践哲学的基本之点。其次，这一致性还进而在于二者对于传统哲学中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颠倒上。传统哲学无不将实践活动从属于理论，无不认为只有理论能够达到真正的实在、真正的确定性，而两位哲学家则都将理论从属于实践活动，认为理论不过是实践活动的一个环节，服务于实践。一者认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一者则认为，“概念是当我们对存在采取行动时在理智上所运用的工具”。这种一致性表明，同为现代实践哲学，其共同之处正是对于理论哲学或形而上学的超越。事实上，消除理论的彼岸性、神圣性，使之回归于世俗的生活实践之中，这不仅是马克思哲学、杜威哲学所主张的，而且一般为各家现代实践哲学以各种方式所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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