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城邦的形成发展

公元8世纪，古希腊出现城邦国家，这个时候，正是古希腊在爱琴文明消失后重新崛起之时，新近涌现出的国家，皆以一个城市或市镇为中心，与周围农村相结合，形成独立自主的城邦，在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700年间，众多的城邦涌现于希腊世界，如满天的星斗般闪烁着文明的光辉。

这时的古希腊，各地的生产力增长均衡，铁器使用普遍，手工艺发展尤为迅速，同时，由于此时与东方的联系，使古希腊的商贸已恢复甚至超过爱琴文明以前的水平，且古希腊本土和东方的交往并不仅仅限于商业，对东方文明遗产的吸收也硕果累累。古希腊这个后起的文明很快利用了东方文明历尽千年才取得的丰盛成果，使古希腊城邦在形成之际，就已站在了较高的历史起点。

如果我们从世界各民族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历史进程来看，最早建立国家的几乎都是城邦型的小国，然后再由小国演变为大国以至帝国。而古希腊保持小国纷立的时间与其他文明相比时间较长，这种小国寡民的城邦使公民政治获得了较充分的发展。

古希腊的地形很乱，有很多小的谷地，山坡地多，最多是海岸和海湾，正因为这样的地形原因，才形成大大小小的城邦。最先出现奴隶制城邦的是在荷马时代，先后出现了二百多个城邦。在北希腊、中希腊西部、南希腊北部以及小亚细亚西岸的北部，伊奥利亚人建立了很多城邦，其中重要的城邦有底比斯和达尔斐等。而在中希腊东部的阿提卡半岛、优卑亚岛和爱琴海中部的岛屿，一直到小亚细亚西岸的中部，爱奥尼亚人也建立了很多城邦，著名的有米利都、爱非斯、卡尔息斯和雅典。同时在南希腊的南部和东部、克里特岛以及小亚细亚西岸的南部，多利亚人建立了斯巴达、亚哥斯、科林斯和麦加拉等城邦。希腊城邦小者如厄齐那只有100平方公里，较大者如斯巴达，其领土也只有8400平方公里。雅典是2550平方公里，当其全盛时代，居民共约40万。

在古代希腊，城邦就其政治意义而言首先是指高于家庭、村落、部落之上的特定人群的联合体，即公民集体。这些城邦往往都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附近的若干村落，其特点之一是小国寡民。在希腊城邦中，公民主体是由拥有政治参与权的男性构成，每个城邦都是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各邦之间一般是平等的邻邦关系。城邦的自治权利或多或少属于各邦公民。根据各邦公民在公民大会中参政权利的大小，可将城邦政体划分为若干类型，其中贵族制和民主制在古希腊城邦中最为流行。除了贵族制和民主制外，古希腊城邦还存在君主制，寡头制和僭主制。古希腊城邦实行的公民政治，使城邦公民享有较充分的政治权利。尤其是雅典的民主制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希腊各城邦形成的初期阶段，氏族贵族独占政权。他们为了巩固其特权地位，利用和改组氏族部落的机构：从氏族贵族中选出执政官或类似的官员；大力削弱民众会的权力，使它成为单纯地从贵族中选举官员、形式地表决贵族提议的机构；一切权力集中到由议事会转化而来的贵族会议那里。氏族贵族统治时期，社会的各个方面还带有氏族制度的残余。氏族部落组织、氏族血缘关系的影响还延续很久。农村公社或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氏族制度的残余在习俗和宗教上也有保留。氏族贵族常常利用这些氏族制度残余为自己服务，从而阻碍着国家的进一步形成。

贵族政治在一些城邦中并未长久维持下去，有的城邦，如雅典由于平民反抗贵族斗争的胜利，贵族政治为僭主政治所代替，最后达到奴隶主民主政治。有的城邦，如科林斯则由贵族政治经过僭主政治转变为寡头政治。只有斯巴达，政权长期保持着贵族政治的形式。

希腊的城邦，就其形成的方式或途径的不同，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氏族部落经过自发的、长期的解体过程，国家从氏族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直接产生出来，雅典是这类城邦的典型。二是具备了国家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通过奴役被征服的居民，从而缓解了征服者内部的矛盾，征服者本身的氏族部落组织在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对抗中转变为国家机构，斯巴达就属于这类城邦。三是通过殖民活动形成的城邦。这类城邦一般实行母邦的政治制度，但在政治上不依附于母邦，而是独立的。这些殖民城邦，在促进希腊经济和文化发展上起了很大作用，它们加强了希腊各邦和海外各地的商业联系，也为希腊接触并吸收了埃及、巴比伦和腓尼基的文化提供了方便，当然，希腊殖民者对土著居民的劫掠、奴役和屠杀，给殖民地原有居民和周边居民都造成过巨大的灾难。

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城邦开始衰落，那时公民中贫富分化渐渐加剧，公民权与土地的关系日趋松弛，公民集体内部矛盾日益增加，公民兵制开始瓦解。

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对古希腊的征服，加上公元前323～公元前30年希腊化时代的诸多国王对希腊的奴役，使希腊绝大多数城邦的政治独立被剥夺，原有的公民集体瓦解，城邦也最终演变成庞大中央集权管辖下的地方自治单位，到此，古希腊的城邦时代宣布结束。

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从其形成发展到最后衰退，是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的萌发和成长，城邦中环境之间的均衡、思想自由的适度、有节制的生活、人的个性与特长的和谐发展等等，都无一不渗透着希腊人的中道思想，反之，他们所崇奉的中庸精神又反过来制约着希腊城邦文明与城邦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古希腊城邦文明之所以能维持几个世纪并在世界文明史上大放异彩，很正确地道出了希腊人崇尚的中庸之道所包含的巨大的与潜在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