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民族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形成

一、古希腊的民族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形成

最早在爱琴海区域活动的是来自西亚的移民和当地土著，他们创建了“克里特文明”，大约在公元前30世纪已进入了青铜时代，于公元前17世纪达到繁荣，所使用的文字由象形文字发展到线形文字A，在建筑、工艺、雕刻等方面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然而，约在公元前20世纪，他们的文明为南下进入希腊半岛的阿该亚人所终止。阿该亚人与当地居民融合，在希腊半岛上创建了迈锡尼文明。公元前15世纪，阿该亚人进入克里特岛，取代了原居民，克里特文明告终。公元前15世纪末，希腊半岛上的迈锡尼文明达到繁荣，有大型的王宫和王陵，有青铜农具和武器，有造船业和商业，有线形文字B，已经出现了贵族占有大片土地的私有制度，出现了公有奴隶和私有奴隶，这表明迈锡尼文明已经向奴隶制过渡。公元前12世纪初，迈锡尼的珀罗普斯王朝国王阿伽门农统帅希腊半岛境内的联军，远征小亚细亚西岸的特洛伊。考古资料表明，尽管在特洛伊战争之前，整个希腊有过共同的行动^[18]，但希腊联军进行特洛伊战争的这次统一行动进一步打破了希腊各部落间彼此隔绝的关系，使各部落感到它们拥有共同的利益，促进了它们之间的交往与融合，形成了一种战时联盟。

公元前12世纪末，巴尔干地区又发生了部落大迁徙，同属于希腊语支的多利安人陆续南下，进入希腊半岛和爱琴海，结束了迈锡尼文明的历史。多利安人原来是半农半牧的原始部落。进入希腊以后，他们摧毁了当地原有的王宫等建筑，破坏了手工业和商业，线形文字B也绝迹了。这个时期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资料，但产生了相传为诗人荷马所作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所以，这个时期被称作“荷马时代”(公元前12—前8世纪)。在荷马时代，多利安人与当地居民逐渐融合。

荷马时代后期(有的史学家也把荷马时代的后期称为黑暗时代)，部落大迁徙结束，古希腊社会由部落向城邦过渡，古希腊民族逐渐形成，古希腊社会进入了古风时代。公元前9—前8世纪，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西岸基本上形成一个整体，产生了具有固定地域和相同方言的三个民族:伊奥尼亚人、埃俄利亚人和多利安人，它们就是原始希腊人，是后来统一的希腊民族的基本成分，但他们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修昔底德说:“在特洛伊战争之前，我们没有关于整个希腊共同行动的记载。……整个国家甚至还没有叫做‘希腊’。”^[19]“荷马虽然生在特洛伊战争以后很久，但是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用‘希伦人’这个名称来代表全部军队。……我认为在他那个时候，希腊人还没有统一的名称，以和希腊人以外的世界区别开来。”^[20]不过，进一步的发展使希腊人逐渐形成了统一的民族意识。希腊神话传说丢克利翁和皮拉有个儿子叫希伦，他就是整个希腊民族的始祖，而他的三个儿子克苏索斯、埃俄罗斯、多鲁斯，分别是伊奥尼亚人、埃俄利亚人和多利安人的祖先。丢卡利翁还有一个女儿，生子马其顿，即为马其顿人的祖先，所以马其顿人和希腊人是表兄弟。从整个希腊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古风时代所有希腊人有一种日益增长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他们属于同一个民族，构成一个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不仅有共同的宗教和共同的语言，而且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诉求和其他文化上的联系，还建构了共同的血统渊源。从公元前776年开始，全希腊实行四年一次的奥林比亚运动会，对统一希腊起了很好的作用，它同时也成为希腊各城邦共同采用的纪元标准。但是，古希腊民族的形成并没有与他们的城邦国家的建立完全捆绑在一起，而是形成了众多的城邦和统一的民族并行不悖的历史景观。可以说，古希腊人有“咱们都是希腊人”或“文明人”的心理与精神上共同认同，但在国家归属和政治权利上却壁垒森严，外邦人被排斥在公民之外，城邦国家似乎也不准备吸纳外邦人为本邦的合法公民，不管他是希腊人还是非希腊人。

在希腊社会从游牧迁徙转向农业定居，从血缘群体转向地域民族的过程中，逐渐破除了原始氏族部落的公有制及其社会结构，从而形成财产私有制度，并由此产生了社会分化与阶级结构。荷马时代后期，铁器在希腊得到广泛使用，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土地私有化进程加快，此时不但有了大量家奴在土地上进行耕作，而且在商业、手工业等生产领域中也广泛使用奴隶。原来氏族成员中的分化日益加深，部落和氏族首领转化为奴隶主，一般成员转化为平民，社会形成了奴隶主、奴隶、平民三大阶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工商业阶层，有的工商业人士发展为工商奴隶主，因此，在奴隶主中又出现了贵族奴隶主与工商奴隶主的区别。此外，在希腊社会的发展中，逐渐游离出一个知识分子的特殊群体，还存在着由于移民、贸易、城市建设、战争等诸多原因所产生的大量的外邦人。

上述这种基于所有制关系对希腊社会民众的划分，并不完全合乎古希腊诸城邦对其成员的区别。古希腊社会主要从个人与城邦的身份归属和享有的政治权利来划分社会成员。公元前5世纪，在希腊社会基本完成了从氏族部落到城邦国家的转型之后，城邦中的居民就分化为拥有政治权利的“公民”阶层和没有公民权利的社会阶层。公民阶层一般是有本邦国籍的成年男子，而妇女、儿童、外邦人构成非公民阶层。这种分化在不同的城邦中因经济体制不同而导致了政治体制上的差异，并且使公民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情趣有了显著的不同，其结果导致了文化成就上的差距悬殊。例如，雅典城邦是通过融合的方式建立国家的，经济上以商品经济为主导，在融合过程中有力地摧毁了氏族贵族的反抗，建立了大多数本邦居民拥有政治权利的民主体制。这使得雅典社会具有宽容精神，政治领导人能够倡导学术文化。当大批知识精英辗转流徙来到雅典后，即使有些学说在一般人看来属于“异端邪说”，除非有大的冲突和少数人的别有用心，雅典社会一般都对其能容忍。哲学家阿拉克萨哥拉就是例证:他来到雅典，与伯里克利等名人交往，成为他一生的活动和事业中的重要事件。所以，雅典能够成为全希腊的文化中心，造就了古希腊的灿烂文化。斯巴达人就不同了，他们是在征服原住民希洛人的过程中建立国家的，实行军事奴役制，没有给原居民希洛人任何政治权利，因而必然面对着人数占优势的希洛人的强烈反抗，而且斯巴达人长期滞留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上，“惟其如此，斯巴达人就越有保持野蛮军事统治的必要。顽强的部落生活的遗留和国家形成后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就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军事社会生活。”^[21]这导致了斯巴达拥有希腊其他城邦所不及的军事优势，使其能够战胜雅典，却不能创造辉煌灿烂的雅典文化。

公元前4世纪以后，古希腊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动，民族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希波战争的胜利，使希腊社会进入了全盛时期。不久，希腊许多城邦的矛盾激化并促使了社会分裂，整个希腊社会卷入了内部争霸。这些争战特别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造成了城邦国家实力的削弱，也深刻地改变希腊社会的民族结构和阶级结构。首先，城邦之间的利益矛盾尖锐化，城邦内部的阶级矛盾也进一步激化。其结果是古希腊民族的统一体发生解体，城邦政治动荡不安，制度遭到摧毁。紧接而来的希腊化时期，古希腊民族又与马其顿民族相融合;罗马征服希腊和周边民族，建立了罗马帝国以后，希腊民族逐渐地与古罗马人相融合，融合在一个更大的总的潮流与群体之中，他们的民族性已经消逝。在罗马帝国的版图中，过去的民族区分虽然存在，但它的意义正在淡化。其次，社会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向着二元化方向发展，公民阶层走向解体，政治统治权为贵族阶级及其代表帝王所垄断。贵族奴隶主与工商奴隶主的界限已被消除，替代这种划分的是大奴隶主和中小奴隶主，许多中小奴隶主逐渐沦落为平民。平民阶层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已大大地削弱了，主要根源是古典时代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在战争、掠夺、经济分化、重新分配中被彻底埋葬。奴隶虽然存在，但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社会制度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奴隶的数量在减少，把某个部族的全体都确定为奴隶身份的情况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在帝国庞大的区域内，不存在大量的外邦人，绝大多数民众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民，只是在享有政治权利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帝国内部，罗马人作为一个族群虽然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特权，但他们中间也存在大量的平民，这些平民往往不属于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中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