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与城邦的关系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话题

三、哲学家与城邦

哲学家与城邦的关系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话题，这一话题属于公民与城邦这一更大的更基本的话题中的一个子话题，但这一子话题却更深刻地揭示了个人与城邦、个人自由与城邦公共自由、精英与民众的关联与冲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赫拉克利特时代所出现的一个新问题，而这一问题又与祭司与民众的关系的问题不同，本质上是理性与感性、真理与意见的关系问题。这一话题的形成根源于古希腊城邦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在哲学家出现以后造成了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一种处于城邦公共政治生活之外的更高的个人精神生活显露出来，使人们感到，在公共政治天地之外，个人还可以有更高的自由境界，还有更能使精神向往驰骋的天空。这在祭司阶层里一般是没有的，但这样一来也造成了哲学家与城邦的矛盾，哲学家不愿投入到公共事务中去。另一方面是，哲学家与祭司不同，仅就公共性问题而言，祭司们通过神性言辞来传达信仰从而赢得服从，而哲学家试图超越事物的流变的现象而达到普遍必然性，这就必然要超越众多言辞形成的公共性或一致性而把握事物的本质，试图按照社会政治的本质来论证和建构城邦制度，即按普遍价值来评判各种特殊的价值诉求，甚至否定这些特殊价值的合理性，这就造成了哲学家与城邦公众之间若即若离、关心与超然、爱恨交织的状态，这些必然造成维护公正、社会良心、坚守必然规律与强调特殊价值、挽救衰微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赫拉克利特并不是这一话题的首先提出者。事实上，在赫拉克利特之前，这一问题已经充分地显露出来，城邦的出现与哲学家的诞生有密切的关系。古希腊城邦体制的形成有赖于梭伦等“七贤”式的人物。尽管毕达哥拉斯反对僭主政体，在克罗顿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但在巴门尼德之前，总体上来说，哲学家一直是“城邦的女儿”，在巴门尼德以后，哲学家与城邦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赫拉克利特使这一问题更加突显。在赫拉克利特之后，这一问题就成了古希腊政治哲学的入门话题，因为哲学家要研究城邦问题，首先要确立自己与这一问题的关系，是作为旁观者来研究城邦，以满足自己的求智兴趣，还是作为局内人来城邦，以图城邦更为完善，更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赫拉克利特从城邦公共事务中撤身而出，引起了哲学史家的极力关注，因为如上所述，这一问题是政治哲学的入门问题，而且也涉及个人自由与公共自由的关系问题，而赫拉克利特的言谈举止使这一问题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因此，只有深入理解赫拉克利特与城邦的关系以及他本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把握这一问题的起根发苗，才能深入的理解知识、道德、智慧、哲人与国家的关系。黑格尔认为，从赫拉克利特开始，“哲学家才从公共事务和祖国的利益中分离，或撤退……赫拉克利特则献身于学术，完全为了哲学而生活在孤寂之中。”^[54]从赫拉克利特的生活过程上看，确实如此。传记材料显示，赫拉克利特出生于爱菲斯的王族，根据世袭应继承王位。但是，他放弃了爱菲斯的王位，将它让与兄弟，自己则远离人们而隐居于神庙中研究哲学。不仅如此，赫拉克利特与城邦一直处于紧张的关系中。赫拉克利特与城邦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关系，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我们在这里试图从时代与哲学的关系、赫拉克利特的个人问题两个维度来解释。

从时代来看，赫拉克利特生活的年代，是希腊众多城邦处在政体转型的历史时期，许多城邦从君主政体或贵族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变。城邦对古希腊人来说，特别是对城邦公民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几乎每个希腊公民的荣辱、幸福都与城邦的兴衰、和谐紧密关联。对他们而言，只有在城邦之中才能体现出自己的本质，一旦失去城邦，其生活的目的和自己价值旋即丧失，至少是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不保。而城邦政体的变化，虽然不至于彻底地使个人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遭到完全的剥夺或绝对拥有，但相对于特权而言则是基本如此。在古希腊，人是城邦的动物，不成其为某个城邦的公民的人就不具有人的本质，即人的权利。因此，城邦意味着一个人能够得以关照自己权利的现实区域。不仅如此，虽然在实际政治过程中，城邦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主要依靠实证理性所造就的法律规范来解决其成员之间的冲突，但城邦还具有地域共同体、血缘共同体、伦理共同体、信仰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特征。在赫拉克利特生活的年代，城邦共同体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在当时，这种转变虽不至于使城邦解体，但造成了城邦的内部分化。贵族集团对这种分化和自己地位的贬损深感忧虑和遗憾，这种忧虑和遗憾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利益与权利的丧失，显然也与社会转型中人的良好的高贵的精神品质的丧失有关。在赫拉克利特生活的年代，爱菲斯城邦工商业发达，工商业奴隶主同贵族奴隶主的斗争十分激烈，民主力量不断强大。在历史转折的过程中，在城邦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的推动中，需要而且事实上也出现了试图凌驾于利益矛盾冲突的双方或超然于城邦价值之上的人;需要而且事实上也出现了一种维度，这种维度超越城邦与公民的狭隘视阈而站在更高的人的视阈和境界上来看待各种价值关系及其矛盾;出现了一种新的价值诉求，这种诉求把公民从城邦中解放出来，建构和实现完全属于自己个人的自由天地。如果说，自我意识与自由意识的第一次觉醒是人把自己从自然中、从动物中加以分离的话，第二次觉醒就是把自己从人的群体中加以分离。赫拉克利特看到了这种分离的意义，看到了城邦生活意义的局限性以及给人所带来的限制性，试图给困顿中的个人开辟一种新型的生活境界。这种生活境界也是对传统的血缘共同体、伦理共同体、信仰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一种消解和颠覆。

从赫拉克利特个人而言，王族背景使他的价值立场潜在的具有保守性，而且在生活的年代和所在城邦，奴隶主两派的斗争很尖锐，掌权的贵族奴隶主反对与工商业奴隶主和平民群众分享政权。在这场斗争中，民主力量不断强大，民主与精英的冲突也不断激化。虽然赫拉克利特把执政者的头衔让给自己兄弟的真实原因不清楚，但在这以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却能充分地表明，赫拉克利特与城邦民主力量结怨颇深。据史料记载，在赫拉克利特让位之后，强大的爱菲斯城邦公民力量，放逐了赫拉克利特的好友赫尔谟多罗。为此，赫拉克利特说:“如果爱菲斯的成年人都吊死，把他们的城邦让给未成年的少年去管理，那就对了。因为他们放逐了赫尔谟多罗，放逐了他们中间那个最优秀的人，并且说‘我们中间不要优秀的人，要是有的话，就让他上别处去和别人在一起吧’。”^[55]这一特殊事件对赫拉克利特产生了深深的刺激，使他对城邦政治产生了排斥情绪，认为政治活动本身是在制造不正当事件，他看到了政治活动的尔虞我诈和对正义的背叛，因此，要超然于政治之外。这是对此前古希腊政治传统中所塑造的城邦是绝对正义的观念的反思和批判。他隐居在狩猎女神的庙宇附近，和小孩子们玩骰子。爱非斯人挤着来看他，他向他们说:“无赖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这岂不是比和你们一起搞政治更正当吗?”^[56]在他看来，城邦只能由“少数优秀的人”来管理，如果让工商业奴隶主领导的平民群众来管理，还不如叫未成年的少年来管理。他得出这种观点，主要在于他看到了，真正正义的政治是与逻各斯相一致的，是矛盾的和谐，而一般人根本认识不到正义的本质，他们只能在现实生活中诉诸某种感性价值，而优秀的人可以认识到逻各斯，可以按火的尺度即理性与和谐来处理政治，所以赫拉克利特说:“一个人如果是最优秀的人，在我看来就抵得上一万人。”^[57]

这种观点在当时也不是赫拉克利特个人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如色诺芬说:“在任何地方，优秀的人物都是民主政治的反对者，因为他们决不容忍无礼与卑劣，但是一般庶民有的是无教育、无纪律和卑劣罢了。”^[58]即使在今天，这种观点仍有市场。赫拉克利特的言论同其他奴隶主贵族分子如出一辙，他谩骂“多数人是坏的，只有少数人是好的”，反对“以庸众为师”^[59]，认为抨击奴隶主贵族的特权“是不道德的”。他说“最优秀的人宁取永恒的光荣，而不要变灭的事物，可是多数人却在那里像牲畜一样狼吞虎咽。”^[60]很清楚，他攻击的矛头是指向工商业奴隶主和平民群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