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凯恩斯主义如何解释价格粘性的

新凯恩斯主义的产生

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实践证明，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市场连续出清假设与现实显然不符，英、美等国政府采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也并未消除经济的周期波动，非自愿失业依然存在。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思考产生这些经济问题的根源及相应政策的选择，并对市场机制表示怀疑。正如格林沃尔德（Bruce Greenwald）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说：“失业是普遍的市场失灵的最好见证，它起因于信息不完全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弊端，既然这只看不见的手已经不大灵便，那么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可能不是最坏的选择……我们生活在一个不那么完善的世界，我们必须学会应付这种不完善。不限制政府的干预作用以修正包括失业在内的市场失灵的消极作用，可能是聪明的政策思想。”^[4]种种迹象表明，新自由主义风行十年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凯恩斯主义“复活”出现了契机，新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

“新凯恩斯主义”（New－Keynesianism）一词是迈克尔·帕金（Michael Parkin）首先提出来的，他于1984年出版的《宏观经济学》一书，始创“新凯恩斯理论”（New－Keynesian）这个术语。而在学术论文中最先使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这一术语的，是劳伦斯·鲍尔（Lawrence Ball）、格利高里·曼昆（Gregory Mankiw）和戴维·罗默（David Romer），他们于1988年发表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产出量—通货膨胀交替关系》一文（载《布鲁金斯经济论文集》，1988年第1期）。

然而，新凯恩斯主义绝不是传统凯恩斯主义的简单复活，因为传统凯恩斯主义没有也不可能回答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提出的责难：为什么商品价格和工资会具有刚性或黏性？为什么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模型与经济主体的最大化行为不一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对凯恩斯主义批评与冲击，使得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从满意地接受固定工资和价格的传统凯恩斯模型回过神来，引发了一场对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基础的再认识。结果是，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出一种带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风格（包括理性预期在内）但具有凯恩斯主义结论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

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是对20世纪70年代卢卡斯等人对凯恩斯主义所作责难的反应。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看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非关于人们实际生活世界的理论。它的研究方法实质上是难以真正应用于现实世界的一种数学上的构思。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想要成为一种解决真实世界问题的实际政策模式。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在理论上是凌乱的，它不具有数学上的美妙结构，也不完全具有被约束的条件。他们认为，经济理论应当切合于真实世界，切合于真实世界的制度和现实行为。正如阿兰·布林德（A．S．Blinder，1945—　）所说：“宏观经济学已处于另一次革命之中，这次革命等于凯恩斯主义的再现，但是具有更加严密的理论风格。”^[5]托宾则指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其未来的一个原因是其他关于经济波动的理论没有前途。我敢断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产生的两种经济周期理论在此后几年里都将不会被看作对经济波动的严肃而可信的解释。在新的综合中出现的任何经济周期理论都将包含重要的凯恩斯主义成分。……是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其未来，因为它对于理解和解释过去和现在的大量观察结果和经历是必不可少的，而这正是其他宏观经济理论所办不到的。”^[6]20世纪80年代，美国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致力于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要组成部分提供严密的微观经济基础。因为工资和价格刚性往往被视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题，所以他们努力的目的在于更多说明这些刚性如何由工资和价格确定的微观经济学而引起。

新凯恩斯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哈佛大学的格利高里·曼昆和劳伦斯·萨墨斯（Lawrence Summers），麻省理工学院的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和朱利奥·罗坦伯格（Julio Rotemberg），哥伦比亚大学的爱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Phelps，1933—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1940—　）和珍尼特·耶伦（Janet Yellen），斯坦福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威斯康星大学的马克·格特勒（Mark Gertler）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本·伯南克（Ben Bernank）等人。

新古典经济学的新老版本都认为市场会连续出清，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经济永远不会受到有效需求不足的约束。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标志就是市场不会连续出清。新老（“老”是指新古典综合）版本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价格不能足够迅速地调整以出清市场，这意味着需求和供给冲击将导致经济中产量和就业的巨大的真实变动。凯恩斯主义认为，产量和就业对其均衡值的偏离可能是巨大而长久的，而且毫无疑问这种偏离对经济福利有害。正如戈登（Robert Gordon，1940—　）所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出现的原因就在于衰退和萧条期间工人和厂商的不幸。工人和厂商们的行为不像是在自愿选择削减产量和工作时间。”^[7]

新凯恩斯主义认为，以市场非出清为基础的经济周期理论比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或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更为现实一些。而新老版本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关键区别是：新古典综合派的模型倾向于假定一个固定的名义工资和价格，而新凯恩斯主义观点则试图为解释工资和价格黏性现象提供一个可以接受的微观基础。

理论特征

新凯恩斯主义仍然保留了凯恩斯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某些基本假设，但又从非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那里汲取了某些新的论点或研究方法，由此引导出一些新的论点。

非市场出清假设是新凯恩斯主义最重要的假设，这一假设使新凯恩斯主义和原凯恩斯主义具有相同的基础。但两者的非市场出清理论存在重大差别：原凯恩斯主义非市场出清模型假定名义工资刚性即难以向下调整，而新凯恩斯主义非市场出清模型假定工资和价格的黏性，即工资和价格不是不能调整，只是调整十分缓慢，需耗费相当的时日。新凯恩斯主义还增添了原凯恩斯主义模型所忽略的两个假设：一是经济当事人最大化原则，即厂商追逐利润最大化和家庭追求效用最大化，这一假设源于传统的微观经济学；二是理性预期，这一假设来自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经济当事人最大化原则和理性预期的假设使新凯恩斯主义突破了原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框架。他们从个体经济当事人（个体居民户和单个厂商）具有理性预期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出发来解释工资和价格的黏性，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提供坚实的微观基础。

除了强调并解释工资和价格的黏性外，新凯恩斯主义还特别重视经济体系在其他方面的不完全性。例如经济中存在的工资和价格的实际刚性、不完全竞争、不完全市场、异质劳动以及不对称信息等。这些都是新凯恩斯主义用来解释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

名义工资—价格黏性

工资和价格黏性理论又可以分为“名义的”和“实际的”工资和价格黏性。名义工资和价格黏性是指名义工资和价格不能按照名义需求的变化而迅速地作出相应的调整，即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不随总需求或其他冲击来调整自己的工资和价格。

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关于名义工资黏性研究最有影响的是费希尔（Stanley Fischer）和泰勒（John B．Taylor）提出的长期交错合同理论。长期交错合同是指厂商和工人不是在同一时期，而是在不同时期交替地签订长期劳动合同。只要存在长期交错合同，即使经济主体的预期是理性的，政府的货币政策变化能够被他们充分估计到，货币政策也可以影响到短期的产出和就业水平。其原因在于：当政府在调整货币供给量时，总有些厂商与工人的劳动合同未到期，货币供给量的变动不影响这些劳动合同，与这些合同有关的工人的名义工资不变。只有合同已到期的那些工人的名义工资可以调整。

这种长期劳动合同形成的理由又是什么？按照费尔普斯的意见，缔结长期劳动合同，对厂商和工人都存在如下利益：第一，工资谈判对工人和厂商而言都要付出代价。例如，谈判双方对工资结构必须进行研究，一些关键变量，诸如生产率、通货膨胀、需求、利润和价格，其未来变化情况也需要预测。合同时期愈长，这样的交易成本就愈少。第二，谈判如果破裂，工人可能需要通过罢工加强其谈判地位。这对于厂商和工人双方代价都是很大的。长期劳动合同可以大大减少这种代价。

如果经济中所有工资合同不是在同一时点签订的，那么工资调整一般也是交错作出的。合同一旦签订后，总需求变动对未到期的工资合同没有影响，只影响那些已到期合同的工资调整。这样，总工资水平就有某种惯性或者说稳定性。总工资水平越稳定，名义工资黏性就越大。不少经济学家对交错合同对名义工资黏性的意义和影响都有分析，这些经济学家包括霍尔（Robert Hall）、鲍尔（Laurence Ball）和西切蒂（Stephen Cecchetti）等^[8]。

关于商品价格水平黏性的原因，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曼昆、阿克洛夫和耶伦等人也从微观角度着手给出了解释。例如，曼昆发展了一个关于垄断厂商价格黏性的简单的静态局部均衡模型，这就是著名的“菜单成本”理论。所谓菜单成本，是指厂商每次调整价格要花费的成本，包括研究和确定新价格、重新编印价目表、将新编印价目表通知销售点、更换价格标签等所用的成本。因价格变动如同餐馆的菜单价目表的变动，所以新凯恩斯主义者将这类成本称为菜单成本。这些成本是厂商调整价格时实际支出的成本。在面临总需求冲击时，厂商只有在调整价格后的利润增加量大于菜单成本时才会调整价格，否则，厂商将保持原来的价格不变。菜单成本的存在，使厂商不愿意经常变动价格，所以价格水平呈相对黏性。

实际工资—价格黏性

上述费希尔的长期交错合同理论、曼昆的菜单成本理论证明，价格和工资具有名义黏性，使得经济中的货币量等名义变量能够影响实际的产出和就业水平。而鲍尔和罗默则从实际黏性角度解释名义工资和名义价格存在黏性的原因^[9]。

实际工资—价格黏性是指实际工资和价格并不对经济活动中的变化作出反应。实际工资黏性意味着名义工资与物价水平之比不变动；价格黏性指的是各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比有黏性。显然，实际黏性不等于名义黏性，比方说，假设名义工资和一般价格水平同时发生同方向同比例的变化，实际工资则保持不变，此时实际工资具有黏性，但名义工资却具有弹性。

对于商品市场上的实际价格黏性，新凯恩斯主义者通过一些模型给予解释，例如斯蒂格利茨指出了厂商在需求降低时不愿降价的原因。在市场上，当顾客对他所希望购买的产品特点具有不完全信息时，价格就可能会被看作其产品质量的标志。如果降低价格，某个厂商会冒这样的风险：它的顾客（或潜在顾客）可能会认为这标志着产品质量的下降。因此，厂商不愿轻易变动价格。当所有厂商都不改变价格时，经济中各种产品的比价维持不变，价格就有了实际黏性。

对于实际工资黏性，新凯恩斯主义在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假定下作出了解释。这种解释可以分为三类：隐性合同理论、效率工资理论和局内人—局外人理论。

1．隐性合同理论。隐性合同理论最初由戈登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在隐性合同理论中，就业或雇佣关系不再仅仅被看作是劳动与工资的一次性现货交易关系，而是被视为一种较长期的类似于保险与被保险的合同关系：工人用自身的劳动在厂商那里所交换到的不是单纯的工资，而是一份收入保险，这份保险保护工人免受工资波动之苦。具体说来，经济总处于不断的波动中，这种波动会导致对劳动的需求剧烈变化。由于厂商比工人具有更强的承担风险的能力，因此可以假定厂商是风险中立的，而工人是风险厌恶的。为了降低工人收入的不确定性，厂商通过雇佣关系向风险厌恶的工人提供一份没有明确说明的合同，即“隐性合同”。该合同提供给工人的工资具有相对稳定性，合同工资不再完全按照劳动的边际产品确定，而由两个部分组成：除了通常我们所熟知的劳动的边际产品这一部分外，还有一个保险赔付部分。厂商会计部门付给工人的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加上净保险保护。在经济衰退或萧条时期，劳动的边际产品较低，为了维持“正常”的收入，厂商支付给工人一个正的保险赔偿，合同工资就高于劳动的边际产品；反之，在经济繁荣时期，劳动的边际产品较高，净保险是负的，工资低于劳动的边际产品。通过加入一个可正可负的净保险保护，工资就不再随着劳动的边际产品的变动而同等程度地变动，实际工资出现了黏性。

2．效率工资理论。任何合理解释非自愿失业的理论都必须说明，为什么失业工人无法将工资降至充分就业水平？在劳动市场存在非自愿失业时，厂商本来可以用较低的工资雇佣到工人，但厂商并未这样做，而宁可支付较高的工资。效率工资理论对这一点给出了解释：实际工资的高低会影响工人的生产效率，而工人的生产效率又会影响厂商的利润。如果厂商削减工资，可能会更大程度地降低劳动生产率，反而增加平均的劳动成本，降低厂商的利润。因此，厂商宁愿支付超过市场出清水平的实际工资，以保证工人有较高的生产效率，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具体来说，厂商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确定的雇佣工人工资对劳动效率的弹性等于1时，可称此时的工资为效率工资，即工资增加1%，劳动效率也提高1%，在这个工资水平上，厂商的平均劳动成本最低。当效率工资超过工人的最低期望工资时，总需求减少将引致劳动需求下降，就业率下降，劳动市场上就存在非自愿失业。

3．局内人—局外人理论。实际工资黏性的局内人—局外人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由林德贝克（Assar Lindbeck）和斯诺尔（Dennis Snower）提出。一般而言，存在大量的失业工人时，厂商的理性反应应该是，或者降低在职工人的工资，或者招收失业工人来替代现职工人，如果他们反对降低工资的话。但在现实经济中，我们很少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为什么？在林德贝克和斯诺尔看来，主要原因在于失业工人并不是在职工人的完全替代物。对于厂商而言，现有的在职工人是所谓的“局内人”，厂商了解他们，他们也具有在企业中工作的丰富经验；失业工人则是所谓的“局外人”，厂商缺乏对他们的了解，他们也不熟悉企业内部的情况。如果厂商执意用失业工人替代在职工人，则尽管工资成本可能会下降，但却可能会增加其他方面的成本，如解雇在职工人的成本、雇佣新工人的成本、培训新工人的成本。此外，林德贝克和斯诺尔还强调一种新型的成本，即局内人与来自局外人阶层的新雇员可以合作也可以压制他们的能力和激励。如果局内人感到其地位受到局外人的威胁，他们可能拒绝与新工人合作并培训他们，这种不友好和不合作的态度既影响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工作积极性，也会影响整个工人集体的生产效率。尽管局内人—局外人理论与效率工资理论对非自愿失业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并非互不相容，而是互补的模型，因为非自愿失业的大小“可能同时取决于厂商付出的愿望和工人争取的能力”^[10]。

信贷配给理论

信贷配给理论是由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和韦斯（Andrew Weiss）提出来的^[11]。

信贷配给是指即使在市场运行良好的情况下，借款者即使出很高的利率也不能得到他所希望借到的一定数量的资金，贷款者即银行是用信贷配给而不是通过提高利率去出清市场。这是因为高利率会引致借款者把借款运用到风险更大的活动中去，形成所谓“刺激效应”，即借款者不按借款合同运用资金，出现了道德风险。借款者的风险更大，失败率更高，很可能使他们不能还贷，宁愿承受破产的成本。提高利率还会吓退一部分信誉好、有还款能力的优良客户，迎来一批本来就不想还款的高风险客户，这就是利率的逆选择效应。在充分考虑银行厌恶风险的行为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进一步指出，抵押贷款和其他非价格配给机制也不能消除信贷配给的可能性。这是因为，肯抵押的相当多是不愿冒风险的贷款者，他们更不愿借高利率贷款；而对于那些风险偏好者，他们会采取更加冒险的计划，并愿意付出更多的抵押品。于是，银行会发现，对抵押品的要求超过某一点之后，收益会降低。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银行的厌恶风险行为，使银行最优利率通常不等于市场出清时的利率，所以信贷市场出现配给。信贷市场中利率机制和配给机制同时起作用，市场出现多重均衡，使得市场机制失灵，这时只有通过政府干预才能纠正信贷市场失灵。政府可以推行信贷补贴政策或提供贷款担保，从而降低市场利率，提高借款人的还款概率，改善资源配置，增进社会福利。在自由信贷市场失去效率时，政府干预最能提高效率。

经济周期理论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承认，产生总量扰动的冲击之源可能来自供给方面或需求方面，经济中存在着一些摩擦和缺陷将放大这些冲击，从而导致真实产量和就业较大的波动。

新凯恩斯主义者遵循两条不同的思路研究这个问题：一是在名义工资和价格黏性的基础上说明经济的周期波动；另一是追随凯恩斯和托宾，从工资和价格灵活性的潜在的不稳定影响这一角度分析经济周期。

先看第一条思路，假定货币供应下降，如果菜单成本和实际黏性的共同作用使得价格水平保持不变，那么总需求的下降将使产量下降并降低对劳动力的有效需求。这时即使降价最终对所有企业都有利，企业也可能不降价，这是因为，在一个分散化决策的市场经济中，当事人无法成功地协调他们的行动，因为其他当事人都不采取行动的前提下，任何单个的厂商都没有削减价格增加产量的激励。经济系统中的单个厂商无力协调经济整体行为，在需求变动而其他厂商都不调整价格时，单个厂商的最优决策是不改变价格，黏性的价格不能吸纳需求的冲击，只有通过产量的变动调整供求，产量和就业率随需求变动，经济出现周期波动。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第二条思路认为，工资和价格黏性不是主要的问题。即使工资和价格是充分灵活的，产量和就业仍然可能极不稳定，厂商厌恶风险与工资和价格的灵活性的不确定性等因素是经济波动的原因。

分析工资和价格灵活性的潜在不稳定性和经济周期波动的模型是格林沃德和斯蒂格利茨等人提出的^[12]。他们假定：产品市场上的厂商都是风险厌恶者；金融市场是不完全竞争市场，这个市场中信息不完全。厂商以证券形式进行融资受到一定约束。这样，厌恶风险的厂商只能通过有限的证券部分地转移其风险，厂商更多地依赖贷款而不是新发行的证券进行融资，从而增加了厂商破产的概率。特别是在萧条时期，需求的减少使厂商更容易破产。由于工资和价格弹性所产生的不稳定性远大于数量调整的不确定性，所以，在需求减少时，厌恶风险、证券发行受限制的厂商会降低其产量。厂商感觉到的风险越大，降低产量的激励也大，产量下降得也越多。

新凯恩斯主义者还研究了信贷市场的不完全性对经济的影响。在经济衰退时期，由于缺乏完备的信息，风险厌恶的厂商可能将其证券投资转向较为安全的投资项目上，从而降低了厂商的产量，放大了经济冲击的影响。在经济衰退时期，银根紧缩，厂商借贷的成本太高或者难于借到贷款，这也迫使厂商不得不减少产出，经济从衰退滑向萧条。由于高利率提高了拖欠贷款的概率、降低了银行利润，所以银行通常实行信贷配给，这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贷款紧缺，恶化了经济波动。

新凯恩斯主义的基本政策主张是政府必须干预经济。因为种种事实表明自由市场是低效率的，微观市场的不完全必然导致宏观经济中的失业和经济波动。在强调黏性价格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货币不再是中性的。由于市场经济中调整过程过于缓慢，如果出现了将导致持久效应的巨大冲击的话，那么政策干预就是必要的。

新凯恩斯主义者在微观经济学基础上阐释了工资黏性和失业问题，并提出若干专门用于降低持续性高失业的政策。局内人—局外人理论提出，由于局内人比局外人有大得多的市场力，局外人在劳动市场上处于劣势，他们愿意接受比局内人低得多的工资仍然得不到就业机会，所以，失业存在并会持续。林德贝克和斯诺尔指出，为降低局内人权力并使局外人对雇主更有吸引力，有必要进行一些制度改革。理论上说来，降低局内人权力的政策包括：（1）弱化就业保障立法以降低劳动力的招募和辞退（替换）成本；（2）改革劳资关系以降低罢工的可能性。可能加强局外人权力的政策有：（1）重新培训局外人，以改善其人力资本和提高其边际产品；（2）增加劳动力流动性的政策，如运行更为良好的住房市场；（3）采用使工资灵活性更大的利润分享制度；（4）重新设计失业救济制度以鼓励找工作。

魏茨曼（M．L．Weitzman，1942—　）指出了利润分享制度的好处。他认为，利润分享制度提供了一个分散化的、自动的和市场激励的鼓励工资灵活性的方法，而工资灵活性将削弱宏观经济冲击的作用。魏茨曼列举了具有灵活报酬制度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历，这种灵活报酬制度使得这些经济体以相对较高的产量和就业水平度过经济周期^[13]。

许多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认识到了失业救济制度对失业的扭曲作用。一个提供无限期失业救济而不要求失业工人必须接受所提供的工作的制度，很可能降低局外人的努力，并提高为减少偷懒所需的效率工资^[14]。在偷懒模型中，如果失业福利增加，均衡的非自愿失业将增加。

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货币政策能稳定总产出和就业率，提高社会资源利用率。在市场机制失灵时，价格对总需求变化的反应过于迟钝，仅凭市场机制不能逆转总需求的冲击，经济处于无效率状态。这时，只有政府干预，推行与需求变动相适应的货币政策、工资政策和价格政策，才能改变经济中的无效状态，推动经济向高产出的均衡态运动。即使厂商对价格和工资变动的信息作出了反应，只要有关总需求外生性的信息对货币当局仍然有效，那么政府推行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能稳定产出和就业。在政府的货币政策已为公众所知的情况下，货币政策虽然对产出和就业的影响大大减弱，但仍然能在稳定物价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为了实现稳定产出的目标，政府最优的货币政策是货币量的调整与影响价格的实际冲击相适应，与引起价格变动的名义冲击反向行事。要想既反通货膨胀又避免衰退，通货紧缩政策必须渐进实施，或者在工资、物价合同制定之前预先宣布并保证其可信性，使人们能预期到通货紧缩而不至于把工资、物价定得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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