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时代背景

当前，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逐渐被打破，利益格局面临整合重组，新的政治经济体制并没有完全建立。伴随急剧的社会转型而来的是我国经济政治的多元化，这又必然会通过多元化的社会思潮表现出来。多元化的社会思潮必然会冲击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当中的主流地位。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坚持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和规范多元化的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号召并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7]当前我国仍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18]。这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必然是多元化价值观并存下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元化指导地位，在主导意识形态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提供理论支撑和价值导向。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和教育人民，就成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识形态主流地位的必由之路。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阶段，党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19]。这是第一次在党的文献中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命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该《决定》指出：“以思想理论建设为根本建设，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20]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21]。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着重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22]，从而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置于与中国化、时代化协同创新、整体推进的大背景下，更加明确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内容与任务。

从党的文献表述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密不可分，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两大主要目标更加侧重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更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这些背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真理性作用愈加凸显；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民群众主体意识的觉醒。

一、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不断丰富和发展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23]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实践的不断推进，党和人民时时刻刻都没有放松对实践经验的及时总结，抽象升华的经验教训最终凝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指南。

从宏观层面来讲，理论创新最鲜明的表现就是党的指导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与时俱进。继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2002年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作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2007年，科学发展观在党的十七大上被写入党章；2012年，党的十八确定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

既具有理论深度又具有实践效度的理论思想才称得上是全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党的指导思想作为源于人民群众实践而又指导人民群众实践的指南，其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产物，同时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进程而不断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过程性实践，党的指导思想也是逐渐发展成熟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被写入党章，也是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诸方面的理论创新系统化整合而形成，并在实践中不断被检验与完善的理论体系。

在经济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市场的作用突出地显现出来。然而，我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还保留有大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体制机制性因素。不革除这些体制机制性弊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将受到影响。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有四个“第一次”值得格外关注：第一次提出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第一次提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第一次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行业和领域；第一次提出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企业享受同等待遇。现在看来，这四个方面并没有新奇之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对全社会来说还是具有很大冲击性的。以扩大非公有制资本准入范围为例，有人就对此表示不解，认为这样有可能会造成公有制地位下降，甚至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因为党的十五大中明确提出：“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24]而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正是在理论上对非公有制经济有了一系列正确定位，才进一步增加了市场的活力，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从而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入了黄金期。到党的十八大时，我国的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中国正在成为改变世界的经济强国。所有制结构调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使全社会更加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之路的信心，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重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25]当前经济体制和所有制结构已经成为全社会的高度共识，而且也是党的指导思想在经济层面的集中呈现。经济体制改革与建设的成功促成了全社会对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认同。这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在经济方面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在政治方面，自从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政治制度框架。这套政治制度框架由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组成，即包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涉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相关制度的设定。但在这套政治制度框架下，我们还有诸多细节需要补充和完善。在这过程中，我们党和人民逐渐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这三者有机统一的发展道路。”^[26]这条道路的形成以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为标志，并在此后不断丰富和发展。例如：2004年召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大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加强党的建设的理论，并对通过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思路做了具体部署。之后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都反复重申了“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27]的政治道路设计。可以说这条道路是党和人民群众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并完善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理论，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在党的指导思想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道路设计充分体现了对人民民主权利的尊重与保障，而人民群众也在行使自己政治民主权利的同时，成为这一制度和道路的坚定的拥护者和支持者。这又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政治层面的主体间性的典型表现。

在文化方面，20世纪90年代我们党将文化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相并列，开始实现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分法向“经济、政治、文化”三分法的逻辑转换。^[28]进入21世纪，党和人民群众日益认识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国家综合国力中的重要作用，2004年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指出“要研究回答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推动理论武装工作深入发展”^[29]。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重要举措。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30]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质的高度概括。党的十八大则进一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练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尤其是内涵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对人民群众文化认同的集中反映，是全社会大众信仰逐渐走向一致的深刻表现，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实践传播中主体间性发展向度上的必然趋势。

在社会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但是在社会建设方面的投入却严重不足。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社会建设短板逐渐显现，特别是2003年“非典”肆虐，对党和人民群众长期以来忽视社会建设敲响了警钟。党的十六大在阐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时就提到要使“社会更加和谐”。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就提出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第一次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从而使我们党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奋斗目标，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扩展为包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党和人民在实践基础上提出的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的内容，是指导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重要理论成果，更将对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照由个人微观视角拓展到了社会中观视角，这是将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社会在现实实践中的初步探索，是对人类社会的整体和谐的最终价值目标追求的反映，是大众的共同社会理想所在，是凝聚社会建设力量的最有力的号召。所以，社会建设的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推向了新的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在生态环境方面，我国在前期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采取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这种以生态为代价换取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给我国生态环境带来了沉重的压力，生态环境不可持续性日益加剧甚至直接威胁到了人民群众的生存安全。切实保护生态环境，以良好的生态环境奠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础，成为党和人民群众的普遍共识。2005年，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首次正式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党的十七大把建设生态文明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之一，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31]。但十七大尚未把生态建设作为“五大建设”的内容，直到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的战略高度，也就是说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为“五位一体”建设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们党在生态环境方面的理论建设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党的十八大则将生态文明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从建设“美丽中国”的宏观规划层面把生态文明贯穿五大文明建设的始终，从而向全党全社会明确了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新阶段，党提出生态文明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再发展，是后工业文明时期社会主义社会即将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性所在。而同时，生态文明观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容。所以，生态文明理念的确立与人民群众自觉认同马克思主义达到了高度的一致性。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基础上再次提出极富于时代与实践内涵的生态文明概念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在生态维度上的反映。

总之，党和人民群众在各个领域的实践过程中创造与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诸多理论成果，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靠保障。应当指出，在不同历史阶段，以上几个方面的重要理论创新的系统化、综合化就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不断丰富的源泉。而在党的指导思想指引下，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认识不断深化，在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实现社会整体利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这种人民群众通过实践而逐渐萌生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与信仰自觉中朝着主体间性悄然行进。

理论创新的不断推进是党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背景，这其中也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主体间性转向的必然性，即中国共产党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却是为着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推进的，人民群众在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利益的不断实现中将最终实现真理的信仰自觉。换言之，不仅要使人民群众知道党的最新理论成果，还要使这些理论成果为人民群众所自觉掌握，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思想武器。

二、马克思主义真理性作用愈加凸显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人类解放运动的原动力，深刻改变世界的面貌，特别是能改变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命运，并为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指明方向，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行发展规律的真理性认识。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甚嚣尘上。与此同时，西方一些资产阶级右翼学者则欢欣鼓舞，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弗·福山就在《历史的终结》中宣称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历史的终结”，社会主义注定会失败。现实的表象与舆论的影响极大地干扰了一部分人的思想，冲击着人民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面对来势汹汹的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非马”与“反马”的诘难与攻击，邓小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并向全世界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社会主义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他以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生命力，重新坚定了世界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这也为迎接共产主义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做好了准备。邓小平对此坚信不疑：“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32]

与此同时，人民群众也在探析东欧剧变，特别是苏联解体的原因。有人强调是因为长期高度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有人认为是苏联官僚集团腐化堕落造成的；有人指出是西方推行“和平演变”的恶果；有人突出苏美军备竞赛所致的苏联国力消耗；还有人归咎于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新思维”改革和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背叛……但上述观点基本上都可以归结为一点：致使东欧剧变的不是因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恰恰是因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正轨。同时，在对苏联这个曾经的超级大国在没有外敌入侵、大规模自然灾害的情况下突然解体原因的探析，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遭受的挫折的反思中，人民群众更加端正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客观的态度，更加深刻地辨清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因受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蛊惑，接受了所谓的“休克疗法”，结果却使经济长期萎靡不振。按照俄罗斯《专家》杂志评论，直到2006年，俄罗斯的总产出水平才恢复到苏联时期的70%。所以，苏联解体可以说是“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33]。苏联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使中国人民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东欧剧变后，世界两极格局瓦解，“从国际上看，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但发生了新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正在深刻地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格局”^[34]。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还“管用”吗？答案是肯定的，并且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愈加突出地表现出来。

众所周知，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从15世纪新航路开辟起，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资产阶级通过便利的交通、廉价的商品、坚船利炮等条件把整个世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基本完成的大背景下诞生的。因而，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结合当时的革命实践，对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论述。如《共产党宣言》就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35]；“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36]。在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年代，经济全球化初现雏形，但经典作家在一百多年前的论述就已经点明了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商品、技术、信息，特别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并且是由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推动和主导的流动和配置。这些论断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愈加凸显其真理性，人民群众从而对此也有更加深刻的体会与认识。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命力如此强劲，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革命理论品质，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与它的创始人之间既有继承的一面，又有发展的一面，既一脉相承又不断创新”^[37]。面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新情况，党和人民群众坚持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必然会在实践中不断研究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探索新办法、升华新理论，从而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不仅不会过时，而且其真理性会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实践中不断得到印证。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决定了其所预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前途不会因为东欧剧变而终结，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却又屡屡被言中。资本主义自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就不断围绕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本质上是不可调和的）做平衡性调整，主要是调整生产关系，调整其剥削手段和方法，在扩大工人福利方面也向工人做出了一些让步。在现时代条件下，有的资本主义企业采用员工持股的方法，建设优良的企业文化，更加注重人文关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宣称建成了“福利国家”。但是这些都只能说明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剥削工人阶级的手段变得更为隐蔽，资本家通过剥削无产阶级获得剩余价值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并且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者受剥削的程度日益加深。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同时，由于金融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巨大，金融寡头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操纵政治，影响决策，使整个国家都为其利益服务。对此，韩毓海有生动形象的说明：“美国政府如果不听债主（指金融寡头——引者注）的话，华尔街立马就念紧箍咒，华尔街一念咒，随时都可以让美国政府关门大吉。”^[38]与实体经济资本家相比，金融寡头的剥削更加贪婪、手段更加隐蔽、对国家和劳动人民的危害更大。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继而引起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在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政府财政困难之际，华尔街的金融高管们仍然拿着巨额奖金，这就充分证明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整体的腐朽性，也预示了资本主义的必然命运。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陷入经济恐慌而难以自拔的西方世界再次将目光投向了他们所断言已经终结的马克思主义，又掀起了一股“回到马克思”的热潮，《资本论》成为畅销书籍。

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交锋际会中更加凸显了其无可置疑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真理性也成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又一重要背景。人民群众通过理论与实践，预言与现实，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对比、比较和鉴别，将逐渐认识到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别的其他什么主义才能解决中国当下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坚持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制度，才能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目标，而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或者封闭僵化的老路。

三、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民群众主体意识的觉醒

主体意识，是指“作为实践和认识主体的人对于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是主体自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观念表现”^[39]。

我国在自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虽然在严格意义上，已于西周末年开始瓦解，但其影响却长期笼罩中国社会，并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组织特征。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对此评价说：“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40]再加上我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政体具有严密控制人身的特点，所以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进程中，历朝人民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主体意识。尽管从清朝末年开始，西方自由平等观念不断传入，且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涤荡，但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仍未充分觉醒。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彻底解放，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但“每个人都是社会主义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观念的流行在客观上也阻碍了人民群众主体意识的觉醒。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物质运动和精神运动关系的一条基本原理。”^[41]改革开放，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极大地促进了人民群众主体意识的觉醒。具体说来，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及与之匹配的经济理念的转变促进了人民群众主体意识的觉醒。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市场经济运转规律的前提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就是强调了人作为市场独立主体进行经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平等性，也就是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条件下，各个市场主体地位都是平等的，且买卖双方都实行自愿等价交换。市场经济的平等性强有力地打碎了人们身上所残留的封建社会人身依附观念，人在参与经济活动时能够从内心深刻感受到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充分自主权。同时，市场经济具有竞争性，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竞争性有一段精彩描述：“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正如在动物界中一切反对一切的战争多少是一切物种的生存条件一样。”^[42]从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中可以看出，正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个体利益的驱动激发了同类市场主体的竞争意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对个体正当利益的关注是人民群众发现、肯定自身能力和价值的重要前提。市场经济具有法制性，法制性内在地包含着市场主体平等的原则和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这就要求政府严格依法行政，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经济的法制性特征内在地要求人民群众认识到自身的主体地位，勇于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市场经济具有开放性，市场经济能够促进人们打破封闭保守的状态，在正当利益的指引下勇于探索外部世界，开拓事业，从中发现自己的价值。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致富光荣”等经济理念悄然兴起。邓小平在论述社会主义本质时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见，邓小平将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锁定为“共同富裕”。本着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具体国情出发，邓小平就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出“先富带后富”的构想。他认为：“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3]广大人民群众在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摆脱贫寒状态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这对促进人民群众主体意识的觉醒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