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之观

时代的主题在变化，实践的内容在更新，民族的特色在深化，中国共产党已经由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通过长期的武装斗争，争取人民民主政权的革命党，转变成为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引领，同时还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基础，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恢复与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改革开放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相比较，其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不同，所解决的现实主要矛盾不同。这就决定了指导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哲学认识论与以往不同，新哲学认识论指导下的方法论选择与以往不同，新方法论框架下的具体实践路径也与以往不同。只有选择适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需要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才能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人民群众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进一步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高人民群众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人民群众成为怀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科学发展观的忠实执行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实践者、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积极推动者。

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命题。到十八大，党再次重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战略任务。当下学术界主要是以主体性认识论为哲学基础对这一历史命题做出解读。但是，较之主体性理论，主体间性认识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做的诠释则更加适合将当代中国社会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化”大众之内在要求相统一的现实需要。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内涵的主体间性诠释

“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单纯从语句表述的逻辑结构分析，很容易对“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做出直观的主体性解读，即先入为主地预设马克思主义宣教者就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并且推论这个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会运用自身本质力量“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以教育人民群众；人民群众自然而然地成了“教育”的客体对象。这种二元对立的“主体—客体”模式就是以主体性认识论解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直接反映。主体性认识论下马克思主义宣教者（主体）与人民群众（客体）之间改造与被改造关系的规定性，表现在方法论上则是单向注入式的强制灌输。

但是，超越单纯的语句逻辑结构分析，深入诠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会发现，主体间性理论较之主体性理论更具解释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宣教者经由适当的路径向大众灌输、推广和普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感召大众的心志、凝聚大众的精神、引领大众的行为的过程，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被大众感知、掌握、信仰和力行的过程。这与主体间性的哲学意涵是契合的。主体间性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或规范一个主体怎样与完整的作为主体运作的另一个主体互相作用的”，“是指主体之间在语言和行动上相互交流、相互理解和双向互动、双重融合的关系，是不同主体间在实践中形成的发展共识，是不同主体通过共识关系表现的相关性和一致性”^[66]，它展示了一种“主体—客体—主体”结构。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间性诠释主要涉及两种关系：一种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宣教者与人民群众二者都是主体，是复数的主体，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教育资料作为共同客体；第二种关系，马克思主义宣教者与人民群众两主体正是通过共同客体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构成了“主体—客体—主体”的结构关系。^[67]而主体间性中的这两种关系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宣教者的理论宣传和人民群众实践的理论需要之间的双向互动的过程中实现了统一。

（一）马克思主义宣教者在理论引导向度上的主体间性表征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在于指导实践，而实践“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68]来完成。马克思主义要“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69]，才能实现改造世界的实践目标。但人民群众在实践中不会自发地形成和认同马克思主义思想，“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70]。但这种灌输并非单向注入式的强“灌”硬“输”，“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71]。对科学的理论的信仰靠引导，马克思主义宣教者的“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72]。所以，马克思主义宣教者“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73]，通过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教育资料对人民群众进行科学的理论引导教育，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使真理信仰成为人民群众的内在需要和自觉诉求，让群众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自觉地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件“精神武器”为自身的解放奋斗。由此，马克思主义宣教者也就在理论引导向度上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将群众变为自己的“物质武器”的历史任务。

（二）人民群众（受教主体）理论需要向度上的主体间性表征

主体间性诠释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所以将人民群众作为受教育主体对待，就是因为人民群众具有潜在的、有待唤醒的自我意识，而非单纯被驯服、改造和塑造的对象。人民群众对理论的需要具有其自身内在的价值尺度。所以，即使“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强制处在健康清醒状态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74]，但只要人民群众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获得成功实践的体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去检验它”^[75]，那么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将来得越迫切与主动。简言之，人民群众对理论的需要程度决定了他们在接受教育中的投入与参与程度及自觉接受教育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越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实践需要“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76]，人民群众就越发自觉接受教育，把自己看作教育对象，对自己的教育活动进行支配、控制和调节，去掌握马克思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引自身的行动纲领，以发展和完善自身，达到预期实践目标，最终也就保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人民群众理论需要向度的实现。

面对共同客体——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宣教者在理论引导向度上与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受教育者）理论需要向度上的双向互动，既深刻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属性（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指导人民群众的实践，又接受人民群众实践的检验），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内涵，还彰显了主体间性认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大众化实践过程中的高度契合性。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走向大众化主体间性路径化向度

在主体性哲学主客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下，马克思主义宣教者与人民群众之间将被预设为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等级之森严、地位之尊卑、人格之高下界限分明；与此相应，单向注入式灌输方法论也具有了合理性基础。然而，主体主义哲学自身难以克服的理论困境，也会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进实践的绝境；主体间性哲学认识论则探索出了新路，并以自身的理论特质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走向大众化主体间性的新道路。

（一）基于平等理念的双向互动

方法论的选择源于认识论的规定。传统认知模式上的“主体间性”缺失将导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偏离正轨，甚至走向异化。^[77]主体间性“人学思维”认识论转向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首要任务。主体间性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其宣教者与人民群众不再是简单的“主体—客体”间的控制、教化关系，而是宣教者与人民群众共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客体的“主体（教育者）—客体（马克思主义理论）—主体（人民群众）”的双向互动模式。这种复数主体的确立与主体关系的开拓，深刻意涵着主体间的平等理念。

对于平等理念的肯定也就意味着对单向注入式强制灌输方法论的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双向互动交流引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双向互动的交流引导就是指宣教者与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塑造属于双方话语情景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不乏语言的交锋、智慧的碰撞、思想的冲突，而其最终归宿则是双方视界的融合、理论的共识、行动的统一。在双向互动交流引导的过程中要尊重人民群众的认识能力和理论修养水平，尤其切忌学术名词“满天飞”的精英化和官方话语“满堂灌”的贵族化，“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78]，用平易近人的语言表达，借助人民群众的文化心理归属感，使马克思主义内化为人民群众自身生存发展的灵魂与信仰。

然而，理论的通俗化不能以牺牲理论的科学性甚至迎合低级趣味需要作交换；要保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通俗化两者之间的合理张力，这其中宣教者的导向作用不容抹杀。宣教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原则性和方向性不动摇，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认知能力、理论水平、思维习惯，从而有的放矢地培养人民群众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受教者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中，不仅具有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而且具有对自身主观世界“自省”的品质。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实现宣教者在理论引导向度与人民群众（受教育者）理论需要向度上的契合。

（二）基于文本回归的实践探索

之所以会出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若干典型异化形态，不仅在于宣教者对人民群众受教者主体地位认识模糊，还源于以宣教者为中心的对经典文本的教条式解读。对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的僵化导致了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语境和理论逻辑的误解。所以说，马克思主义解读的“文本危机”，引致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危机”。因此，基于文本回归的实践探索就是要以主体间性认识论为基础，马克思主义宣教者不仅要平等对待受教主体——人民群众，还要认真对待作为教育资料的客体对象——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到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原初语境，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界，重新廓清马克思基本理论边界，让人民群众在实践创新中领悟马克思主义真理。

“回到马克思”是为了“发展马克思”。文本研究要围绕“文本—理论—现实问题”进行，通过“返本”经典文献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新”，即如伽达默尔所说，将传统视界和现代视界不断融合后产生新的视界，为文本获得新的认识提供可能。但是“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并非是要“以文本为本位”，因为“马克思的传统……是开放的，它应当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将不得不以变化来表示其基本的特征，而不是源自与正统的国家机器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79]。敏锐把握时代特征，准确反映时代要求，对不同的时代主题做出科学的判断分析，这才是马克思主义文本回归的真谛。

“对马克思的指令保持沉默，不要去译解，而是去行动，使那译解（阐释）变成一场‘改变世界’的变革，人民就会乐意接受马克思的返回或返回到马克思。”^[80]马克思主义文本回归必然是紧密联系实际国情，围绕建设的中心任务，回应时代的主题，不断调整与更新，及时赋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新的时代内蕴之过程；这一过程必须从实践中积极寻求新资源、新素材，又不断拓展理论的内容疆界和实践领域，让人民群众在实践中认识、运用、发展、验证、信仰马克思主义真理。

（三）基于现代技术的方法创新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它是以人（民）为本的，进而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为人民群众“走近”马克思主义服务。当下，随着大众获得信息的多方式与多途径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扩散效应也须基于现代技术实现方法创新而服务于人民群众（受教育者）的理论需要。

现代技术下的大众传播媒介主要分为两大类：印刷类和电子类。

印刷类大众传播媒介主要包括报纸和书籍，它以信息详细、信息可选择性、信息可保留性、信息成本低廉而著称。其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不可替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伊始，报刊、书籍担当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任。时至当下，传统文化中的读《论语》、品《三国》搞得热火朝天，人们趋之若鹜。马克思主义要在这种“争鸣”中赢得大多数群众，宣教者就须树立“对话意识”，在语言学和文学的表现形态上要批判借鉴、积极发掘改造传统文化的范畴、概念、命题，用来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高度抽象的范畴、命题；用通俗易懂、平易近人的语言和文字“创作更多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深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又“浅出”为符合大众品味的文本，让厚重的历史、鲜活的事例和翔实的数据说话，在实践中蕴含真知，于平凡中透射灼见，而彰显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魅力。

电子类大众传媒主要包括电视、广播、电影、网络等，体现出综合性、交互性等特点。电子类大众传媒最大的优势在于利用多媒体技术“编织”一张信息“网”，而将传播受众链接于网点之上。这张“网”亦可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教者所用，“对于真理经常反复地说”^[81]，通过传播媒介在表层上影响人民群众的行为方式；在深层次上则塑造人们的社会观念，让人民群众了解、认识、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指导自己的行动，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群众创造幸福生活的强大精神动力，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天籁之音”传之深远^[8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上，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不可或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上，马克思主义的普及不可动摇。后退没有出路，只有坚定不移地将马克思主义真理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引领，在引领中普及，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带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