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有效途径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其含义就表明它不是一个经院式的纯粹理论研究活动。理论研究活动是必要的，但仅有理论研究又是远远不够的，对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来说，更重要的应该是面向大众的实践活动。理论只有被大众掌握，才能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不仅需要传播理念的创新，更加需要在实践层面上创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途径，即传播途径的创新要跟得上传播理念创新的脚步。否则，就会使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理念成为空中楼阁，失去其转化为实践的实现条件，马克思主义也将失去其指导实践、改造世界的价值旨趣。

从技术层面而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其实是一个信息传播过程，“我们所有的人都通过‘媒介’活动来了解我们所在世界中的事件”^[24]。从信息学、符号学角度分析，人类的传播方式已经或正在经历如下四个阶段：身体“语言”阶段、“言语”阶段、“文字”阶段和电子技术“虚拟”传播阶段。^[25]应当说，人类如今传达信息、情感交流的方式仍然没有超出这四种的范畴，只不过由于语言和文字出现后而基本上不再单纯地依靠身体“语言”，而且信息传播者和接收者之间的交互性越发凸显，二者之间信息流的双向流动性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由此可见，信息传播载体的变化也改变了信息流发端与终端之间的关系，信息流发出者与接收者之间的角色定位更加模糊，而双方平等互动的主体间性关系清晰可辨。同样，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途径创新也应当充分利用这几种传播方式，在与人民群众的互动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由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变，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所需要创新的主要是：基于平等互动的理念、教学相长的理念、理论联系实际的理念和与时俱进的理念，用互动交流的方式了解人民群众的理论诉求，满足人民群众的理论需要。

在当代，媒体可以被笼统地概括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传统媒体以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视等为代表。尽管在网络新媒体的“挤压”下，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日渐缩小，信息传播的影响日渐消解，但并不代表传统媒体会消亡，与新媒体相比，传统媒体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

就传统媒体而言，其内部也存在激烈的生存竞争，广播、电视与报刊、书籍共同角逐于信息传播的舞台，曾一度先后出现了广播取代报纸的趋势和电视取代报纸和广播的趋势，在传统媒体领域，媒介传播方式之间的竞争俨然已经成为“厮杀的战场”。但是截至目前，这样的“战争”并没有决出真正的胜利者，也没有出现后来居上的媒体彻底“埋葬”旧媒体的现象。三大类传统媒体反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并且都面临着共同的竞争者——新媒体。对传统媒体，不时有悲观论调认为传统媒体最终甚至近期就会被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所取代。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未免对新媒体太过乐观。考虑到我国发展水平的层次性、不平衡性以及传统媒体本身固有的一些优点，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还很难全面取代传统媒体。传统媒体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仍然具有独特的自身优势。报纸、书籍便于长期保存，可以随身携带阅读，可承载复杂深邃的内容、表达复杂的抽象概念，尤其对于理论传播而言，理论本身的逻辑性对于系统化精准表述具有很高的要求，这是网络新媒体信息碎片化传播所难以完成的。网络新媒体虽然具有声、影、像等多媒体传播优势，但是更多的是通过对接收者的感性冲击与刺激而达到传播效果。但是理论本身是思维抽象的产物，报纸书籍呈现的理论内容更需要接收者运用理性思考去辩证审视和解读文字所表达的抽象内容，所以报纸书籍文字承载的内容才更符合理论品格，更适合通过培养文字阅读思维习惯而提升作为信息受众（主体）的人民群众的理论素养与水平。

传统媒体虽然具有以上新媒体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但是其在交互性上难望新媒体之项背，而交互性是信息主体间性传播的集中体现。鉴于主体间性传播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然要求，传统媒体要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中发挥作用，要注意解决的重点问题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对于主体间性要求的有效回应。为此，需要着重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一）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

前文已反复阐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着的行动指南。今天距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生活的时代已经一百多年，当代社会产生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不曾经历过的，也是他们未曾预料到的，但是这并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对于指导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难免会出现一系列问题，比如：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协同推进问题，社会生活精神层面如何适应现代社会转型与发展问题，社会建设问题，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问题……上述这些问题还都是较为概括、笼统而抽象的问题，而目前人们更为关注的则是发生在身边的、关系到百姓切身利益的具体的“小问题”，但这些“小问题”折射出的却是国家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大问题”。例如：高房价、雾霾污染治理、看病难看病贵、优质教育资源分配、小微企业融资难、市场主体发展环境待优化、老人跌倒“扶不扶”……这些都是几乎和社会中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解决这些问题固然需要在法律、制度、政策上做出相应的规范，但是马克思主义宣教者并不能坐视人民群众的利益困境而不顾，应当有主动承担起“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意识，积极回应人民群众高度关切的社会现实问题。

要承担起“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首先就要知道人民群众“惑”在何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对马克思主义宣教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马克思主义宣教者在弄清楚人民群众所思、所想的基础上，对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并能给出具有可行性的解决之道。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提出过：“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26]“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27]我们马克思主义宣教者也应当真正地深入人民群众当中，走基层，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

针对当前中国在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种种问题，海内外知名学者专家们提出了诸多观点，都是把我国现实存在的问题当作“病灶”，并且结合自己的一套理论分析出“病因”，开出了不同的“药方”。由于各种“药方”都有其一定的理论基础，再加上一些人会对“药方”别有用心地进行一些包装与美化，因而具有较大的迷惑性，使人民群众难以在短期内辨别其真伪，容易轻信一些不适合中国国情、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药方”。针对各个学派给中国现存的问题开出的“药方”，马克思主义宣教者也应当对这些问题向人民群众给出自己的回答，因为只有当正确的思想意识进入人们的头脑，错误的思想认识才会被消除。

（二）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人民群众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深奥义理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大众。“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8]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有不少都是学术性很强的著作，全文充满让人民群众感到陌生的词汇。严格说来，这种著作只能被称作面向“小众”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类专著，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版本。由于理解力、专业背景和知识理论水平的限制，人民群众有时难以准确理解书中的内容，而一些书本甚至根本无法激起大众的阅读欲望和理论兴趣，这类著作就不是合格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作品。

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传统媒体就要用人民群众听得懂、愿意听的语言来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深奥义理。党的十七大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普及方面，有一大批出版物及出版工程获得了良好的反响，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

如自2003年起，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每年都会编写一本通俗读物《理论热点面对面》，这项工作已经持续了十多年，而每一本都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这本小册子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书中内容聚焦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问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来阐明这些问题的由来、现状及解决路径。在这一系列小册子中，每本都是以专题形式展开，每个专题都针对人们的认识误区、思想症结、实践难题来阐发事理，不回避问题，不避重就轻，不转弯抹角，着眼于解答群众在思想认识上的困惑；采用了鲜活流畅而富有哲理的语言，进行了不落俗套、不拘一格的论证说理，寓情于理，以小见大，易读易懂，直面现实、直面群众、直面困惑，是一部大众化宣传普及程度极高的经典著作。

当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还有一些其他的优秀著作。例如，浙江人民出版社将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发表在《浙江日报》头版上的232篇短评结集出版，书名为《之江新语》。书中每篇短文不到300字，没有空话、套话、官话，实话实说，语言生动活泼、朴实无华，让人能够一口气读完。这些文章以朴实、简练、鲜明、生动的文字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方法，传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更适合信息时代人们的阅读习惯，也极大地方便了人民群众的理解。还有，在党的重要大会召开之后不久，人民出版社一般都会组织专家、学者、学者型官员编辑出版大会报告的学习辅导读本。例如在中共十七大、十八大之后都出版了大会报告辅导读本；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出版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学习辅导读本》。这些辅导读本的出版对于人民群众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政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解有着良好的效果，是人民群众接触和亲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良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