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历史进程（—）

经过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左”倾的长期束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系统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从根本上纠正“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全面调整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时机已经成熟。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这也成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再次回归了主体间性传播的正轨，马克思主义宣教者和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代化探索中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成就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同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积极回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问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理念、方法、机制和保障也逐渐完善。马克思主义宣教者积极发挥自身的主体功能，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与宣传教育；人民群众的主体性理论自觉则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阶段。

一、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历史进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彻底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纠正了“两个凡是”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号召全党学习“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毛泽东思想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的新道路。此次全会在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进入了新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意识形态领域“左”倾教条主义的禁锢被打破，整个社会思想领域重新焕发了活力。但同时，也有极少数人利用中国共产党进行拨乱反正之机，借解放思想之名，肆意夸大并蓄意攻击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并以此否定毛泽东思想、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给刚刚回归正轨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造成了极大的干扰。对此，邓小平在1979年3月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排除“左”倾和右倾的干扰，保证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顺利展开夯实了政治基础，指明了正确方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是对于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评价仍待完成。1979年11月中共中央着手起草，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重要历史问题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给出了科学的历史结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该决议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能够在“文化大革命”后如此短的时间内对新中国成立后党的重要历史事件给出系统的分析、客观的结论、科学的评价，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宣教者——中国共产党在自我反省、纠正错误过程中总结经验、推陈出新的能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理论上的成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结合人民群众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马克思主义信仰将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来。

此次会议标志着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的顺利完成。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已经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有针对性地制定了相应的建设纲领。邓小平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命题。邓小平在阐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中国共产党担负着领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使命。并且告诫全党：“如果忽视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全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伟大的任务，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会陷入片面性，就会使人们的注意力仅仅限于物质文明的建设，甚至仅仅限于物质利益的追求，那样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失去理想和目标，失去精神动力和战斗的意志，就不能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袭，甚至走上畸形发展和变质邪路。”^[18]这是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出发，结合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实际情况确定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内容。其实，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就已经意识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1979年，叶剑英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随后邓小平也提出“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举措。1986年，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该文件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阐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意义、任务和方针的纲领性文件，这对于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提升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决议》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高理想与目标——实现共产主义，并且列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方法和路径。首先是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教者，要公正廉洁、忠诚积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人民群众当中起到垂范作用，以自身的实际行动诠释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间性传播互动中发挥宣教者主体主导性作用的同时，兼顾人民群众主体性，坚持对思想性质的问题采取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说，要用教育和疏导的方法去解决。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教者与人民群众主体间平等互动的讨论与说理，并非玄学清谈，而是要运用建设和改革的现实成就和群众的切身经验进行科学理论教育传播。同时要采取多种形式，帮助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青年逐步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发展规律，理解当代世界的进步、矛盾和人类的前途，以提高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把理想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20]由此，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穿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正确方向。

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重要的就是切实把握中国特殊的国情，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建设探索之所以出现曲折，主要是对中国国情判断的偏差，由此也导致了对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工作中心的把握失误。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才重新廓清了对我国基本国情、所处历史阶段以及中心工作的认识。邓小平客观认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落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明确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邓小平更加科学地阐释了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中国未来的前途：“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21]

邓小平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是党和国家制定初级阶段的方针、政策、基本路线的出发点，更是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选择主体间性传播的根本依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已经经过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之际各种社会思潮传入中国百舸争流的阶段，人民群众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教育，理论觉悟已经普遍觉醒，不再像革命初期一样需要通过理论灌输而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人民群众在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需要和学习的要求来得更加主动与自觉，人民群众理论与实践的主体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由被认可逐渐转变为自觉。然而，由于人类社会历史还没有进入共产主义，人民群众还未能穷尽并完全掌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也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彻底自觉，所以在立足于基本国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用以透析、解释并解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各类现象和问题的过程中，人民群众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宣教者的启发、引导和帮助。马克思主义宣教者仍需继续承担总结、升华人民群众实践经验，创新理论，并以科学理论回应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的主体性作用。所以，邓小平对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成为此阶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根本前提与科学依据。此阶段只有向主体间性向度迈进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率和效果。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宣教者和人民群众的主体间性向度，就宣教者而言要发挥自身引导人民群众认同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功能，需要宣教者能够抓住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与人民群众利益联系最为紧密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人民群众能够切身感受马克思主义真理规律性的力量，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真理人民性的本质。由此，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也将继续提升，通过自身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进而更加主动地接受宣教者的引导，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自身的实践与宣教者的理论研究相结合，共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则在宣教者与人民群众主体间的双向互动中顺利实现。

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解决包括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问题的前提。所以，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判定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落后的基本国情，并从国情出发将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锁定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他认为，比资本主义国家更为发达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所在，而且只有基于此的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胜利的标志。^[22]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关于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定位，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被系统化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且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23]“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于本国国情，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号召，宣教者和人民群众共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典范。

然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探索过程中，于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和长期的思想束缚，人民群众包括马克思主义宣教者解放思想并不彻底，思想领域当中还存在诸如改革开放姓“资”姓“社”、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争论。这些争论不仅迟滞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步伐，而且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顺利展开，这些争论本质上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不同造成的。科学而明确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也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教者和人民群众之间统一思想、增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共识、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认同的焦点。邓小平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魄力对此进行了回答。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给予了科学的定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4]而对于改革开放进程，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纠结和困惑，邓小平解放了人们关于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固化思想，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5]邓小平的这一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辩证关系的科学阐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扫清了障碍，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提到了新高度。邓小平为人民群众打破改革的思想束缚的同时，鼓励人民群众以“革命”的勇气在实践中大胆尝试，只要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探索都应予以支持。这是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和中国特色社会建设实践统一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现。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教者对人民群众主体性尊重的现实要求与表现。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等问题的阐述，彻底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宣教者和人民群众共同的思想困惑，指明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方向，也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时代宣言。

邓小平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并没有放松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所以提出两个文明一起抓。精神文明建设最主要的就是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对此，邓小平指明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重要性、宣教者所应承担的使命以及最终要实现的目标。

邓小平充分认识到了改革开放所面临的来自于国内外意识形态领域的诸多问题与严峻挑战。从国际环境来看，东欧剧变给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后果，使中国也遭到了政治风波的冲击。对此，邓小平认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26]。在国内，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遗留影响以及对外开放中各种社会思想涌入国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诸多挑战，甚至一些马克思主义宣教者也沦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俘虏，“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如此混乱，以致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不少”^[27]。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新问题，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了其严峻性，开出了对症下药的良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趋势，邓小平多次重申“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群众和青年教育好”^[28]。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认识体现了充分的主体间性思想，宣教者主体（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主体要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共同进步提高，最终以共同的理想信念凝聚民心力量去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邓小平明确提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我们才能够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叫作万众一心。有了这样的团结，任何困难和挫折都能克服。”^[29]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对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系统化阐释。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置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中予以考察，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意义和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历史机遇，探索并指明了未来主体间性的实现路径。邓小平科学判断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为了打破“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思想束缚，通过改革开放迅速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而在改革开放与解放思想过程中，面对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趋势，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文明一起抓，并且阐明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30]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邓小平真正开启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新阶段。

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是针对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大众化要有伴随实践发展的可持续性，宣教者和人民群众都需要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二者的重点不同。马克思主义宣教者肩负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深奥的义理转化为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特色、作风和气派的大众话语之责任，以便于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精髓。而这本身就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教者提出了较高的理论素质要求。马克思主义宣教者本身要兼顾理论研究和教育宣传的双重任务，而且二者密不可分。只有理论研究深入下去，才能实现宣传教育的浅出。这需要宣教者自身能够熟谙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用最为贴切而又浅显易懂的大众化话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而宣教者要吃透理论，首先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31]，系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积极回应并有效解决现实重大实践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宣教者主体自我教育的要求。而人民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点则在于培养主体性理论意识与理论觉悟，因为“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办不到”^[32]。因此，对于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要本着“学马列要精，要管用”^[33]的宗旨，以人民群众最易于接受的、最简单的方式、语言和形式向人民推介马克思主义，帮助人民群众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高的效率迅速掌握马克思主义深奥的义理，通过增强人民群众的理论自觉性，强化其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性和积极性。

邓小平在成功开启改革开放历程的同时，也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向了新阶段。他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从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客观状况出发，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加速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转向，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传播的有效对策和方法体系。这都为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顺利展开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沿着主体间性向度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做出了良好示范。

二、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历史进程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并将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沿着主体间性的发展向度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向深入，取得了承前启后的显著性成就。此阶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要成就表现为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总结与升华，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宣传教育。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内化为人民群众实践的行动指南，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本身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将其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丰富、完善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更加贴近中国实际，更加符合中国人民群众的语言、思维习惯，更加适合指导实践的理论需要。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更具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现实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广泛传播的必然选择。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执政之初的最为重要的理论工作就是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升华。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邓小平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和概括，确立了其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并将其写进了党章。党的十四大之后，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为重要的内容。为了便于马克思主义宣教者系统掌握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容，人民出版社重新修订出版了《邓小平文选》第一、二卷，新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93年，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决定》，提出要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统一全党思想，教育干部群众，努力提高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此后，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核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教育工作全面展开，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加强和改进党员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再次明确了以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是党员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同时，针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人民群众主体，印发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难题以及人民群众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的疑问，重点突出、层次分明地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解释，从而统一了全党思想，坚定了人民群众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经过五年的理论发展与实践检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高度认同。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更加凝练的升华，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34]。邓小平理论被认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所以，十五大在修改党章时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做出的历史性决策，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愿。至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成为党在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开放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探索永无止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永无止境。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总结、升华和继承邓小平理论的同时，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继续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其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新理念。

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时第一次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35]“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直接而鲜明地反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客观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教者主体性提出的根本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当中，唯物史观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其中生产力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最为根本的动力，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36]。“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同时其最终落脚点为“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教者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通过发展生产力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内核的最为集中的表现，对马克思主义宣教者提出了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而最终的价值目标指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宣教者主体性发挥与人民群众主体性尊重的高度统一。“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则是宣教者与人民群众两主体间互动链接的桥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求宣教者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思想武器武装人民群众，将人民群众的认识统一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对于人民群众主体而言，先进文化的感召力将增强人民群众的理论自觉性，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新发展，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指导地位，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群众继续探索改革开放之路，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因此，在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被一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了党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的十六大之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向更高维度发展奠定了基础、预示了前途。

三、十六大以来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历史进程

党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探索实践中相继提出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内容，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新境界。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执政之初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以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发端。“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指导原则：一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务求实效；二是坚持正面教育为主，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三是坚持发扬党内民主，走群众路线；四是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发挥表率作用；五是坚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37]这是在继承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经验基础上的新发展。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都是对宣教者主体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素养、教育方式和工作方法提出的要求。而第三条、第五条则反映了对人民群众主体性的充分关照，更加注意到了针对人民群众当中不同群体、阶层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类宣传和因材施教。

此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更加尊重人民群众，更重视其思想觉悟从基本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到理论自觉性培养再到科学信仰坚定的循序渐进。所以，党中央提出了全社会应共同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的系统总结，为全社会提供了基本的道德行为规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人民群众主体性道德修养提升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全民思想道德规范的基本内容，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最终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内容支撑和逻辑起点。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概念，其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相互贯通、相辅相成，这是对整个社会价值系统的系统化、有序化、层次化规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价值体系的内核和主题；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价值体系的精髓和主旋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价值体系的坐标和道德标准。

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传统封建社会以儒家伦理纲常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逐渐瓦解，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崩塌。之后中国的革命者和先进分子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斗争过程，也是努力重构本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完成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也不断被实践证明并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而对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探索和改革实践，需要首先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和时代条件下得以重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科学的概括和清晰的界定，将使之容易为全党全社会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将会推动全党全社会更加自觉地维护共同的思想基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内容之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现实要求也反映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兼顾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宣教者的高标准与对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倡导了思想道德建设上的先进性，又体现了思想道德建设上的广泛性；坚持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又兼顾了不同层次群众的思想状况；既体现了一致的愿望和追求，又涵盖了不同的群体和阶层。总之，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包容性，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整合力和引领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引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目标旨趣，它符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现实要求，迅速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成为指引全党带领人民群众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2007年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首次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其中，并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任务予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3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在进行多元价值体系的统摄整合中，将先进性与广泛性要求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集中体现。其作为全社会的共同价值理想表现出了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创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新成果，其本身又与宣教者——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发展和成熟密切相关。

科学发展观是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7月讲话中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写入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高度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符合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尊重人民群众主体性的现实要求。对人民群众主体性的尊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做到发展为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而赢得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和信仰认同。第二，以人为本是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主体性实践力量。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走群众路线，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人民无穷的创造活力，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从群众中汲取智慧，从群众中获得力量，为推动科学发展提供不竭动力。综合以上两方面，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就是坚持以人为本，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在公正的条件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让国家政通人和、兴旺发达；就是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让每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得以迸发，成功地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39]。

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宣教力量，科学发展观本身就是其主体性的最直接体现，“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40]。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宣教者要从发展的视角审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使命，将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努力提高宣教者队伍自身的理论修养，坚持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进一步把握马克思主义传播规律，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加强党员、干部在主体间性认识论与双向互动方法论指导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的能力，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

2012年11月，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主体间性传播的科学指南，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境界，也为党的十八大之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沿着主体间性传播向度深入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新局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理念与趋向更加清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中宣教者理论宣教与人民群众实践探索的联系更加紧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更加趋于成熟。

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提出了“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41]，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概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新发展的集中表现，对人民群众主体性的尊重更加实际并具有可操作性。同时宣教者与人民群众的主体间关系在其中也得到了清晰的界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了以人为本，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并且从最基本的微观个人层面关注了社会百姓的利益诉求和价值愿望，找准了人民群众的思想共鸣点、利益交汇点，凝练了社会个体公认的价值观准则。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没有简单地将社会个体价值观直接整合入国家宏层面的价值观之中，而是通过获取社会微观个体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形成社会中观层面的价值观，从而引领整合多样化社会思想意识，最终升华为国家宏观层面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个人、社会、国家价值观的有机统一，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因此能够成为大多数人自觉接受并用以规范国家、社会和个人价值取向与行为的科学标准。所以，坚持和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一定能够凝聚力量、形成合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力量保证。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服务于指导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实践，当代中国人民群众的实践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目标定义为“中国梦”。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在传播过程中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信仰引领、价值依托和精神支撑。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梦”的解读，“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由此可见“中国梦”是把个人梦想凝聚为民族梦，升华为国家梦，这种凝聚和升华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维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梦的精神内核，体现中国梦的民族特性、社会主义属性及其价值取向。梦想需要方向，中国梦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梦想需要精神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梦的灵魂；梦想需要价值实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4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次也正契合了“中国梦”之个人梦、民族梦、国家梦，二者实现了内在的高度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汇了国家宏观层面、社会中观层面和个人微观三个层面，中国梦贯通了个人梦想、民族梦想、国家梦想三个层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梦不可或缺的价值内核。中国梦是亿万人民群众个人梦想的汇聚，体现了国家梦想、民族梦想和个人梦想的高度融合。这一高度融合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精神纽带，把中国梦的远大理想转化为具体价值追求，将人民群众的个人理想和个人价值熔铸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汇集成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合力。个人梦想是中国梦的基础，中国梦是个人梦想实现的保障，二者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中凝聚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力量。这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成功示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精神纽带凝聚人民群众的人生梦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宣教者主体的政治理想、价值目标和人民群众主体的人生梦想、价值诉求的有机统一，是全社会、全民族对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目标高度一致认同的集中反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在人民群众与宣教者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追求与中国梦的梦想实践中达到了新高度。这为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间性传播的继续深入发展，以及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自由个体传播的过渡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纵观之，党的十八大之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统合国家、社会、个人三个维度的价值共识与规范，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必然要求与反映。马克思主义具有了更为明确的实践价值目标旨向——中国梦。中国梦是千万个个人梦想的凝聚，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其精神纽带，中国梦的实践价值目标旨向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理想追求相辅相成、内在统一，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一个较长历史时期的价值目标、发展方向和实践准则；二者共同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成为马克思主义宣教者和人民群众主体间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而共同奋斗的精神依托和实践动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趋势与规律不可抗拒，宣教者和人民群众主体之间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精神动力，为实现中国梦而做出的奋斗将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