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现实需要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所以要实现主体间性转向，不仅有着其自身深刻的时代背景，还是因为其有着迫切的现实需要。归纳起来，根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客体—主体”结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主体间性传播的现实需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向度上：理论引导向度、理论需要向度和理论发展向度。

一、理论引导向度：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回归

上一节已经提到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主体间性转向的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就是人民群众主体意识、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水平的提高。与这一背景紧密相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转向的现实需要体现在理论引导向度上就是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回归。

马克思终其一生有两项伟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从哲学层面来讲，唯物史观的发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世界观，克服了历史上一切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以近乎完美的形式修补好了唯物主义整个大厦的上层”^[44]，并且“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45]。

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真正主体，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可以说，背离了这一最基本原理就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更不能被称为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均有诸多论述。马克思在批判青年黑格尔分子鲍威尔的英雄史观时就明确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46]恩格斯在《致瓦尔特·博尔基乌斯》中说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47]列宁更进一步提出：“随着人们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48]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表达出了这一观点：“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49]

既然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真正主体，人民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那么，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也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在理论引导实践时也必须切实做到“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坚持执政为民、紧紧依靠人民、切实造福人民，在充分发挥人民创造历史作用中体现党的领导核心作用”^[50]。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实现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回归。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有的态度和方法。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应坚守的世界观，那么这种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在方法论上的应用就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不仅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与认识路线一致的领导方法和工作路线，还是唯物史观的具体化，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工作方法。

概括地讲，群众路线的含义就是党章中所说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51]。我们可以从党的群众路线的含义看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转向与党的群众路线的方法是高度契合的，都是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做法。因为按照主体间性的诠释，从理论引导向度上来说，人民群众正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受教主体，对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目标在于启发群众的觉悟，使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信仰，将本质上是为着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科学理论“还”给人民群众，而并非“主体—客体”模式下只是将人民群众视为形式主义地单纯接受理论“灌输”的客体，将马克思主义硬“塞”给人民群众。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其实就是在贯彻群众路线的过程中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同时以其指导人民群众实践，武装人民群众头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教者——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在群众路线的实践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引向高潮的。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强调“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52]。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之时仍然坚持认为“党的正确的路线、政策是从群众中来的，是反映群众的要求的，是合乎群众的实际的，是实事求是的，是能够为群众所接受、能够动员起群众的，同时又是反过来领导群众的，这就叫群众路线”^[53]。江泽民则从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角度出发，重申了“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根据党的性质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创造的一种科学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真正学会运用党的群众路线，需要经历一个端正立场、改造世界观、锻炼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的长过程，要下一番苦功夫才能做到。我们还要结合建设和改革新的实践，创造新的经验，丰富和发展党的群众路线”^[54]。这是以群众路线为纽带给予党与人民群众之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间互动传播关系，以精准的阐释。再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其领导下的以和谐为目标的社会建设，仍“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作为决策的根本依据，使各项决策既体现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又代表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既反映大多数群众的普遍愿望又照顾部分群众的特殊要求……”^[55]这是要在群众路线的实践中“计算”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各自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以社会整体利益结构的帕累托最优地实现社会和谐目标。习近平同志则提出：“调查研究的过程，是领导干部提高认识能力、判断能力和工作能力的过程。经常走出领导机关，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非常有益于促进领导干部正确认识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转变工作作风……现在的交通通信手段越来越发达，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但都不能代替领导干部亲力亲为的调查研究。”^[56]这是在国家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快速发展，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时代背景下，对党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经由群众路线探索、发现与解决深层次社会现实问题提出的新要求。这是党对于自身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规律认识的深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互动传播的要求集中反映其中。群众路线的重点不仅仅是要求党员干部到群众中去宣教马克思主义，同时还要在群众路线实践工作中提升党员干部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正是这种教学相长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转向，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超越简单的量的积累而实现质的提升，也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在以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主体间性转向传播是一个渐进性的历史过程。在完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向度转向之前，由于宣教者对人民群众受教者主体地位的模糊认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出现了一些的异化形态，主要表现是马克思主义的“精英化”和“贵族化”。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不少“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重视程度不够，不相信人民群众自己可以解放自己，有意无意地低估人民群众源于实践的智慧。这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大众化”研究的旗号之下，只是在学理层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诠释，他们在思想上、研究中拒绝与人民群众进行平等交流和对话，否定主体间性的“平等互利”原则，只是专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纵向“深入”，而未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人民群众易于接受的指导生活实践的“浅出”真理。这就导致人民群众误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书斋里的学问，将马克思主义研究、运用和发展理解为只是专家、学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这个“精英群”的任务，使马克思主义走入了“精英化”的误区。

在马克思主义宣传领域则存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招牌下的“贵族化”倾向。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工作者“权威”意识、“中心地位”根深蒂固，热衷于用“党八股”式的官方话语传播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实践中，他们自以为真理在手，在人民群众面前趾高气扬，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用单向行政命令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当中的传播。这些“理论贵族”不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授给人民群众去指导他们的生活实践，而是炫耀垄断于他们手中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权。这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生活实践强行“焊接”的做法，只能使人民群众将马克思主义曲解为国家政权强化意识形态的工具；人民群众不是对马克思主义自觉信仰，而是屈服于“理论贵族们”“理论独裁”的恐吓之下，最终只能导致褪去真理之光的伪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当中日渐“失语”。

所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理论引导向度，只有回归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把人民群众视作平等互动的主体，才能彻底纠正单向度“灌输”状态，使真理信仰成为人民群众的内在需要和自觉诉求。

二、理论需要向度：马克思主义真理价值的显现

上一节提到，马克思主义真理性作用愈加凸显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重要时代背景。与之相适应，从理论需要向度上来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现实需要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价值的显现。具体说来就是使人民群众自觉接受教育，去掌握马克思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引领自身的行动纲领，以解放、发展和完善自身，达到预期自我价值实现的目标。

应当看到，在我国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会不时出现一些“噪音”和“杂音”，这些“噪音”和“杂音”是受非主流社会思潮影响的结果，给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理想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带来了一定的干扰。更为严重的是，“如果面对错误的思想政治观点，不闻不问，不批评，不斗争，听任它们去搞乱人们的思想、搞乱我们的意识形态，那是极其危险的，势必危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57]。

社会思潮，是指“反映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58]。有学者总结出当代中国存在八种社会思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民粹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59]也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后既形成了与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相适应的爱国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自主创新等积极的思想观念和思潮，也有与社会主义相冲突的消极思想观念和思潮，主要包括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和公共知识分子思潮。^[60]还有学者将当前各种社会思潮表述为“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左派、折中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复古主义和创新马克思主义。”^[61]在形形色色的“非主流”社会思潮中，左派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通过各种途径宣扬其观点，混淆视听，对公众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尽管左派思潮又可以分为老左派思潮和新左派思潮，但它们的本质都是一致的，只是表现方式上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左派思潮都反对改革开放，反对经济全球化，批判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主张高度教条地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论述来建设社会主义。在现实问题上，左派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片面强调社会绝对平均，对因实行市场经济而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现象不满，主张退回到政治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

其实，从本质上而言，各种社会思潮都是在“不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回应抑或无力地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左派思潮是形式主义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其本身却在教条地“坚守”社会主义的同时偏离了社会主义本质。内容决定形式，本质决定现象（虽然有时以相反的形式表现出来）。社会主义本质是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充分利用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提高的各种途径和形式发展符合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在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平衡统一中推动社会整体发展。

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根本性质上的差别，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指导思想上，民主社会主义将指导思想多元化奉为自己的思想纲领，不主张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的指导思想；在发展动力上，民主社会主义只主张改良（改革），从根本上否定革命，鼓吹改良，其根本还在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在关于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上，民主社会主义不主张从根本上超越资本主义。^[62]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各项制度还不够完善，加之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因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我国有一定的市场。

新自由主义思潮是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核心的一种思潮，其主张可以归结为“三化”，即“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63]1989年提出的“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政治、经济领域中产生影响的典型表现。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曾备受推崇，并且被作为西方意识形态输出的一项重要内容。新自由主义思潮在部分前社会主义国家和拉美国家的泛滥导致这些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影响至今仍未消除。该思潮也给欧美经济甚至世界经济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当前余波未消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狭义新自由主义对于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因此而证明了它的失败。^[64]

在我国，新自由主义者极力主张经济的非调控化（自由市场化）和自由化、私有化、福利个人化。^[65]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经济学界影响广泛，部分代表人物通过网络、学术期刊等途径借助西方经济学中的个别论断不断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性，针对国有企业改革、民营经济发展、房地产、社会保障等公众关注度高的话题制造舆论焦点，以扩大这种学说及思潮在我国的影响力。其本质上是要在经济领域通过推动全面的私有化，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动摇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而在根本上摧毁当前中国上层建筑领域国体、政体以及党执政的根基。这也是新自由主义在不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然而，现实的发展远非新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乐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中国近4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使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再次坚定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马克思主义信仰。

上述“非主流”社会思潮在人民群众中有一定影响，消除“噪音”和“杂音”，使人民群众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力前行，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需要。面对“噪音”和“杂音”，先进的思想如果不去占领人们的头脑，落后的、错误的思想便会去占领，因而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它们“争夺”人民群众，以真理的力量抢占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在当前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与非主流社会思潮争夺人民群众不能靠行政命令、单纯“灌输”和强制压迫。必须要让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获得成功的实践体验，以社会历史发展的事实给予各种“非主流”社会思潮有力的批判，使马克思主义真理性价值得到真正显现。这样一来，人民群众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自然会比较、鉴别，沙中淘金，去伪存真，对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将来得更加迫切与主动。

三、理论发展向度：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源头活水”

从理论发展向度来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源头活水”。在主体间性视域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宣教者与人民群众的共同客体。马克思主义宣教者在理论引导向度上与人民群众理论需要向度上的双向互动，是推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源头活水”。

马克思主义主体间性传播，一方面使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回归，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价值得到充分显现，使人民群众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能自觉选择马克思主义，扩大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并且用马克思主义凝聚全国广大人民群众。

经过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及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人民群众逐渐从高度教条的禁锢下解放了出来，“实践是检验真理问题的唯一标准”这一观念也日益深入人心。人民群众在面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时，大多数都能够结合实际情况，解放思想，勇于探索，不断提出解决对策。各地人民群众在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有益做法和新鲜经验，经过总结和提升成为理论，逐步推广至更大的范围，最终又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可以说，这一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宣教者与人民群众主体间性互动关系的一个生动体现，这一过程也是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高度契合的，毛泽东将这种方法表述为：“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66]

由此可以看出，理论创新是党和人民群众主体间平等互动的结果，双方缺一不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关系可以被称作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事实上，无论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是在党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得到验证的科学理论。没有人民群众的实践，党的理论创新根本无从谈起。然而，当前仍有部分马克思主义宣教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错误地认为“理论创新出自党中央”，这种观点实际上就割裂了党的理论创新与人民群众伟大实践的关系，忽视了人民群众的无穷智慧和主体地位。

与这种“理论创新出自党中央”的观点类似，还有一种做法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即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幌子的“庸俗化”，这种做法更具有隐蔽性和普遍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部马克思主义”，如此种种的表面形态上的通俗化和内容实质上的庸俗化，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最终流于形式，成为政治标签。这种“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更容易对大众产生影响，使群众将其理解为应然形态的大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在“主体—客体”性认知模式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法论的庸俗化以单向注入式灌输为代表。人民群众被片面地“对象化”。这违背了教学相长的教育学规律，因为“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67]，而交流的实质就是摈弃单向注入式灌输，通过沟通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寻求理解、达成谅解，以取得最终行动的一致，如果“没有了对话，就没有了交流；没有了交流，也就没有真正的教育”^[68]。“马克思主义”在如此“庸俗化”的宣传普及中非但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掌握、发展和信仰，而且还将使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受到损害，使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受到冲击。

这两种错误观点的共同根源在于“主体—客体”认知模式。这种认知模式违背了马克思主义面向大众、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理论发展向度来讲，也不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应时代要求，马克思主义自身也将陷于封闭走向僵化，最终失去真理的生命力。因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也是新形势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现实需要。

“实践永无止境，党的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69]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推动党的理论创新的任务更加艰巨。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释放出了巨大的改革红利，但要全面深化改革，继续以改革推动社会发展，以社会发展促进理论创新，就“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广大人民的新期待，进一步加强对改革规律的研究，深化对改革规律的认识，提高对改革规律的把握能力，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的风险”^[70]。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71]这实际上就对理论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理论创新对实践创新具有重大先导作用，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理论创新为先导”^[72]。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是要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进一步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73]这些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重大现实课题，必须要以更大的勇气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间性转向，就是要求马克思主义宣教者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交给人民群众，启发人民群众运用科学理论对各种社会现象进行理性分析，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深刻批判，从而提升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自身实践的能力，最终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真理信仰，让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74]。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转向，就是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继续作为人民群众实践的指导思想。而当前人民群众最伟大的实践就是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然而在“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75]，这就必须更加注重吸收“体制外”人民群众中的宝贵经验，尊重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只有“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就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感召力、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76]。

总之，面对新的历史机遇和时代背景，若仍然坚持“主体—客体”认知模式，继续单纯采用单向“灌输”的方式来教育大众，最终的结果是使马克思主义脱离人民群众的实践，失去自身生长的理论沃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在理论引导向度上既是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回归的需要，又是显现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认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需要，还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