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主要目标

对于科学理论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有经典的论述：“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然而，由于有的人对“掌握”一词持片面理解，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只能掌握在理论宣教者手中，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主体—介体—客体”的关系。而且在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宣教者和人民大众之间的“主体—客体”关系定位也始终制约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在特殊的历史阶段甚至引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异化形态。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非一蹴而就的结果，而是过程性的实践。这一实践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宣教者经由适当的路径向大众灌输、推广和普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以感召大众的心志，凝聚大众的精神，引领大众的行为的过程，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被大众感知、掌握、信仰和力行的过程。这一定义才符合马克思主义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的科学判断，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人民群众实践并为人民群众所信仰的价值目标。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这种双向互动的过程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宣教者，还必须要有人民群众。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客体呢？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马克思主义宣教者与人民群众两个主体正是通过共同客体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构成了“主体—客体—主体”的结构关系。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要目标就应该是使人民群众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在这里具有两重含义：第一，人民群众理解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武器；第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武器不断扩展实践、深化实践，最终升华为理论并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过程。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目标的实现也就是立足于“主体间性”认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教育、普及、传播的过程。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目标首先是要让人民群众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真正精髓。“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由他们的各国后继者继承、发展和实践的，以追求通过不同方式改变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达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达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学说。”^[2]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封闭僵化的理论体系，而是具有高度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不断向前发展。同样，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最为科学的解释，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人民群众实践必须遵守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本质、必然联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探索。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具体国情条件下的实际运用与转化。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基本理论、基本范畴，是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理论表达。贯穿于始终的核心社会理念是无产阶级以至全人类的解放，并最终达到人的全面而自由地发展。“凡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即不主张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最终目标，不主张以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3]

所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大众化。然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大众化不能由马克思主义宣教者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硬生生地“塞”给大众来完成，而必须是使人民群众掌握并发展反映着马克思主义本原的、经过实践检验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以指导自身的实践，并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也就是恩格斯说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4]，使广大人民群众在认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内涵的基础上熟练掌握这一科学的思想武器，“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5]。

人民群众掌握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直接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继承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德意志古典哲学家以及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者们的学术遗产基础上，将他们的理论学说经过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验证，对其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鉴别修正之后得出的科学的结论。然而，在艰辛的理论探索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是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革命实践对科学理论指导的现实需要和对人类社会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产生后，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造性发展，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无一不是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经验中进行的符合时代特征的、符合国情需要的、符合革命和建设规律的理论创新与升华。这就充分证明了“理论创新的源泉在实践，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理论创新，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6]。

当代中国，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内涵，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教者——中国共产党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中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教者——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主体间辩证关系在当代中国开启并推进改革的进程中呈现得最为鲜明。始自1978年的中国改革是经典的制度变迁过程，其中以基层人民群众实践探索推动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与由改革开放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交互进行，正如邓小平所说，改革“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7]，从而形成了推动中国改革的合力。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保障中国改革能够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始终保持锐意创新进取的活力，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则是在掌握基层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统筹规划的，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社会的可承受度相结合，在保证经济社会和谐稳定的全局下推动社会多层面的根本性制度变革。所以说，中国当前仍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主体间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上下合力共同推进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在改革开放近40年的历程中，我国形成了基层人民群众“摸着石头过河”与中央顶层设计良性改革的互动结构，即人民群众在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结合实际，在小范围内不断探索有效实现目标的新方法与新路径，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论体系，待这些新鲜经验得到广泛的认可后再逐步推广。同样，中央机关出台改革的新措施、新方案在全面推行之前往往先选择一个或者几个地区试行，在试行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完善升级，使之具有更广泛的“普适性”。实践证明，人民群众“摸着石头过河”与党中央的顶层设计之间有着很高的“耦合度”。这种良性互动模式被普遍认为是我国改革开放成功的一大法宝，因为这种互动模式既推动了改革不断深化，保证了改革的可持续性，又减少了因改革而产生的“试错成本”，保证了社会和谐稳定。也正是由于有这种基层人民群众诱致性制度变迁与中国共产党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良性改革互动结构存在，才会有安徽凤阳小岗村自发的土地承包示范效应产生之后，中央推动下的全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全面铺开；才会有深圳特区试点之后，整个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以及整个东部地区在国家支持下在改革开放中的全面崛起。改革开放中这种基层人民群众“摸着石头过河”与中央顶层设计的改革主体间的双向互动模式，使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这一主体间双向互动的改革成功的背后，是改革领导者（也是马克思主义宣教者）与人民群众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趋于一致，对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灵魂与精髓在认识层面和实践层面的高度统一。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正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历来是实践的哲学，是人民的哲学。实践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高度肯定人民群众的实践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另外，这种“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的良好互动模式更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系统论、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原理在实践中成功运用的典范。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宣教者主体，与人民群众这一主体间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这一客体的认识、认同直至信仰的高度统一。改革开放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实践典范。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辅相成。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者与人民群众在共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主体间互动中保证了思想统一，促成了实践的成功。然而，主体间互动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基本原理的遵循并非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的基础上，灵活运用客观规律推进改革进程，这与固守“本本”的教条主义存在本质区别。就改革而言，它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改革本身就是要突破习惯势力与主观偏见的束缚，就是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改革中，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主体间互动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在突破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上也实现了主体间性认识与实践的一致。

改革首先遇到教条主义“禁区”，主要是因为经典作家在其著作中说过某种方式不可行或者是对新情况、新问题没有论述过，因而就束缚改革步伐，使其逡巡不前。这在经济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我国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先后出现了要不要发展商品经济的争论、姓资姓社的争论、国企如何改革的争论等诸多源于“本本”的争论。而一旦“把判断是否真假马克思主义放在对文本的解读上，而不是放在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上，放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时代面对的新问题上，放在实践上，只能陷于永无结论的烦琐争论”^[8]。针对这些争论，邓小平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9]。“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基于实践层面的判断标准，是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有的态度。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容，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践标准又让人民群众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内涵，也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科学性。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教者主体，与人民群众实践主体之间通过在改革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现了并继续实践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

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10]。这个界定，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从时间上讲，这个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以来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的统称；从空间上讲，它是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成果的整合。

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者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结晶。

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可以被看作“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体系”。实践不断发展、理论创新永无止境。恩格斯认为：“我们只能在我们的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11]毛泽东也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民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12]在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中国在改革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发展规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主题之下取得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前后贯通的。这两大理论成果间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是理论内容上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或关系。根据世情、党情和国情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方面有了更科学的指导。而在当代语境之下，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另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使人民群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也是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的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13]

人民群众自觉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前提就是要科学准确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其内容而言，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发展的集中体现。

实际上，自1957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所遭遇的曲折以及之后的徘徊都是源于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偏差。所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最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明确社会主义本质。邓小平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定义，只讲社会主义特征的框子，提出并科学概括了社会主义本质，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从而使全党全国解放了思想，加快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推动了生产力、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凝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本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路线的高度共识。然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探索过程中，随着世情、国情的变化，党所面临的挑战也异常严峻，尤其是东欧剧变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西方开始鼓吹社会主义终结，共产党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道路开始遭到质疑。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部分党员干部开始出现思想僵化、信念动摇、组织涣散、作风浮漂的情况，再加上我们党正进入整体性新旧交替的重要时刻，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全党要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我们党。要结合形势的发展，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不断加强党的建设”^[14]。从严治党，通过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准确把握世界发展的新潮流、新趋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化解风险，因势利导，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因此，侧重论述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运而生。它从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三个维度，对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是对国内外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深刻总结。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日益凸显，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逐渐引起党和人民群众的关注。在此背景下，侧重于研究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成为指导广大人民群众实践的有力武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不是上述三大理论成果的简单相加，也不会因这三大理论成果而终结其发展进程。它本身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其中的内在联系就是这些成果所具有的共同特点，这些共同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有共同的哲学基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共同的理论主题——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有共同的核心理念——以人为本；有共同的理论品质——一脉相承、与时俱进^[1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又一重要内容。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对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问题的理论要求。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教者，其本身就肩负着为人民群众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的责任，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释疑解惑、统一思想、凝聚人心，从而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就已经兼具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宣教者与人民大众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纽带，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不仅是人民群众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效途径，还是人民群众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自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伟大实践的必由之路。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新时期以来，人民群众在党的带领下，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有益经验。正是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做出了历史的贡献。

改革开放已经有三十多年历程，改革逐步进入了深水期和攻坚期。针对新形势，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35年来的历史性成就和宝贵经验，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主要任务，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等6个方面，具体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是对人民群众理论需要的及时回应。

因为“实践永无止境，党的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16]，今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事业的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也必将继续丰富、发展、深化。党的十八大，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在集体履新后，密切把握全国人民思想动态，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倡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集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观信仰相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巨大推动，它坚定了人民群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的奋斗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育人民，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人民，为人民群众解释和解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宣教者与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形成高度一致的认识，并将这种认识提升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信仰认同的层面上。这就要求要在核心价值观高度上体现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宣教者主体对人民大众主体地位的尊重，充分关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核心价值观愿望，抓住价值观这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总开关；坚持以理想信念为核心，着力铸牢人们的精神支柱；从实际出发，区分层次和对象，找准与人们思想的共鸣点以及与价值观的交汇点，开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转向的全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