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融荟萃的乐舞和优戏

交融荟萃的乐舞和优戏

这些文人大都历经汉末社会动乱的漩涡，接触了广泛的社会现实，并且作为汉末人，他们又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因此很快掀起了一个诗歌高潮。曹操作为一名著名的军事和政治家，在汉末动乱的沧桑中崛起，其诗歌独具一种慷慨悲凉的格调。他既沿用了汉乐府诗的形式，却 又摆脱了乐府古辞僵硬的束缚，随意抒情写实，既表现出一位政治家忧时怜民的深沉感慨，又富有军事家豪迈非凡的英雄气概。作为建安诗歌新局面的开创者，他引领了此时“用乐府题目自作诗”的新风气。建安诗人的作品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一方面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建安诗歌这种杰出成就形成了后来称为“建安风骨”的传统，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安时期，随着文士地位的提高，文学的意义也引起了更多的关注，这种关注随着汉末以来品评人物之馀韵，由人而及文，促进了文学批评风气的出现，表现出了一定的文学自觉意识。曹丕提出的“文以气为主”，代表了建安文学抒情化、个性化的共同倾向。所有这些也都标志着这一时期文学发展中的重大变化。

曹魏统治后期，统治者上层争权夺利的斗争异常尖锐残酷，司马氏一方面通过收买、拉拢树立自己的党羽；一方面以残酷的屠杀消灭曹魏集团的力量，造成了魏国后期即正始以后黑暗、恐怖的政治局面。此时的诗歌充满了深沉的人生感慨，夹杂着老庄思想中无为无争、缥缈幻想的成分，因此诗歌风气随之大变。正始时代的代表作家是阮籍和嵇康，他们处于司马氏与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大力提倡老庄思想，以老庄的“自然”与“名教”相对抗。他们的作品或清逸脱俗，或曲折隐晦，多为“忧生之嗟”，建安时代那种积极的进取精神为否定现实、韬晦遗世的消极反抗思想所代替，文学史上称之为“正始之音”。

■诗歌与民歌

西晋末年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内迁给中原汉族地区带来了新鲜的北方草原文化，文学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创作出了一批通俗易懂流畅活泼的乐府民歌，是中国诗歌史上又一新的发展。

由于南北的长期对峙，所以虽然为同一时代的产物，但南北朝民歌又形成了不同的色彩和风格情调，正如《乐府诗集》所谓“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北朝受鲜卑贵族统治，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都多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其语言质朴无华、抒情爽直坦率、风格豪放刚健，形式多以《乐府诗集》所载“梁鼓角横吹曲”为主。横吹曲是当时北方民族一种在马上演奏的军乐，内容多反映北方草原风光、战争、人民疾苦以及少数民族的骑射武功等，著名的《敕勒歌》、《木兰辞》等就是其代表作。南朝民歌则产生于南方的都市市民中间，因此比较温婉生动、细腻缠绵，多表达男女间的痴情怨恨，以抒情为主，形式上主要有“吴声歌”和“西曲歌”等。代表作有抒情长诗《西洲曲》。

除了民歌之外，在诗歌的创作方面，此时的南朝山水诗逐渐兴盛并取代了晋代流行的玄言诗。山水诗的兴盛也与东晋时期文人喜好游山玩水的隐逸生活有关，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有谢灵运和鲍照。他们借鉴了曹魏时期诗人写景佳句的技巧，进一步向新颖、工整的方向发展，矫正了理过其辞、淡然寡味的玄言诗风格，开辟了南朝诗歌的新局面。

除了山水诗之外，南朝的田园诗也因为陶渊明这位伟大诗人而光彩夺目。陶渊明的田园诗语言平实质朴，多用通俗易懂的语散，不加雕饰，犹如白话却又韵味十足，特别富有情趣，独具平淡自然而又意味深远的特殊魅力，正如陶渊明高洁孤傲的人格一样独树一帜。

总之，南北朝的民歌和诗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从多个方面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木兰从军图
北朝民歌《木兰辞》讲的是中国民间家喻户晓的女英雄花木兰，极富传奇色彩的替 父从军的故事。

■骈文、散文、辞赋及其他

南北朝时代，由于政治和社会风气的原因对文学思潮的影响，形成了骈文畸形繁荣的局面，与此同时，散文也借助一部分历史、地理类著作，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帝王和贵族左右文坛的时代，作家们或生活在帝王、贵族的周围，或隐逸山林而与世无争。后者回归自然，前者则致力于用华丽纤巧的形式来掩饰空虚贫乏的内容，使得骈文这种特别注意形式美的文体，受到当时文人们普遍的欢迎，大大地繁荣起来了。东晋南朝时期，由于士族文人偏安江南，在政治上无心进取，从皇帝到大臣都喜欢舞文弄墨，因此骈体文尤其盛行。宋、齐、梁、陈四朝皇帝，都重视文学，很多都颇富文采，如梁武帝、梁简文帝、陈后主等都是领一时风骚的著名文人。在这些帝王的带动下，南朝不仅出现了一大批“庸主词臣”，而且也不乏“才秀人微”的寒俊之士。如鲍照就是著名的出身贫寒的骈文、辞赋作家。

就散文而言，建安时期是散文的光辉起点。曹操的散文自然豪放，坦率脱俗，无所拘谨，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突破了前代旧传统，开启了一代新文风。建安三曹当中，尤以曹植成就最高。曹植才高笔健，文辞华丽，神采飞扬，成为建安散文的代表人物。正始之后，散文风格也趋向清峻简约，慷慨悲凉，行文不拘一格，韵散交杂而成，很富独创性。两晋以后，散文朝多个方向发展，代表人物有张载、张协、张华（三张），陆机、陆云（二陆），潘岳、潘尼（两潘），左思（一左）。

此外，随着文学逐渐走向自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创作逐渐形成了高潮，出现了志怪小说、轶事小说等符合现代小说概念的作品。小说的盛行与当时释、道两教的盛行以及士林风气很有关系。两教中的传说故事成了小说的主要题材，同时一些历史传闻、神仙鬼怪、琐闻轶事等，都给这一时期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素材。

◆洛神赋图（局部）
此图是东晋顾恺之根据曹植的《洛神赋》所作。

全面繁荣的画坛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绘画发展的重要时期，除了绘画的技术技巧渐趋成熟外，著名的画家成批涌现。虽然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长达数百年的乱世，但是由于特殊的时代人文气息，这一时期不仅在山水画、人物画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且对绘画整体认识作了系统的理论探讨和品评。此外，随着佛教的传播和道教的发展，宗教绘画也应运而兴，留下了大批丰富生动的宗教壁画。

■人物画的成熟和山水画的兴起

魏晋南北朝以前，虽然绘画艺术发展已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但是此前绘画主要由地位低下的画工承担，作品不署名款，也不成风格体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的人文情趣方面逐渐被文人所重视，绘画在文人生活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涌现出了一大批出身于士大夫阶层、专志于绘画的上层文人。他们地位显赫、画艺精湛、声誉卓著，深受时人推崇，其作品也为人们欣赏、收藏和流传，绘画也逐渐走向了文人的自觉。

◆烈女传仁智图（局部）

这一时期是中国绘画艺术的初步成熟阶段。因为此时人物画逐渐趋于成熟，并涌现出一批各具风范的名家：东晋的顾恺之、刘宋的陆探微、南齐的张僧繇、北齐的杨子华和曹仲达等就是期典型代表。他们的绘画题材范围广泛，内容形象生动，灵活多变；其绘画表现能力有大大提高，由简略变为精微，造型准确，注意传神，甚至六法备赅；绘画风格也趋多样，名家各具个人特色。此时的人物画，以顾恺之成就最大，他不仅是中国绘画史上第一个有画迹可考的著名画家，而且在人物画的创作方面有不少的创新，他善于捕捉表现人物性格的某一特征。在绘画理论方面，他还最先提出了“以形写神”的观点。传世的顾恺之作品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仁智图》等，虽然这些都是后世摹本，但可作为探讨他的艺术成就的参考。

魏晋南北朝时期单独表现自然山川之美的山水画也已经出现并盛行开来。如顾恺之画《庐山图》、戴逵画《吴中溪山邑居图》等。虽然此时山水画在置陈布势和形态体貌还是很幼稚，被后世讥为“人大于山，水不容泛”，山峦“则群峰之势若细饰犀栉”，树石“则若伸臂布指”。绘画技法也还比较粗糙，但是专门表现自然之美的山川画的出现表明山水画已经形成了独立画科。

据史书记载，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了书画鉴赏、收藏的风气。而且在绘画的创作理论总结、作品的评论上，较之前代再不是只言片语，而是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有了专门的著述，这些都为后世绘画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丰富多彩的石窟壁画

自汉代开辟丝绸之路以来，中亚与中国中原地区形成了一条连绵不断、经久不衰的文化交流之路。佛教就是沿着这条丝绸之路逐渐传入中国的。佛教的造像艺术非常发达，其在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也开凿了很多石窟，形成了独特的石窟艺术。同时，这一时期的统治者大多喜欢利用宗教为其统治服务，因此大建寺庙，凿窟造像，从而使佛教绘画艺术达到了一个高潮。

◆顾恺之·女史箴图卷

顺着佛教传来的路径，流传下来的代表性石窟，主要有克孜尔千佛洞、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等，它们如丝绸之路上一颗颗璀璨的明珠。这些石窟中都有非常丰富生动的宗教壁画，造成了浓郁感人的宗教氛围。这些为弘扬佛法、布施祈福、积修功德而绘制的壁画，既融合了中国西北各族人民的才智和创造力，同时受到来自今印度，以至伊朗、希腊等国宗教艺术的影响和启迪，渗透了宗教的热情，又每每显示出世俗生活的某些情景。这些石窟壁画也显示出，从西往东越来越深入内地，以及随着岁月的推移，佛像造型便越多带上中华民族审美观念的痕迹，更多带有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和汉族的身体特征。而且，新疆作为佛教及佛教艺术传入中原的一道门户，早期壁画形象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的绘画艺术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新疆石窟的壁画也是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

敦煌莫高窟始凿于公元366年或更早，之后一直到元代，都有建造，现存洞窟570余个，壁画约6万余平米。早期北魏、西魏的壁画内容以佛祖和其本生故事为主，第257窟的《鹿王本生》图，曲折的情节安排得非常严密。和新疆早期壁画不同，这一时期的敦煌壁画在形式技巧上，更多地具有了中原地区的风格，可明显地看到对汉代壁画的继承。此外麦积山石窟等处也存有不少这一时期的壁画。

◆库车吐拉千佛洞新2号洞窟窟顶壁画

由于当时统治者也非常提倡佛教，因此中原地区的文人也有喜好佛教画的，顾恺之就是典型的代表，其宗教壁画的代表作《维摩诘图》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宗教画的兴盛对人物画的成熟也有一定的影响。

崇尚韵度的书法

◆钟繇宣示表

◆王羲之·兰亭序

尽管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全国大部分处于战乱不已、分裂割据的状态，但正是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书法的笔墨线条成为了文人学士们遣兴抒怀的载体，从而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使得这一时期称为书法艺术史上一个光前裕后、流派纷呈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楷、行、草、隶各体作为书法艺术形式而渐次定型，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风格多样而臻于成熟精美，特别是晋代出现了彪炳于书法史册的“书圣”王羲之与“小圣”王献之，被后人尊为“唐诗晋字汉文章”，可见魏晋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乃至文化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三国时的书法以魏、吴两国较为突出。魏国有大书法家钟繇（151～230），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官至太傅，因此人称“钟太傅”。他善长各种体书，尤以楷书见长，被后代奉为“楷书之祖”，与王羲之并称为“钟王”。钟繇的楷书笔法遒媚，结构朴茂，出于自然，多有异趣，开创了由隶入楷的书法艺术新貌。钟繇的书法真迹已经不见流传，其代表作品有《宣示表》、《荐季直表》、《贺捷表》等。

晋代的精神风尚对其书法艺术的特征有很大的影响，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代书法艺术风神疏逸、姿致萧朗，达到了一种蕴秀简静、自然洒脱的审美境界，后人称赞晋代书法“韵胜”、“度高”，是很有道理的。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成就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时代风尚。王羲之（约303～361），字逸少 琊临沂人。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其父亲就是一位书法家。王羲之先后师从多位名师学习书法，他善于思考创新，汇聚各家所长而改变了汉魏以来质朴雄浑的书风，形成了妍美秀逸、韵胜度高的晋书格调。他的书法运笔丰盈多变而又含蓄温婉，气势稳健洒脱而安逸平和，笔画线条变化丰富，运笔轻重快慢自然和谐，字体结构疏密有致，章法虚实分布、浑然一体，总体上达到了一种很高的艺术境界。其代表作品流传颇多，其中尤以《兰亭序》为著名，该帖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极典型地体现了晋代书法的美学特征。王羲之之子王献之也是著名的书法家，他不拘成法而自成风貌，其书法潇洒奔放，神采飞扬，颇具气势力度，与其父合称“二王”。

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又有了新的发展，就其艺术价值与历史地位来讲，又形成 了以魏碑为代表的新高潮。魏碑的书法风格独特，它在汉隶的基础上演变，笔法厚重刚健，结构宽博严谨，气度高逸宕放，具有鲜明的美学标志。魏碑虽然在运笔、结构上带有一定的隶书特征，但它运笔迅起疾收、点画峻利，总体感觉内圆外方、外刚内柔，其结构则严谨紧密而纵横奇崛，从而成功地完成了书体历史性的转折，形成了一个时代的书法艺术高峰，也为唐代及其以后的书法发展创造了雄厚的基础。

南北朝时的书法家灿若群星，南方的羊欣（370～442）是王献之的入室弟子，深得王献之神韵而以瘦劲为个性，当时有“买王得羊，不失所望”之言。此外还有齐代的王僧虔、陈代的智永等。魏碑则大多出于无名氏之手，有名的传世书法家则以郑道昭为代表，其书法多用圆笔，变化巧妙；结体广博，气魄雄伟。

步入辉煌的佛教雕塑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佛道教的进一步发展和统治者对佛道教的大力提倡，宗教的繁荣带动了寺庙建设和宗教造像艺术的发展，从而使中国的雕塑艺术得到了全面发展。佛教的盛行和佛教造像的繁荣为中国传统雕塑艺术增加了活力，改变了中国雕塑史的面貌，人物雕塑也更加成熟。除了佛教雕塑之外，以墓葬为主的传统雕塑也走向了繁荣。

◆伎乐飞天

这一时期代表性的石窟主要有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这些石窟就是南北朝时期开始开凿的，石窟内有大量的佛像雕塑，或是石雕，或是木雕，或是泥塑，或是铸铜等，使得佛像雕塑成为这一时期雕塑艺术的主体。石窟艺术在中国雕塑中很有代表性，如东晋时期已经有了很高的成就，东晋人戴逵就非常擅长雕刻和铸造佛像，他在建康瓦棺寺所作的5躯佛像，与顾恺之的壁画《维摩诘图》和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的玉像被称为“瓦棺寺三绝”。这个时期的雕塑特点是比较注重具体细节的刻画，雕塑技法更加纯熟。虽然由于雕塑形象和题材大都为宗教题材，形象具有神化倾向和夸张的特征，但雕塑题材的单一化也促进了大量精品的诞生。

需要说明的是，佛教雕塑来自印度，而印度佛像属于“犍陀罗艺术”，有希腊末期艺术和波斯艺术的影子，其特点是造型比较纤美，衣纹皱褶紧贴身体。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即被中国雕塑家所融汇贯通，形成独特的中国佛像风格，使这种外来艺术逐步具备了民族化特征，我们现在看到的石窟艺术大多已经是被融合了的中国化佛教雕塑。

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二大类雕塑作品当属陵墓雕塑。曹魏时期的墓葬推崇简易，所以在这一时期的陵墓雕像不多，多为陪葬的明器，多是砖雕艺术，造型简洁明快，刀法熟练，显示出雕刻艺人的才华。南北朝时期，墓前雕像的风俗逐渐恢复，一般都在墓前设置一对或多对石兽，多是理想化的吉祥造型—“麒麟”，多为石雕，一般都比较庞大，姿态宏伟，整体感较强，又较为浓厚的汉代遗风。

◆敦煌壁画·供养菩萨

交融荟萃的乐舞和优戏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民族迁徙杂居和北方人大批南迁，文化交流频繁，出现了各民族乐舞的大交流时代。这一时期，随着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内迁，大量西域乐舞传入中原，如影响颇大的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乐舞，大约是在公元4世纪后期传入中原的。由于其欢快的调子、鲜明的节奏，非常适于伴奏舞蹈，深受人们欢迎，因而北周和隋唐时代的许多舞曲都加以采用。其他如天竺（今印度）、高丽（今朝鲜半岛）等地的乐舞，也是这个时候传入中国的。

◆高句丽歌舞壁画
此画反映了高句丽民族的能歌善舞，画风 朴拙，是高句丽壁画的代表作。

而与此同时，随着北方人的南迁，原属北方的歌舞也传到了南方，南朝统治者偏安一方，政治上没有进取心，而都崇尚歌舞乐曲，过着歌舞升平的腐化生活。这一时期的文人也消极遁世，崇尚清谈，提倡及时行乐，他们养有大批家妓，歌舞艺术成为他们享乐的内容之一，因此大量的民间歌舞被宫廷贵族采用。南朝盛行的《清商乐》，就是汉朝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流传在汉族地区的音乐和舞蹈。随着时代发展，《清商乐》的内容逐渐扩大，它包括了北方的许多民间歌曲、乐曲和配合舞蹈表演的舞曲、舞歌，如汉代的《巴渝舞》、《公莫舞》、三国时吴国江南地区的《拂舞》、《白舞》、晋朝的《明君舞》等。

◆吹洞箫陶俑

◆乐队画像砖

南朝除盛行《清商乐》外，随着北方人民的大批南迁，北方的“胡乐”、“胡舞”也不断传到南方。陈后主甚至专门派遣宫女到北方去学习箫鼓。这都是南朝、北朝乐舞互相交流的明证。魏晋人崇尚清谈，善思辩。褒衣博带，手执尘尾扇是当时士大夫常见的装扮。“尘（古体字为）”是领队的 大鹿，士大夫手执尘尾或尘尾扇作清谈，含有“领袖群伦”之意。他们喜爱轻盈飘逸、抒情宛转之美，常怀有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人生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舞风。西晋大富豪石崇就在洛阳建有金谷园，养蓄众多舞伎，整天歌舞不绝，石崇还自己编创《明君舞》令舞伎表演，供其享乐。

早在先秦时期，就从巫祭歌舞里分化出了女乐，后来又因为日常娱乐的需要形成了职业性的“优”。秦汉以来，又在女乐和优人的歌舞表演中逐渐产生了初级的戏剧形态。优人通过表演来娱人，表演的内容以戏弄调笑和歌舞为主。汉代优戏被归入散乐，最初名角抵戏，后来又发展为百戏。百戏继承了角抵戏中假形扮饰的传统，把吉兽祥禽、仙女神人统统拉在一起，共同表现一个五彩缤纷、飘忽迷离的神话境界，增添了百戏演出的神秘色彩和戏剧性。

◆吹笙引凤画像砖

百戏发展到魏晋南北朝，出现了具有一定的故事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表演形式。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歌舞小戏，诸如“代面”、“钵头”、“踏摇娘”等；二是“参军戏”，犹似今天的化妆相声表演。这些小型表演形式，或是表现英雄威猛的壮烈场面，或是传达弱女子遭受欺凌的惨况，或是讽刺社会弊端，各具特色，有预定情节，有角色扮演，可称为中国戏曲的原始形态。所以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戏曲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