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勒社会学家

实证主义唯名论

斯图亚特·穆勒是英国最负盛名的实证主义代表之一，他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逻辑学等许多领域内都有辉煌的成就。他的《逻辑体系》（1843）被认为对以休谟与哈特莱（David Hartley，1705—1757）的学说为基础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作了前所未有的最深刻的阐述。对于好几代的学者来说，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经济理论的无可置辩的圣经，这本书代表古典学说和后李嘉图学派作者所引用的精密分析的最后综合。《论自由》一书则无疑是自由主义哲学与政治学的一篇最雄辩有力的辩护词。为了继承传统，其父詹姆斯·穆勒对他进行了苦心孤诣的培养和熏陶，这是哪一位著者也比不了的。S·穆勒在其《自传》中描述了老穆勒对他进行别开生面的教育的过程。这种教育是要他继承以老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纲要》中所表述的李嘉图经济学说和功利主义社会哲学的联合传统。老穆勒还引导小穆勒研究18世纪的哲学、哈特莱的心理学，结果是哈特莱的观念联想说像对他父亲一样，变成小穆勒心理学和同类科目的指导原则。也许正因为他所受的教育过于全面，多少减损了他的创造性。有的作者就认为“他的重要性正是在于他能够把理论上的折中主义和政治上的妥协，捏合成一种为大家所公认的具有难忘内容的体系”⁽⁸⁾。这种说法有几分道理。他是功利主义的信奉者与阐述者，相信私利是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但他又倾向伦理学的直觉论与利他主义；他推崇经济上的个人主义，放任自由，但又同情弱者和被剥削者，主张政府的必要干预，鼓吹社会改革；终于他的“根本改良的理想远远超越了民主主义的范围”，使他同情、接近社会主义。他在《自传》中告诉我们：“我们期待着这样的时刻，社会不再分化为懒惰和勤劳的人；不劳动不得食的法规不仅应用于穷人，而且大公无私地应用于一切人；劳动产品的分配不是像现在那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出生的偶然性，而是要根据公认的公平原则由协商来进行；人们不再不可能或被认为不可能去竭力取得那不完全为他们所有而要和他们所从属的社会共同分享的利益。我们认为，将来的社会问题是如何把最大的个人行动自由与共有地球上的原料以及所有的人平等地分享共同劳动的利益结合起来。”⁽⁹⁾

让我们记住S·穆勒的折中态度，现在来讨论他的社会思想。

首先我们要谈谈S·穆勒与边沁的关系，因这与穆勒本人的社会学旨趣大有关系。上面讲过，边沁的功利主义是老穆勒所授的两项主要科目之一。穆勒自述接受边沁思想曾是他生活中的一个新纪元、思想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功利主义使他对事物的看法统一起来。S·穆勒本人也被公认是与边沁齐名的功利主义两大家之一。但在浪漫主义派与社会主义者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影响下，他开始从严格的边沁观点中走出来。他在1838年写的《论边沁》一文中，否定了边沁所描绘的人性图景，即：私利是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以及人类永远在找寻个人幸福，除了爱自己或对其他有知觉的生物的爱或憎外，人类行为没有别的渊源。穆勒批评边沁的观点过于狭隘，“只能够教导人组织和管理限于社会事务的商务部分⁽¹⁰⁾的方法”，而完全忽视了包括寻求自我完善、荣誉和其他完全为人类本身利益目的的动机，没有指明如何才能把管理生活中物质部分的方法用于改善民族性格的任务。在他稍后的《论科尔里奇》（1840）一文中，他称赞保守主义者科尔里奇（Coleridge）是他们时代中，“英国两个伟大的有创见的思想家之一”。他阐述了政治社会存在的永久的基本条件是合理地强调教育，从中培养出约束性的纪律；一切皆可为之牺牲的某种事物的存在；共同体或国家成员之间的强有力而又有生气的纽带。穆勒认为是保守派首先揭示了维系社会秩序的这些条件⁽¹¹⁾。

与对边沁“功利人”概念的批评相比，他对政治经济学“经济人”概念的分析基本上是从科学方法的角度予以肯定的。他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几个待决问题论文集》（1844）一书中，明确指出“经济人”概念的理想化假设方法的性质。他说政治经济学并不讨论社会中人类的一切行为。“它所关注于人的仅仅是，作为一个人，他有占有财富的愿望，而且他赋有判断达到这种目的的各种可能性的能力。……它将其他每一种人类欲望或动机完全抽象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把全部精力用于取得和消耗财富……这并不是说有哪个政治经济学家会荒唐到这样地步，竟然认为人类生活真正是这样组成的，而是因为这就是科学必然要前进的方式……政治经济学家探索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被其他的欲望所阻止的话，这种欲望所产生的行动是什么。”⁽¹²⁾

无论是误把人类事务的商务性活动视为人的活动的全部的“功利人”观点，还是自觉地假设人纯为财富的动机所推动并有条有理地追求财富的“经济人”的概念，由此引出的结论是一样的：人性的世界应比边沁与经济学所描绘的图景远为丰富。为此穆勒提出一个“社会经济学”的概念，以便包括政治经济学所遗漏的方面。社会经济学对影响人们在社会中的行为与境况的人性的一切方面都怀有兴趣，“其任务是发现社会规律，即人性在社会状态中的规律”⁽¹³⁾。这里需要提一笔的是，S·穆勒是个原子主义的还原论者，他的“社会经济学”最终不免从属于心理学，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谈到。

这里，我们还要谈及穆勒与孔德的关系。穆勒对孔德是心怀敬慕的。他在英国宣传孔德的实证主义，其热情与成效较之孔德的信徒有过之而无不及。1865年，他写作了《孔德与实证主义》一书，至今仍被视为分析孔德主义最优秀的著作之一。他接受了孔德社会学的基本原理：人类发展三阶段说，静力学和动力学的划分，历史的分析方法，科学知识按普遍性抽象性程度排列成一个等级层次的体系的分类说，人类精神的进步是历史进步的基本因素，以及关于社会秩序基于情感、思想的一致说（共识，consensus）等。他声称，孔德在一切要点上的主要结论是不能否认的。他对孔德的唯科学主义也表示同意，即在研究方法上，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没有什么重大不同。

但穆勒与孔德有一个根本区别。穆勒是一个社会唯名论者，确信所谓的社会规律最终都可还原为个人行为的规律；而孔德是一个社会唯实论者，相信社会是真正的实在，一个受自身规律支配的有机整体。

穆勒坚持认为：“各种社会现象的规律不过是、也只能是在社会状态中集合在一起的人们的行动和激情的规律。人即使在社会状态中仍然是人，其行动和激情仍然服从个体人性的规律。已经集合在一起的人们是不会像氢和氧不同于水那样，转化为另一种具有不同特质的东西的。”⁽¹⁴⁾我们在穆勒与孔德这里发现了社会学观点对立的最初表述：心理学主义对社会学主义；还原论对整体论。

这种对立的一个重要结果是，穆勒将人性科学置于优先于社会学的地位，其人性科学包括心理学与个体生态学，因为一切社会现象都是按照支配人性的冲动和动机的规律构成的，不求诸心理学规律而解释社会现象在穆勒看来是不可能的。穆勒对社会现象的兴趣在于，由社会现象构成的环境使不变的人性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变状，因为尽管个体心理学的规律是普遍的，每个人身处其中的环境总不同于其他个人，每个民族或每代人亦不同于其他民族或另一代人。所有这些差异都影响到不同性格的塑造。不变的人性正是通过这变化的环境表现出来的，但对这一点的强调并不影响穆勒关于一切社会现象都是人性现象的信念。因此，他所说的社会学规律的解释力远弱于心理学。前者解释的并非人类行为本身，而是因特定的历史或文化背景而偏离了一般标准的行为。由此看来，之所以需要社会学，并非因为存在有特殊的社会事实范畴，而不如说我们无法观察到纯粹状态的人。因此，不能期望社会学可提供一种独立的知识，以使我们避免两类正相反的错误：或是把经验观察推至任何可能的情况，或是依抽象的人性品质来臆测具体情况下的人类行为。这个立场决定了穆勒既没有提出一套系统的社会观，也没有创立有关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社会变迁的充分的社会学理论。

穆勒的贡献在于，他试图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学旨趣间架起一座桥梁：一种旨趣是流行于18世纪的永恒人性理论，此即人皆有之的抽象人性论；另一种理论关心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变化不定的特征，它在19世纪日趋引人注目。穆勒相信人性论，他看到可利用19世纪初心理学的新成就来解释人类行为的机会。但他不相信心理学家能满意地解释所有的社会现象，纵使最好的心理学家也不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即便人们知道人类行为的所有动机，也不能解释特定情境中的特定行为。另一方面，单纯研究具体情境中的特定行为所能提供的只是些残缺不齐的知识，这种片断的知识缺乏普遍性，而普遍性正是真正科学知识的基本标志。社会学是演绎科学，这是指社会学依据心理学提供的人性知识和人性规律，推断在不同的环境因素作用于人类群体的情况下会发生怎样的（人性）现象。不过，这个似乎中道的理论在穆勒并无多少实际的运用。政治经济学是他系统研究过的唯一的社会科学。这门学科给他带来的方法论上的麻烦是最少的，因为它是那些设想人类总是受同样的动机驱使而不大受不定的情境因素影响的抽象化社会科学中的一种。《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作者在社会学上很少建树，他与孔德一样，只是提出了社会学的方法问题。在这个方面，穆勒对社会学的最重要贡献是发现了人类行为规律的统计性质。穆勒的推理十分简单：由于人类行为是人性的一般规律与其自身个性的合力作用的结果，解释那些行为的关键是要找到一种可将一般规律与特殊的偶然的因素相分离的方法。统计学提供了这样一种方法，当我们充分考虑了大数现象后，就能将偶然的背离一一予以排除。统计规律并不能使我们预言特定情境中的特定个人的行为，但它可揭示某些倾向，这些倾向必定在巨大规模上呈现出来。只有当确定了群体的属性与集体行为后，才可能较有把握地断言个人的行为。因此，社会科学“原则上是与群体的而非坚硬的个体的行为有关，与共同体的而非单个人的命运有关”⁽¹⁵⁾。

穆勒对群众的兴趣与其他作者十分不同。群众在他这里并不是诸如人类、国家、民族或阶级一样的集合主体，而仅仅是可用大数规律表现的一大批个体；也不是普通的群众，而只是统计学的多数。这与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代议制政府理论家的政治观点是合拍的。穆勒感兴趣的不是社会运动，而是严格的个人行为，这些行为呈现出一些确定不变的分布，而这是明智的政治家应该清楚的。

穆勒的这个人类行为的大数规律，在比利时数学家和统计学家凯特莱的“平均人”概念里有更彻底更明确更具专业性的阐述。凯特莱在科学史上的地位主要是与其统计学的成就联系在一起的。他从不声称要拯救人类或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但他在其有限的专业领域内阐述了真正的社会实证主义，我们或可确切地称之为自发的实证主义。他的哲学之符合孔德倡导的实证方法的各种要求甚至比孔德本人的社会哲学更见一贯与彻底。事实上，他在“社会物理学”的名称下创立了一门社会学，甚至比孔德更像是20世纪社会学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