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李景汉

(三)社会学家李景汉

最好不举行调查，举行调查必有一定清楚的目的，使人们根据调查的结果来改善社会实际生活，解决社会问题，增进人类幸福。——李景汉

1.生平

李景汉1895年1月22日生于北京东郊通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里，祖辈世世代代都是文盲，他排行第二，有一兄一妹。由于生活条件所限，李景汉幼时体弱多病却非常好学用功。

1912年，毕业于当时县里有名的潞河学校。

1916年，毕业于通县的协和学院，并幸运地得到了庚子赔款资助留学的机会。

1917年赴美。他抱着强烈的报效祖国的愿望，认为要为祖国服务，应该首先了解社会，深入社会，所以选了社会学为主修课程。他的这种愿望和决心，在日后所著的《实地社会调查方法》的自序中作了回忆:“我在美国求学时，因受种种刺激，就已抱定从事中国社会调查的决定。”^[23]

李景汉

1924年回国，起先他以优异的成绩先后获得美国帕玛那大学学士、加利福尼亚大学硕士学位，并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1924—1926年，对北京人力车夫的劳动、生活以及手工艺工人组织作了社会调查，每天与人力车夫及手工艺工人促膝交谈。与此同时还调查了当时北平历年各行业的工资、物价和各种行会组织等。

1926—1928年，李景汉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社会调查部主任，指导采用记账方法调查工人生活水平。

1924—1928年，李景汉发表了《中国人的普通毛病》(1924)、《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1925)、《妙峰山朝顶进香调查》(1925)、《中国社会调查运动》(1925)、《家庭工资制度》(1925)、《二十五年来北京生活费的比较》(1926)、《北京无产阶级的生活》(1926)、《北京拉车的苦工》(1926)、《北京农村的状况》(1926)、《数十年来北京工资的比较》(1926)、《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1926)、《社会调查应行注意之点》(1927)等报告和文章。他于1929年写出《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一书。此书采用了问卷法和比较研究法，对160多个群众家庭生活进行了实情调查，是我国最早关于家庭调查的报告。

1930—1935年，李景汉在担任平民教育促进社会调查部主任的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农学院教授，担任农业调查方法课程。1935—1944年，李景汉在进行实地调查的同时，逐步用更多的时间转向教学工作，先后担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调查组主任、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云南省政府社会处编写的《昆明市志》顾问及《呈贡县志》的主编，对昆明四县农业人口及呈贡县人口进行调查。

1947年，李景汉出席了在纽约召开的国际人口会议，并代表我国在大会发言，被美国人口学会及国际人口学会吸收为会员，此后近40年该组织一直视其为会员并经常征询他对世界人口问题的意见。1947—1949年间李景汉被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聘请为统计专家室专员，赴日内瓦出席世界农业普查会议，为1950年的世界农业普查会议做筹备工作。他以专员身份被邀往南亚考察和进行农业调查，作为联合国在这方面的代表兼任东南亚诸国的农业普查顾问，同时以联合国专家身份为南京农业普查训练班讲授普查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李景汉为祖国出力心切，放弃了国外优厚条件，毅然回国。

1949—1952年，担任北京辅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兼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1953—1954年，担任北京财经学院教授。

1954—1960年，担任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教授。在此期间，李景汉虽已年届花甲，但却又一次走访了30年前调查过的北京郊区。经过3个多月的调查，于1957年2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郊区农村家庭之今昔》一文，对30年来农村的巨大变化作了对照，通过今昔对比，热情讴歌新社会，反映农民在经济上和精神风貌上的明显可喜的变化。此文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杂志、报刊、广播以及国内外学术界纷纷向他约稿，并邀请他去作今昔对比的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决定成立由他主持的社会调查研究室。

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

1960—1978年，任北京财经学院教授。

1979年，被聘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顾问，同年5月右派错划问题得到纠正。

1984年，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顾问。1985年初，中国人民大学为他举办了执教60周年和90寿辰的庆祝活动。他在90寿辰庆祝会上说:希望中国的社会学“执世界社会学牛耳”。

1986年，也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重印《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这本书的前几天，李景汉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后去世。

2.社会调查实例

李景汉一生中做过许多社会调查和调研，我们在这里仅举出较为有名的两个，作简单介绍，希望通过这些具体的实例，我们能够管中窥豹，发现前辈关于社会调查的思想以及在此过程中所体现的学者精神。

接着我们来看李景汉所做的两个较为知名的社会调查，一个是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调查，另一个则是定县社会概况调查。

(1)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调查

李景汉先生在美国留学期间，由于我国当时没有关于人口、男女性别比例等基本统计资料，无法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而其他国家的同学却能回答同样的问题，这深深地刺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强烈的国耻感使他下决心以后一辈子搞社会调查。他后来就是如此做的。回国后四年，总的来看，调查工作的重点是采用记账方法调查都市的下层生活，如人力车夫、手工业工人、行会等。在此期间，他还兼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讲授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指导学生实地调查农村家庭生活水平。《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调查》，就是他指导十几名学生在1926—1927年进行实地调查的成果。该书与1928年6月完成，次年5月出版。

《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调查》一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是“挂甲屯村一百家之社会的经济的调查”，包括“绪论”、“人口与家庭”、“家庭的收入”、“家庭的生活状况与支出”、“村民其他状况”5章和50个表。第二部是“黑山扈村马连洼村与东村六十四家之社会的及经济的调查”，包括“人口与家庭”、“家庭的产业与收入”、“家庭的生活状况与支出”3章和50个表。该书所得的调查资料基本上是1926年一年的材料。书的最后是“附录:乡村家庭调查”。

《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调查》，是李景汉先生学术历程的重要一步，是调查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的过渡。从1928年8月至定县实验区工作后，他将重点转向了农村。而这次乡村家庭调查，无论从调查的对象看，从方法看，还是从结果看，都是介乎于这段时间的。从调查对象看，研究的这些村不是城市，而是农村。从调查方法看，主要用的是记账法。从调查结果来看，李景汉初步看到了中国乡村社会存在的“愚、弱、贫、私”。可以说这次调查是推动李景汉先生转向大规模农村调查的一个契机。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表达了这样的愿望:“著者希望不久在各处都有大规模的农村调查与研究，藉以了解中国农村的种种问题。”他后来也是这样做的，针对中国农村的种种问题，采用多种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展开了首次以县为单位的系统的大规模实地调查，从而产生了李景汉先生一生最重要的成果:《定县社会概况调查》。

(2)《定县社会概况调查》

李景汉早期所进行的调查，其范围虽多在城市，但由于自己在农村长大，所以虽然已经身为教授，但他的心始终挂念着农村和广大劳动人民，于是他借燕京大学聘他讲授社会调查方法课程的机会，选定北京郊区农村家庭，带领学生实地进行调查。

此时，我国近代著名的平民教育家、乡村建设倡导者晏阳初先后在华中、华北与华西三个地区推行旨在“除文盲，做新民”的平民教育运动，担任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组织领导工作，积极开展平民教育运动。晏阳初首先在城市推动扫盲运动，1929年以后，渐渐意识到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农业大国，85%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平民教育的重点应转向农村，于是就将扫盲运动转向农村，开始在河北省定县成立“定县实验区”，计划对定县农村社会进行全面调查工作。以便在实践中倡导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相互配合的三大教育方式。

当时一批又一批的留学生、大学生、教授、学者、医务工作者纷纷奔向农村，参加定县实验区的工作。这些知识分子为了探索一条用教育改造社会的道路，离开了生活舒适的大城市，走到条件艰苦的乡村，与贫苦农民生活在一起，通过社会实践，逐渐走上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

晏阳初在开展平民教育运动的过程中感觉到，如果想了解农村及广大的平民群众，必须从深入调查研究入手，才能摸索到真实情况，于是多方寻找合适人选，了解到李景汉正好是他所物色的人才，便邀请李景汉加入平民教育促进会的队伍。李景汉欣然接受聘请，担任社会调查部主任，率领一批有志之士扎根农村达数年之久。在此期间，除一次因病离开定县四个月外，一直和定县农民生活在一起。

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实验区的工作引起了当时国内外各界的关注，引起了一定反响，在欧、美和东南亚也起了推动作用，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乡村改造方案和经验在当时被誉为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一项新贡献。

平民教育促进会的社会调查是一项重要的核心工作，对定县的历史、地理、交通、经济、政治、教育、民欲、户籍、人口、农业、地亩、疾病、商业、物价等进行了详细调查，根据发现的问题，研究制订了一套以县为单位的教育与建设相结合的原则、方法、技术与制度。《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一书就是这一调查的主要成果，后来被称为我国近代爱国知识分子以西方社会学方法与技术进行的以县为单位的社会调查的一个代表作。全书分17章，分别从地理环境、历史、政府机构、人口、教育、健康与卫生、农民生活、乡村娱乐、风俗习惯、信仰、赋税、财政、农业、工商业、农村借贷、灾荒、兵灾等17个方面对定县的基本社会概况进行了全面描绘，涉及面非常广，资料极为丰富，当时学术界称之提供了一部中国农村生活的百科全书，这本著作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重印，就是因为数十年后它仍具有参考价值。李景汉从事社会调查的鼎盛时期也就是在定县从事社会调查时期。

3.调查方法

(1)城市生活调查:记账法

1926—1928年李景汉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社会调查部主任，指导采用记账方法调查工人生活水平。基本上是对调查对象的工资与生活费等经济方面的收支进行日用账簿的跟踪记录，以获得城市居民尤其是城市下层群体的生活基本状况的了解。这种记录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开展。

这一时期，在调查内容上对城市贫民的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反映，但存在分散重复的问题。在方法上借鉴外国的较多，自主创新的较少，调查手段比较单一。此外，缺乏学术上的提升，以社会调查为工具、具有社会学理论趋向的调查较少见。

(2)转向农村调查:社会分析方法

定县的调查是中国知识分子运用西方社会学方法进行实地调查的典范之一，是中国首次以县为单位的系统调查。《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一书就是这一调查的主要成果，后来被称为我国近代爱国知识分子以西方社会学方法与技术进行的以县为单位的社会调查的一个代表作。

定县社会调查共分三步进行:先是从宏观入手，对全县的历史、地理、赋税、风俗习惯等进行了概略的调查。然后对平教会划定的62村(第一乡村社会区)的教育、娱乐、宗教、卫生、生活、经济等方面情况进行调查。调查方法具体采用了普查法、抽样法和个案法，但总的来说是属于社会分析方法。真正做到了“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状、动态与静态、纵向与横向”的结合。

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可比之美国匹兹堡调查(The Pittsburgh Survey)和春田调查(The Springfield Survey)。

(3)制订调查规范:《实地社会调查方法》

李景汉在定县调查中采用的社会分析方法，主要是实地调查与统计调查相结合方法，使用了随机抽样与分层抽样，亲自设计了314个统计表格，初步建立了中国农村调查的统计指标体系。他还将这些调查的方法与经验概括于《实地社会调查方法》(1933)一书中。

在《实地社会调查方法》中，李景汉深感“一切工作亦属开荒性质毫无成例可供参考”，所以认为应该定出一些调查规范，以求在调查方法上能有科学进度可循，于是费尽心血编写了调查制度、编制表格，安排调查人员并加以培训，手把手指导培训人员如何采访，如何填表，甚至在制好各类表格之后，对于校对错误、补充遗漏、增加必要项目等也都不肯轻易放过，力求无误。在当时，他的这套社会调查方法具有相当强的科学性，起到了某种典范作用。

(4)对调查原材料的加工方法

如何处理和使用个案调查和访谈资料，在社会学的所谓“质”的研究方法中，一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在这方面，过去中国的村落研究存在着两种调查原材料加工的方法。

一种是费孝通先生的方法，可称之为“文本概括法”。就是把调查的资料和受访者的话语，慢慢地咀嚼，然后转化成比较精炼、比较条理化的文本语言表达出来。这种语言不像那些充满学术概念的推论，比较通俗易懂，但也不是文学语言，它要表达的是“事实”，不是故事，也不是逻辑，就像现实之树去掉了多余花叶的枝条，所以谈不上好看，主要还是供专业人士阅读，一般读者可能会觉得没有故事而难以读下去。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括调查》，应该说都是使用的这种方法。

另一种是林耀华先生的方法，可称之为“文学概括法”。这是把调查的原材料进一步加工成文学的语言，更具体地说，是小说的语言，它不舍弃生活语言中那些鲜活的东西，而是把调查的一些片断、零碎、芜杂的原材料，转化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就像是一部小说，因为小说的原意，就是区别于“文本大说”的市井故事。这方面的代表作，就是林耀华先生的《金翼》，这本用小说体裁写成的人类学著作，它的写作方法数十年来一直面临着一些学者的不断质问，这究竟是虚构的故事，还是科学的研究?尽管林先生自己一再表明，这部书的故事是真实的，是东方乡村社会与家族体系的缩影，展示了种种人际关系的网络，它是运用社会人类学调查研究方法的结果，尽管有国际著名经济人类学家雷蒙德·费斯(Raymond Firth)教授为它作序，并对其学术价值给予极高的评价，但在学术研究如同工匠的手艺活和工业流水线的今天，如何调查、如何收集处理资料、如何分析问题，都有了“标准化”的“规矩”，所以林先生的别出心裁的“文学概括法”，一直被视为一个“另类”。

4.李景汉的调查思想

(1)核心:为解决问题而进行调查

他不是为调查而调查，不是只为取一些数字材料，而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调查。他说，如果只是为了调查而调查，“最好不举行调查，举行调查必有一定清楚的目的，使人们根据调查的结果来改善社会实际生活，解决社会问题，增进人类幸福”。在他心底，认为自己从事的工作，其目的就是为了为人类谋福利。

(2)人本主义思想

由平民教育促进会推动的“新派”，以定县为乡村改良的实验基地，其理论上的特点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定县主义”就是外国学者对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的实验工作所加的用语。但实际上与“旧派”的更大的差别是，“新派”在美国教授的协助下从事合乎学术标准的实地调查。

“新派”的理论基础，是一种人本主义，他们认为中国当时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落、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上是“人”的问题。他们以为，中国近代发生过五次自救运动，即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军北伐，现在他们从事的乡村改良实验运动是第六次自救运动，但不同的是要克服前五次运动“忽视平民教育”的“缺陷”，因为中国人生活的“基本缺点”是“愚”、“穷”、“弱”、“私”。因此“主张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平民教育既是以实际生活为研究对象，就必须到民间来实地工作，……因此本会对于社会调查甚为注意，并认清中国的基础是农村，所以特别着重农民的教育与农村的建设，遂选定县为实验区”。

(3)注重科学性与代表性、全面性与整体性

他进行社会调查，始终注意科学性、代表性，否则就是没有价值的调查，所以他非常注意如何编制调查项目、如何访问、如何作统计等等，一丝不苟。

从青年时代起，他始终认为，要想了解调查对象及一切有关问题，必须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所以他在调查过程中始终扎根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农民建立感情，得到农民的信任。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他们的真诚合作，调查材料才能可靠。他的每一项调查工作都是在大量材料和数据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材料尽可能完整无失漏，没有任何含糊概念。他特别注重全面性、整体性，从社会、经济、民俗、日常生活等等各方面无所不包，绝无以偏概全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做法，这种细致深入的作风被人称道。

这些调查的研究成果，初看起来并没有任何的理论假设，不像如今写学术文章，开始必须有一种基于前人研究成果的理论假设，提出一个有意义的需要论证的问题，这已成为学术界共同遵循的学术规范，那时从事实地调查和社区研究的社会学家，似乎有意地防止先入为主的假设，基于实地调查的研究文章，几乎都是尽可能客观而详尽地描述实际情况而已。当然这种情况也可能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关于中国农村性质的学术争论已经发展成一种“思想斗争”，这些潜心学术研究的社会学家，为了逃避思想斗争的漩涡，抱着让资料和事实说话的价值中立思想;二是当时相当一部分调查，是受国外基金会的资助，对于资助者和国外的学者来说，中国实际资料的价值显然是第一位的，而在理论上，中国社会学界当时似乎还不具备国际对话的能力。这种“初看起来”形成的结论，尽管可以说是“有理由的”，但今天看来显然是很不全面的，因为即便是那些“无假设”的实地调查，提出的问题在学术上其实是很前沿的。

李景汉的严谨治学态度，表现在他并不因自己的丰富成就而自满，他经常对自己过去的文章客观对待。他常说:“我写东西是希望给别人提供参考，发表了就欢迎别人提意见，只有这样我才能在做学问上有提高并更完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他把自己的著作谦虚地形容为“不很整齐的原料发表，供给研究农村社会人们的参考。好像矿工把山间一块一块的矿石开出来，送给化验师们去化炼，由他们随便炼出甚么有价值的东西来”。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序言中说:“编者不希望本书有什么特殊的贡献，所包括的不过是以往在六十二村的一些零碎材料和关于全县的一些普通状况;但至少可以帮助人们对于中国一般的农村情况有一个鸟瞰的认识，尤其是从这些表的数字里可以发现许多的农村社会问题，得到许多社会现象的线索。吾人以往的调查工作亦不过看作实验的准备时期，有系统的调查方在开始进行。同时恳切的请求国内外的专家此后能够不吝指导，待此种研究日益精深，对于实用上和学术上将来能有相当的贡献。”甚至在此书出版50年后，在一篇回忆录中，他对自己的作品作了中肯的评价:“平教会定县实验的工作，总的说来，只是治标，并不能治本，说明了它的改良性质。”回顾五十年前，他已经初步洞察到问题的实质，在1936年发表的《定县土地调查》一文中，他作了结论说:“总之，我们不能不承认土地问题是农村问题的重心，而土地制度即生产关系，又是土地问题的重心;其次才是生产技术及其他种种的问题。若不在土地私有制度上想解决的办法，则一切其他的努力终归无效;即或有效，也是很微弱的、一时的、治标的。”可见在当时，他已经觉察到那时的社会调查工作中的弱点而加以注意，并大胆提出，这种认真剖析的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4)实证主义方法论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体现了西方传统实证主义的社会调查方法。所谓实证主义方法，众所周知，从它的方法论观点说，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即那些社会现象，是独立于调查研究者之外，而一切关于事实的知识都应以经验的实证材料为依据，不能实证的结论则是无意义的。同时为强调获得资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就认为调查者不要带任何观点，要求调查者脑海似“一张白纸”。正如李景汉所说的:“社会调查研究是用客观的方法研究社会现象。调查者必须不拘成见，不掺加个人的感情或主观的玄想，要以科学的态度，搜集事实，这才称得起是忠实的社会调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