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陶孟和

(二)社会学家陶孟和

1.生平

陶孟和

陶孟和，原名履恭。1887年11月5日生于天津的一个读书人家，祖籍浙江绍兴。其父陶仲明曾在严氏家馆(南开学校前身)担任塾师，他亦在此就读。

1906年，陶孟和以首届师范班毕业生的资格被送往日本留学，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历史和地理^[10]。

1910年，他因事回国，改赴英国求学，入伦敦大学专攻社会学，获科学学士学位。1912年留英时，撰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一书，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作品诞生时他才二十七八岁，巫宝山给予此书高度评价。英雄出少年，他青少年时期丰富的求学经历使他以后的学术道路有了良好的开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3年，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

1914年，学成回国，回国后先入北京大学担任教授，曾在《新青年》发表《人类文化之起源》、《社会》、《女子问题》、《新青年之新道德》、《(社会调查)导言》等诸多文章。这些文章影响很大，主张从调查改革社会，《新青年》曾开辟“社会调查”专栏，就是他的主意。专栏开栏时，陶在《导言》中说，我向来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这个愿望除了学术上的趣味以外，还有实际的功用:既可以了解我们社会的长处，又可以找到社会的弊病^[11]。

1919年初，陶孟和曾赴欧洲考察^[12]。

1920年8月，胡适和陶孟和、蒋梦麟、王徵、张祖训、李大钊、高一涵等七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当年不谈政治，是想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以便为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基础，使国人具有为自由而战的精神;如今要谈政治，是因为现实的政治无时无刻不在妨害他们，所以他们只能奋起抗争。

1926年2月，美国一个社会宗教团体愿意捐赠三年专款，委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增设一个社会调查部，并聘请陶孟和主其事。

1929年，陶将它改为社会调查所，成为一个独立机构，开始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

1935年，陶孟和被聘任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评议员。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3年，妻子病故。陶孟和的妻子沈性仁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这对他来说不啻于雪上加霜。沈女士也是一位学者，早年在《新青年》上就有译作发表，1920年与陶先生合译凯恩斯的《欧洲和议后的经济》，被纳入《新青年丛书》出版。沈是1943年病故的，费正清说“她是我们朋友中最早去世的一个”。据巫宝山介绍，夫人去世之后，陶先生的生活非常孤寂，但是他对扶植研究事业的热忱，一如往昔。在陶先生的感召下，社会调查所于战争时期完成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培养了严中平、梁方仲、汪敬虞等一批很有才华的研究人员。

1950年4月28日，中国科学院成立图书管理处，1951年2月3日，改为图书馆，作为全院管理、供应和对外交换图书的机构，由陶孟和副院长兼馆长。陶孟和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创始人。他曾直接领导中国科学院系统的图书馆工作，提出很多重要的思想和主张，对科学院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55年，中国科学院撤销编译局，成立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科学出版社、院图书馆以及后来成立的科学情报研究所都归属该委员会领导，由陶孟和担任主任委员。

1951年土改结束时，陶孟和还天真地希望把科研工作尽快提上议事日程，但由于当时科学院“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研究所没有党员副所长”，有的研究所甚至连一个党员也没有，所以任何工作都无法开展。没过多久，社会学所就被改为经济所了，整个社会学专业也被无情地取缔了。

1957年，他不顾个人安危发言论，差点被打成右派^[13]。

1961年，因心脏病去世。

2.开创中国的社会调查与社会学研究

1913年回国后，陶孟和就立志开展社会调查研究活动。他在《社会调查(一)》导言中说:“我向来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这个调查除了在学术上的趣味以外，还有实际功用。一则可以知道我国社会的好处，例如家庭生活种种事情，婚丧祭祀种种制度，凡是使人民全体生活良善之点，皆应保存;一则可以寻出吾国社会上种种，凡是使人民不得其所，或阻害人民发达之点，当讲求改良的方法。”

1926年开始实现了。2月间，陶孟和提出社会调查计划，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同。美国的一个社会宗教团体通知设在北京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分配和管理使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机构)，愿捐赠专款三年，委托该会办理社会调查事业。该基金会随即决定接受此项赠款，在该会之下增设一社会调查部，从事社会调查工作，并聘陶孟和主其事。这个机构一成立，陶孟和即提出三项研究课题，一为对“社会调查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二为对北京工人生活费的调查研究，三为对北京郊区农民生活费的调查研究。经过三年，完成了三部著作，即:樊弘的《社会调查方法》(1927)、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1928)、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此外，在陶孟和的指导下，王清彬、林颂河等编了《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1928)。这些工作的完成，为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开启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为了将社会调查所的当时工作推到国际上去，1931年陶孟和与林颂河撰写了“Industry and Labour in China”《中国之工业与劳工》一文提交在荷兰海牙召开的世界社会经济会议。同年，陶孟和又撰写了“Standard of Living among ChineseWorkers”《中国劳工生活程度》一文送交在上海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次会议。以后此项国际学术交流，继续不断，于是使社会调查所的成就蜚声海外。

3.主张从调查改革社会

陶孟和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期间，受韦伯教授夫妇和哈蒲浩士教授的影响很深。同时最喜欢萧伯纳和威尔斯这两位作家。他们都是费边社社员，在英国从事社会改良主义运动。他们认为进行社会改革必须研究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韦伯对于劳工、失业、贫困、老年人等问题，做了很多调查，并从立法上对工时、养老金、工会组织等问题，提出了很多建议。韦伯夫人还在1912年新创了一个“费边调查部”，从事工业管理等问题的调查。他们针对英国资本主义的种种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对当时英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陶孟和对这些非常感兴趣，认识到研究社会问题对改革社会非常重要。

关于社会学研究和社会调查的现实意义，陶孟和是这样说的:要使民国真正成为人民的、民主的国家，就必须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要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首先应该了解问题之所在，这就需要开展各方面的社会调查。《新青年》曾开辟“社会调查”专栏，就是他的主意。专栏开栏时，陶在《导言》中说:我向来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这个愿望除了学术上的趣味以外，还有实际的功用:既可以了解我们社会的长处，又可以找到社会的弊病。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提出应该首先从调查农民的生活开始。在他的倡导下，《新青年》曾多次发表这方面的调查报告。

1919年初，陶孟和曾赴欧洲考察，鲁迅在2月12日日记中有简要记录:“向晚同往欧美同学会，系多人为陶孟和赴欧洲饯行，有三席，二十余人。夜归。”(《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8页)同年年底，正在英国的陶孟和致信胡适，谈到李四光和丁西林的情况，说他们是“不多觏之材，望与校长一商，如能得两君来吾校，则大佳矣”(《胡适来信书信选》上册，第78页)。后来，二人果然就任北京大学教授，并且在各自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1929年，经过陶孟和的多方努力，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同意把社会调查部改组为独立机构，改名为社会调查所，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社会学研究机构之一。

社会调查所成立后，开展研究的科目有中国近代经济史、政治制度、经济理论、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对外贸易、财政金融、劳动问题、人口问题、统计，共10类。有研究员12人，研究生10人。在这些研究科目中，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劳动问题、人口问题、工人生活费统计、近代经济史等是重点。农业经济的主要调查研究工作有:①河北、山东棉花贩运调查;②河北深泽县农村经济调查;③河北清苑县农村经济调查;④定县集市调查;⑤安国县药材市场调查;⑥华北粮食生产、运销、消费调查。工业经济的主要工作有:①编辑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丛书，如“铁、煤及石油”、交通业等;②调查全国重要工业，先从轻工业、棉纺织业开始。劳动问题方面的项目最多，这与从1926年起开始此项工作有关。计有:①续编《第二次全国劳动年鉴》;②《国际劳工组织》;③河北及平津劳资争议之研究;④塘沽工厂工人调查;⑤上海工人家计调查;⑥华北铁路工人工资调查;⑦天津面粉工人工资调查;⑧华北纺织工人工资调查;⑨山东中兴煤矿工人工资调查。人口问题方面，主要是整理和研究近代中外人士对于中国人口的估计和研究各省人口统计。统计方面，主要是编制《北平生活费指数》和《月报》(这是我国最早编印的生活指数)，编著《指数公式总论》等。近代经济史方面，主要是利用故宫文献档案资料，系统地研究过去200年来经济发展状况。以上这些调查研究，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由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所提出的课题。陶孟和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从学术上继续研究这些社会问题，为社会改革提供依据，这是很自然的。《新青年》同仁中，只有胡适与陶孟和是英美留学生，因此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比较接近(见《丁文江传记》)。1920年夏，陈独秀将《新青年》移至上海，引起陶孟和等人的不满。不久，陈在致胡适信中有“我对于孟和兄来信的事，无可无不可”一语(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同)，说明陶已经正面表达过自己的意见。这一年年底，陈独秀将编辑事务交给陈望道负责，自己去了广东。尽管他在信中提到陶孟和等人“已久无文章来了”，但陶孟和还是力主就此停刊了事。这让陈独秀十分恼怒，他给陶孟和的信言辞激烈，动了感情。从后来的情况看，胡适还给《新青年》写过几篇文章，陶孟和却再也没有露面。可见在《新青年》分裂的过程中，陶孟和的态度是比较坚决的。

1930年初，社会调查所创刊了《社会科学杂志》，主编是陶孟和与曾炳钧。这也是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创举。该所还创办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主编是陶孟和与汤象龙。这也是研究我国近代经济史的最早刊物。

1934年，中央研究院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经过商议后，决定将社会调查所并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45年1月改称“社会研究所”)，陶孟和任所长。合并以后，调查研究工作仍然按原计划进行。

4.《北平生活费之分析》

《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一书的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分析48户工人家庭的生活费。自1926年11月至1927年4月，共6个月，由女调查员每日到各家探询收支，详细记录，收得资料完整、可用于分析的48户家庭日用账簿共288本。调查期间，每月给每家铜圆100～150枚作为报酬，6个月所得约两元，区区数目对其生活程度没有影响。遇年节送给各家小孩玩物，价值仅合大洋一二角。这48家生活状况可代表北平贫困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此类贫民占北平住户的大部分，包括半技能与无技能的工人，如手艺工人、小贩、人力车夫、下级警察、仆役与小店铺伙计等。他们有时仅能维持最低生活，有时须依赖赈济。

工人家庭多住在外城花市四周，或内城东城墙附近一带。内城贫民则住在富户住宅区与城墙之间。所调查的48家中，有25家汉族，12家满族，11家回族，他们的生活无显著差别。家庭结构多为由夫、妻、子女组成的四五口之家。男女在5岁以上开始工作，15岁以上大多都在工作。因女子可以在家做手工，所以5～15岁之间的女子工作人数多于男子。在这里，职业是指一切能得到收入的工作，如学徒;小孩拾煤屑可减少家里燃料费，也可以卖钱。男子半数为人力车夫，是各项职业中最多的。女子有五分之四进行缝袜口、做假花、纺毛线、做衣服等手工。

在工作时间与工作天数方面，作者强调，应慎重对待调查中所反映出的中外工人工时的差异。中国人的工作多闲暇而简易，不似近代西方工厂工作之紧张，因此，要对中国工人工作时间的报告细加评判。此次调查也并未解决这一困难。如人力车夫报告其181日内工作174日，每日工作时间为9小时，但实际上少有连续拉车两小时以上者。又如店员名为工作终日，但实际上无事的时间很多。研究还表明，每户赚钱人数愈多，则家庭收入愈丰。也就是说，家庭收入的增加，多由子女赚钱补助，而非因家主工资提高。特别是非技术工人更是如此。根据朗特里对英国工人生活的研究，工人在童年、中老年时期生活最贫困。在壮年初期，工人本人及兄弟姐妹多能工作，或成家后子女皆已赚钱时，有短时期的宽裕生活，而此两期中家庭生活程度也较高。中国工人也如此。

工人家庭年平均收入为103.26元，平均支出为101.45元。在各项生活支出中，食品费占71.2%，燃料及水费占11.3%，房租占7.5%，服装费占6.8%，杂费占3.1%。由此看出，工人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占了总支出的绝大部分，除维持最低生活程度外，已没有余资供其他如教育、娱乐、文艺等消费所用。仅有的一点点杂费支出，多消耗在工人的嗜好烟、酒、茶等上面。与其他国家工人比，中国工人的食品费在总支出中所占比例为71%，为最高，说明其生活水平最低。再从其所消费食品中各项成分来看，米面占比例最高，为80%，其他分别是蔬菜9.2%，调料6.7%，肉类3.3%。

工人家庭的住房，除两家外，每家只住一间房。屋顶有三种:瓦顶最佳，灰顶和土顶次之。48家中有瓦顶的为26家。有37家屋顶不全。室内天花板，俗称顶棚，皆以高粱秆扎成架子，用纸张裱糊而成，每年均须换修。41家无顶棚。窗糊白纸，玻璃窗是奢侈品。房间大小平均为20平方米，一半为炕，睡觉、吃饭等均在炕上。一般使用小煤炉，冬日设于室内，煮饭兼取暖，夏季放室外。家具用品往往一物数用，如饭碗即茶碗，且多为手工制作。工人的衣服，仅有四分之一的人有富余单衣可换洗，不到四分之一的人有棉衣一套以上。因此，北平虽号称现代繁华都市，已有电灯、电报、电话、电车、自来水及无线电，但工业品却几乎与贫民家庭无缘。他们的生活状况相当于中世纪的欧洲农民。

第二部分是分析小学教员的生活。调查者在北平公立小学征求自愿记账者，时间为1926年11月一个月，并估算上一年的情形。初时有66人参加，其中25人将账簿填写完，但仅有12本完整有效，可用于分析。北平共约有小学教员800人，他们的生活可代表警官、小职员、技术工人等一部分下层及大部分中层家庭的状况。北平小学教员的聘约以一年为期，每月薪水40元，每年70个休息日，课时为每周24小时。因学校经费短缺，常欠薪。1926—1927年全年北平教员仅领得半数薪资。有些人兼课赚钱。与工人生活不同的是，教员的妻子多不谋职业，在家料理家务。教员家庭的食品比工人好，主食以白面、大米为主，佐膳食品多些，而工人以玉米面为主。教员的住房也好些。

此书从生活费着手，描写城市贫民生活，风格冷静、平实，与文学家写作手法不同，堪称社会学者描述贫民生活的典范。陶孟和主张，“生活费是劳动问题，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本，在中国实有系统调查的必要。”此后，社会调查所以类似方法，同上海特别市社会局合作，于1927—1928年一年的时间，先后派15位调查员到200多户工人家庭搜集材料，编成《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上海社会局利用这项研究结果，作为编制上海生活费指数分类加权的依据。其他大城市也陆续编制生活费指数。

据统计，1917—1930年间，有关劳工阶层生活费或生活程度的调查共有82项，其中有69个是关于劳工家庭的调查，其他为劳工个人的调查。陶孟和综合这些研究成果，并与其他国家的相关研究作比较，说明中国劳工家庭年收入与支出大多在100～400元之间。工人生活水平南方比北方高，技术工人比苦力高。生活费中食品费平均占总支出的50%～60%。而在同一时期，西方工业国家工人的食品费占35%～50%。中国人的食品以粮食为主，西方人食品中粮食占少量，鱼、肉占相当大的一部分。在住房方面，乡村房费低，多自有住房。但北方平原农民多住土屋，卫生差、灾害频。北平市工人家庭平均每间屋住4.16人，比印度还拥挤。中国劳工生活充其量仅足以维持生存。尚有许多人的生活还不如劳工。

5.著作

(1) 1914年学成回国后，入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在《新青年》杂志上，从第2卷(1917年)至第8卷(1920年)，陶孟和共发表10余篇文章，发表了《人类文化之起源》、《社会》、《女子问题》、《新青年之新道德》、《(社会调查)导言》、《欧战以后的政治》、《我们政治的生命》、《论自杀》、《游欧之感想》、《欧美劳动问题》、《贫穷与人口问题》、《新历史》等文章，并翻译了易卜生的剧本《国民之敌》。

(2) 1916年，和杨文洵编译了《中外地理大全》。

(3) 1912年，与梁宇皋用英文编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14]。

(4) 1922年，发表《社会与教育》。

(5) 1925年，出版《孟和文存》。

(6) 1925年4月18日发表《言论自由》^[15]。

(7) 1925年5月30日，发表《我们为什么意见不同?》^[16]。

(8)《努力》出到第40期，发表《心理上的革命准备》^[17]。

(9) 1928年，出版《北平生活费之分析》。

(10) 1928年，在陶孟和的指导下，由王清彬、林颂河等编了《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

(11) 1930年初，社会调查所创刊《社会科学杂志》，主编是陶孟和与曾炳钧。

(12) 1931年，陶孟和与林颂河撰写了《中国之工业与劳工》一文，提交在荷兰海牙召开的世界社会经济会议。

(13)同年，陶孟和又撰写了《中国劳工生活程度》一文，送交在上海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次会议。以后此项国际学术交流，继续不断，于是使社会调查所的成就蜚声海外。

(14) 1931年，出版《上海工人家庭生活水平的研究》。

(15) 1932年，陶孟和为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作序^[18]。

(16) 1934年，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并与汤象龙一起担任《中国社会经济史季刊》主编。

(17) 1940年秋，发表《抗战损失研究和估计》^[19]。

(18) 1946年11月24日，陶先生曾为《大公报》的“星期论文”著文《宽容与互让》^[20]。

(19)从1914年至1949年，编著有《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中国社会之研究》、《欧洲和议后之经济》、《中国劳工生活程度》、《社会与教育》、《公民教育》、《社会问题》、《中国之县地方财政》、《孟和文存》等。他在这一阶段的研究过程中，录用了一些大学和大学研究院毕业的年轻人员，如巫宝三、彭泽益、刘国光等，经过积极的培养，都成为经济学界的学术带头人。

(20) 1949年3月6日，发表《搬回古物图书》^[21]。

(21) 1956年7月2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题目是《图书馆要为科学家服务》^[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