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型的稳定作用

文化转型是指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替代旧的文化形态，表现为文化的变革、进步过程。文化转型的实质是指特定时代特定民族或社会群体中主导性文化模式的新旧转换过程。文化转型一般是指大的历史尺度上所发生的主导性文化的根本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文化，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必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到稳定作用。

任何文化总是产生于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上，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文化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小农经济和土地私有制产生了封建社会，工业化生产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调整，随之而来的是整个社会政治体制发生了变革，与此同时，文化也经历了变革。近代西方的文化变革，有两个来源，一是文艺复兴，二是宗教改革。中世纪之后，欧洲基督教神学文化受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挑战，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两大运动，建立起现代资产阶级的文化。当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候，在商业最发达活跃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等地，便兴起了冲破教会神学束缚的文艺复兴运动，它的阶级基础就是新兴资产阶级，直接原因是教会控制人们的思想，激起资产阶级与平民的不满，在欧洲流行的黑死病加剧了人们对思想束缚的不满，而处于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的意大利，较早接受了东方文化（造纸术、印刷术）的影响，大量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典籍从东罗马帝国汇至于此。

在5-17世纪中叶长达1200多年的时间里，欧洲封建社会的主要支柱之一是基督教神学，这一思想统治体系同时也是当时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基督教神学政教合一的严酷高压统治下，宗教改革何以能够发生？经济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破土成长，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开始瓦解；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打破天主教神学的精神束缚；政治上，欧洲民族主义观念勃然兴起，要求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打破天主教的控制；文化上，文艺复兴为人们挑战天主教会提供了理论和思想依据；宗教上，天主教会在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土地上势力极大，不仅精神上统治着德意志，还从德意志掠取了大量财富；社会上，整个欧洲黑死病蔓延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两大思想文化运动，直接促进欧洲产生了现代资产阶级文化：自由、平等、人性、科学。资产阶级文化一经产生便成为一根红线，贯穿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定器。

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期间不过区区50年，泱泱大国却接二连三地惨遭失败，甲午战争是一个蕞尔小邦的日本打败了他数千年来一直远在他之上的强盛的老师，文明大国被东夷小国所败，是可忍孰不可忍。而中国开始以贫穷、落后、愚昧的面貌展露在世界面前，被称为“东亚病夫”、支那（贬意为猪）。由《马关条约》的强烈刺激而产生的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是指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要领导人物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政治改良运动。这是几千年以来中国封建帝制最大的一次政治变革，但仅仅103天就失败了。变革展开了三个“要不要”的论战，即要不要实行维新变法，要不要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要不要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这是一场维新与守旧、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戊戌变法虽然只有短短的百天，但却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一，它推动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一系列改革，改革法制，预备立宪，成立咨政院、咨议局，建立学堂，奖励民办工厂，废除隋唐以来实行了千年的科举制度。第二，它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变法理论深入人心，人们普遍认为，不变没有出路，变是古今通理，中国还应该大变、全变。民主思想进一步传播，维新派只敢讲“民权”，承认人民有参与管理政治的权利，但是不敢讲“民主”，不肯承认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戊戌维新之后，民主思潮就充分发展起来了。激起了新一轮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热潮。戊戌维新失败后，更多的年轻人出国留学，更多的西方学说被译介到中国，中国的思想界更为活跃。新式文化事业勃兴，国内出现办学热，创办新式报刊热，出版新书热。白话报刊更多出现，白话文得到更多提倡。除“小说界革命”外，维新派继续倡导“诗界革命”、“曲界革命”、“思想革命”、“道德革命”、“宗教革命”以至“史学革命”，等等。

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一场学生运动，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共同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如果说，辛亥革命的根本弱点之一，是没有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那么，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都参加到运动中。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五四运动是由学生先发起，由工人扩大的坚决的反帝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除了波及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教育考试制度，亦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对现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亦有着不可低估之影响。

五四的精神是爱国、自救、进步、科学、民主。五四运动使苏俄在中国播下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种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国民党的改组便充分显示出当时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唯一出路。五四运动以后，工人罢工和政治斗争依然不断，1920年5月1日，北京学生联合会散发《五一历史》传单，使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理论传入工人阶层，为共产党诞生创造了群众基础。

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五四运动，我们看到了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生产关系的调整，由此带来的经济和政治的变化。中国这三场运动是外部危机引发的，而引发这三次外部危机的正是生产力先进的国家，同时也是生产关系调整即新兴资产阶级产生的国家。从13世纪开始，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大环境开始发生变化。商业发展引发了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促进了世界贸易，并促发了西方工业和海洋强国的殖民浪潮，海上殖民和纺织、冶金等机器生产，乃至以蒸汽机开启的工业革命，使英国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一强国。一直以中国为师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中“脱亚入欧”，效法英美制度而在亚洲率先强盛。至中国洋务运动发生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最终完成，人类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全新时期。这个新时期的主要特点就是整体化和近代化。讲究统一的世界市场，分散、落后的国家不可避免地被纳入整体中。近代化就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专制的过程。而仍然沉浸在农耕时代和封建专制时代的中国，已经步入了历史的黄昏，所谓“历史的黄昏”就是小农经济的黄昏和封建专制制度的黄昏。而西方正是历史的早晨，所谓“历史的早晨”就是工业革命的早晨和资本主义的早晨。在没有外部干扰的封闭中，中国这个黄昏中的老人自我感觉良好，一当遇到强壮的早晨，两相冲突，自觉根深叶茂的黄昏立即败下阵来。这种冲突决非偶然，而是早晚会来临的必然。

欧洲在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调整的同时，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文化，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这就是欧洲，后来也是美日强盛的根源，即：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以自由、平等、民主为核心的文化制度，以三权分立为骨架的政治制度。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傲立于世界之林近400年，至今仍然生机勃勃地主导着人类社会。

中国近代史上的三大运动，在政治和文化上由浅入深，由表及里，是一个逐渐地、层层地剥去历史外衣的过程，是一个逐渐发现和走近真理的过程。洋务运动发现了“器”之不足，于是引进、制造西洋之器。结果，引进来的、制造出来的西洋之器，还是被他人之洋器打败，同是洋器何以我败他胜？戊戌变法发现了根源在于政治制度和教育，于是准备立宪和建立学堂等，可惜这场伟大的变革短命夭折了。立宪变成了拉票和闹剧，维新的支持者袁世凯当上总统之后复辟了帝制，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并未受到公正的待遇，是什么原因，中国的出路何在？1919年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再到五四运动，历史的脉络演进为：一是政治上，由“器”而制度，最后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是一条反帝反封建，追求民主、共和之路；二是经济上，引进现代工业，建立中国工业体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三是文化上，全面、深刻地反思儒家文化，学习西方先进文化，鲜明地提出“民主、科学”的口号。三大运动是在西方列强的欺辱之下被动的自强自救运动，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以西方为坐标的救亡图存和复兴之路。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领导这个国家的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不是孔孟的儒家学说，不是老庄的道家思想，而是西方的马列主义。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一经接受马列主义，就始终以这个思想指导中国的革命、指导中国的建设。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到今天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没有变，指导思想没有变。经过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三年灾害和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还是没有变。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依然没有变。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先进文化的典型代表，这种先进的文化一经产生，便具有不可动摇的稳定作用。尽管没有变，但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指导思想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地变化，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丰富、发展。

中国文化有着优良的传统和强大的生命力。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中国文化既悠久且辉煌，生生不息，长达五千年，在世界文明史中独一无二。作为后人，我们心存感激；世界人民，应该心怀敬意。但无论多么久远，多么辉煌，它都是过去时，它不能必然地把辉煌传到现在，也不能必然地带到未来。曾经无比悠久、灿烂辉煌的古埃及、古印度、巴比伦文明都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无情地冲刷而灰飞烟灭。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自然界如此，人生如此，国家亦如此。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其实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力量较量的一种最典型的反映。国家落后，是因为制度落后，制度落后是因为文化落后，文化落后是因为经济落后。反过来，经济落后则文化落后，文化落后则制度落后，制度落后则国家落后。在由政治、经济、文化基本三要素构成的国家中，其实三者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经济只不过是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具有决定性作用，经济不可能离开政治和文化单独起作用乃至起决定性作用。最简单的道理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人的活动（活动的方式）受着政治和文化的支配。

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的小农经济、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政治民主转型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样面临着转型。在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中，一部分适应政治、经济发展需要的优良文化仍将保留并继续弘扬，一部分不适应的可以称之为糟粕的文化将面临淘汰。这些将被抛弃和应该抛弃的文化主要有：

第一，等级文化。中国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自古如此，至今照旧。政治上，从商朝的爵位制、秦朝的三公九卿制、汉代的禄秩等级制、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和清朝的九品十八级，到今天的从科级、处级、局级、部级和国级，可谓等级森严。文化上，强调“立宗子、别嫡庶、定名位、正尊卑、辨等差、分贵贱、序世系和敬祖宗”等封建血缘宗法，由家庭-家族-宗族-社会，确立了长幼尊卑，君臣父子的不平等、不对称的等级差序关系，其基本内容是明辨父子、夫妇、长幼、亲疏之差序，并推演到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之“十伦”宗法伦理中关系差序。社会上，士、农、工、商，长幼尊卑不可逾越。中国社会以三纲五常为秩序，三纲为纲，五常为目，五常服务于三纲。在统治上，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身份上，人分三六九等，业分三教九流。由三纲的基本构架，构成一个统治上严密、思想上严谨的等级社会，据等级制定出一套社会准则，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父子之间秉之以孝，兄弟之间秉之以悌，朋友之间秉之以信，君臣之间秉之以义。既注重共同的行为准则，更强调不同等级有不同的行为准则，“忠孝”是“卑贱”对“尊贵”的行为准则，“仁”是上对下的同情与施恩，“义”则是与之不对等的“利”相薄的道德取舍。

第二，官本位文化。中国人把官位看得很重，国人多以为，人生最大的成功是当官，博取功名，学而优则仕。人生的最高目的是治国、平天下。当官是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进科取仕。在中国，官位具有特权、特殊待遇。当官，地位高，当了官就是老爷，被人称为“官老爷”；当官，受人尊敬，下官对上官、平民对官员，起行坐卧都要避让、谦让；当官，拥有生杀予夺大权，可以定夺他人的生死和财产多寡。当官，拥有的权力大于法律，官员直接断案，拥有执法权和对法律的解释权。当官，违法处罚和平民不一样，刑不上大夫，犯同样的罪，当官的处罚轻，为民的处罚重。官本位文化像一个巨大的磁场，一方面，将社会精英吸纳进集权政治的权力场之中，权力场在发展扩大，固化了自上而下的权力金字塔层级结构，强化了帝王的政治统治；另一方面，权力场的腐朽、堕落和异化，也形成了官本位高于民本位的政治理念、“人治高于法治”的政治文化和“集中高于民主”的政治作风。

第三，奴性文化。奴性是指卑鄙的或下贱的奴隶根性或驯从，奴态、卑从、恭顺的性质或状态。奴性是一种内化为自身主动性、自觉性的意识与行为，表现为对被给予的，对自身有消极意义的事物的无原则的接受性。奴性有四个要素：内化为自身主动性、自觉性，最初是外在强加的，但逐渐内化为自身自觉意识；被给予的，被动的，而非自找的；对自身有消极意义的事物，对自身没有益处；无原则接受，接受的无条件性。中国人的奴性有几种典型的表现：一曰顺从、盲从。习惯于听从皇帝的话，皇帝的话都是金口玉言。习惯于听从圣贤的话，圣贤的话都是圣训至理。习惯于听从当官的话，当官的话就代表着正确。凡此三者都不容置疑，一律信从、听从、顺从、跟从。二曰迷信。崇尚皇权、圣贤和各种权力，迷信权力、命运。皇帝是真龙天子，不管他先前是什么样的人，当官都是命里注定，遭遇不幸也是命里注定。三曰忍。对于暴君暴官、暴行，一律奉行“忍”字。无论是残酷暴政，还是横征暴敛、强奸民意，乃至大开杀戒、刀架脖子，中国人都是一个字——忍。对于一切天灾、人祸，能忍则忍。万事忍为上。四曰明哲保身。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遇到事装作没有看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灾难中不同情任何人。绝不犯“天条”，绝不犯上，绝不主动惹事。只求苟且安活。五曰随大流。不当出头鸟，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中国古训没有教人当出头鸟的。随大流就是儒家哲学讲的中庸，不偏不倚执其中、用其中。

第四，人情文化。中国人长期生活在小农社会里，人们的生活圈子是家庭、家族和乡邻，低头不见抬头见，由此形成了一种人情文化。中国人的基本社会关系是以自己为中心，从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依次向外扩展。中国的社会结构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在这样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以自己为圆心、以人情为半径的“关系同心圆”。中国人的基本社会关系，圆心小邻域是血缘关系，圆心大邻域是亲缘关系，圆环部分则是地缘关系。人情是中国人处理自己与他人关系、自己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核心，亲则近，近则通。中国人处事，凡是亲近者都给予方便关照，凡是疏远者都要设卡刁难。中国人以懂人情、擅处人情为立足之基，把人情放在第一位，情大于理，理大于法。当情、理、法三者相冲突的时候，中国人处事的原则是理和法都让位于情。讲感情、重情谊是人类美好的品性，但以情为处事的原则、做人的准绳，那么社会就必然没有共同的规则，没有共同规则的社会必然是一个难以保持长期稳定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不能保证每个人公平发展的社会。

第五，人伦文化。人伦即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中国古人认为，人有五伦：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中国人认为，这是天下最通畅的大道，是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中国人的智慧是人伦智慧，中国人的哲学是伦理哲学，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中国人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人与物、主体与客体、我与非我等一切关系的核心。中国人把智慧重点用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儒家经典之作《论语》，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内容广泛但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教给后人如何为人处世的道理。直到近代新文化运动之前，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论语》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对汉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

与小农经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等级、官本位、奴性、人情等文化相对立，市场经济要求平等、自由、个性、法治和科学。

第一，平等文化。平等是指政治、社会或经济地位处于同一水平；没有或否认世袭的阶级差别或专断的特权。它至少包含三方面的意思：所有的人生来是平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权利、责任、义务、价值等方面人人是平等的。平等是人和人之间一种关系、人对人的一种态度，是人类的终极理想之一。平等是人权的本质属性。人权平等意味着政治自由权利与经济社会权利的绝对平等，但并不意味着社会财富再分配以及社会成员经济地位的绝对平等。国家应保障人人享有平等人权，同时也应保障每个人基于其社会贡献所要求得到的权利、利益与尊重。国家应保障人人享有生命健康权、人格权、劳动权。

法治社会贯穿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人人平等。适用法律平等，是人们生存权中合情合理的基本请求。《世界人权宣言》指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我国《民法》在平等保护人权方面已经具有明确规定，但在内容和司法实际操作中，还有待于进一步具体完善和监督实施。

在市场经济中，当前要特别重视不同性质的主体地位一律平等，即国有、集体、合作制、股份制、个体、私营、民营等不同性质的经济主体，在法律上、政策上、国民待遇上、经济活动中等各个方面，不应该有身份的歧视，不仅在法律和政策的规定一律平等，还要在现实中做到一律平等。

在坚固的等级文化的土壤里，要种入平等这株美丽的鲜花，必须要把这种理念和思想像阳光照耀在每一片土地上，像轻风一样吹拂到每一个角落。这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

第二，自由文化。自由，其政治学的概念是一种免于恐惧、免于奴役、免于伤害和满足自身欲望、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舒适和谐的心理状态。自由的一般意义可定义为人的一种状态，即他的行动不受除自己意志及天性外的任何限制。自由有多种含义：一是指由宪法或根本法所保障的一种权利或自由权，能够确保人民免于遭受某一专制政权的奴役、监禁或控制，或是确保人民能获得解放。二是指任性意义的自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放任。三是指按规律办事意义下的自由，所谓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四是指自律意义下的自由。五是指人在自己所拥有的领域自主追求自己设定目标的权利。

自由是社会人的权利。与自由相对的，是奴役。对一个社会的个体人而言，自由是指他（她）希望、要求、争取的生存空间和实现个人意志的空间，这个空间包括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及传统的等外部条件，同时也包括个人体质、欲望、财富、世界观、价值观及理想观的表达欲望等个人因素和内在因素。自由是人类在获得基本生存保障的前提下，渴求实现人生价值，提高生活质量进而提高生命质量的行为取向和行为方式。

人是社会中最基本、最活跃的细胞，个人是社会中最基本、最活跃的经济细胞，个人只有当他作为一个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意识和行为的时候，他才是一个市场经济的生产者。他有自由的思想、自由的言行，每个人的自由构成了生产组织（企业）的自由，生产组织的自由一定和必然建立在个人自由之上。个人的行动自由、思想自由、技术自由、财产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原点，从这个原点出发，构成了自由的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自由。市场经济是一个自由体进行交易的经济，所有的生产经营者都在市场上平等地、自由地交易。

第三，个性文化。个性是指个人的行为和思想的表现特点。行为思想的表现特点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行为层面，二是思想层面。行为是第一层面，较为表面，思想是第二层面，是深层，行为不一定形成思想，但思想必然指导行为。“尊重个性”、“解放个性”，在近代中国是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重大进步。在中国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和与其紧密相连的宗法制度，一律、一贯、残酷地抹杀、压制人们的个性，把任何展现个性的思想、言论、行为皆视为“异端”，视为大逆不道，必除之而后已。排斥个性、个人利益、个人主义，崇尚共性、集体主义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这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纵观历史可以看到，由于个性长期被抹杀，中国人的创造能力越来越弱。

只有尊重个性，才能尊重个人的自由，才能尊重个人的权利；相反，尊重自由、尊重个人权利，就要尊重个性，就要允许每个人有自己的行为，有自己的思想，当然，这种行为和思想必须是在人们共同制定的法律约束之下，以不损及他人的行为和思想为条件。所以，个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个人主义，认定个人自主、自立，以及个人自由是近代民主国家的根本基础，个人不是国家的附属物，国家以保护其每个公民的权力、利益为根本使命。所以，真实的民主制度是以个人权利的保障为基础的。

尊重个性、崇尚个性文化、发挥个义主义，是一个国家保持持久创新能力的根本基础，而创新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动力。丰富性来自于差异性，创新性来自于差异性，没有每个生产者个体的差异，就不可能生产出不同个体所需求的不同的产品，市场也不可能不断地开发出新产品，不断地刺激和满足人们的新需求。

第四，法治文化。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框架。大到国家的政体，小到个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运行。对于现代中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才是真正的法治。法治与人治根本对立，是不同的治国理念。封建社会是人治社会，皇权凌驾于法律之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及现代民主社会是法治社会，法律在一切组织和个人权力之上。国家依靠法治并不是不要依靠人的力量和人的作用，再好的法律与制度都需要人来实现与执行。但是，不可以将“人的作用”与“人治”相等同，两者是根本不同的概念。法治是以民主自由为基础，需要民主自由的力量。只有民主自由才能建立和实施法治。

市场经济离不开法治，只有依靠法治才能维护市场经济的原则、规则和秩序。离开法治，市场经济就会混乱、倾斜、不公平，就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法治是一种价值追求，是一种社会状态，是一种文化理想。实现现代化，中国人必须树立起法律至上、权利平等、权力制约、权利本位的法治思想。法治建设推进得越持久、越深入，其积极成效就会成倍放大。

第五，科学文化。科学是关于发现发明创造实践的学问，是人类探索研究感悟宇宙万物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是一个建立在可检验的解释和对客观事物的形式、组织等进行预测的有序的知识的系统。它涵盖三方面含义：观察：致力于揭示自然真相，而对自然作理由充分的观察或研究（包括思想实验）；假设：通过这样的过程假定组织体系知识的系统性；检证：借此验证研究目标的信度与效度。一般认为科学具有如下特征：理性客观，可证伪，存在一个适用范围，普遍必然性。

科学的对立面是迷信、愚昧。全部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几千年来，中国崇尚人伦之学，鄙视自然之学，长于社会科学研究，短于自然科学研究。而所谓的社会科学主要是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学问。中国人在思想上迷信圣贤，缺乏科学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而科学和真理正是建立在人们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之上。中国人在思维上多概括、少精微，多模糊、少清晰，多定性、少定量，多情感、少思辨，多归纳、少演绎。欧洲人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奠定了欧洲的科技进步，科技进步奠定了欧洲的社会进步。

人与世界有两大基本关系，一是人与人的关系，二是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关系主要是在于和而谐，人与物关系主要在于真而实。真实就是要寻找事物的本来面目，抑即物质世界的规律。科学作为人类的学问就是要探寻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市场经济离不开这个第一生产力，只有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才能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凡是科技发达（主要指自然科学）的国家都是经济和社会发达的国家，凡是科技落后的国家都是贫穷的国家。发展科学技术必先有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就是不畏权威、不惧强权、求真务实，科学精神就是敢于怀疑、敢于批判、追求真理。科学技术发展需要自由、宽松、宽容的阳光和空气。这需要政府的不懈努力，同时也需要人民群众的持之以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