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1981年我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进修期间，有幸参加了MIT的120年校庆，印象非常深刻。庆典大会没有主席台，只有一个发言台，旁边有两把椅子，坐着MIT的校长和波士顿市剑桥镇的镇长。很多来宾，包括一些部长，参、众两院议员和各界名人都坐在台下。奇怪的是，没有任何人抱怨，没有一个来宾认为自己被冷落了，没有一个学生抱怨学校的领导不会做事，不会宣传，不把重要人物曝光在媒体下。相反，回国后我参加过国内很多学校的庆典，做法就大不一样了。校庆的主席台要摆好多排座位。为了排主席台的座位，校方往往要花费很多精力。谁摆在谁的前头，谁摆在左边，谁摆在右边，奇数双数等等。［11］
朱清时校长将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浮躁的社会文化。其实不是“浮躁”，对权力与地位的尊崇与追逐应该是再现实不过的事情了，只不过是层次低了一些而已。长期的基于农业社会与集权政体的社会结构形成了对“物”的崇拜和对“人”的蔑视。虽然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间，经济财富的持有量迅速膨胀，但政治、社会、文化等层面的演化并不能以同样的速度进行，并因此形成了社会发展中深层次的矛盾。所谓的“浮躁”只不过是矛盾冲突时期扬起的尘埃，当尘埃落定的时候，新的秩序自然生成。
我们所期待的文化难道会自主形成吗？当然不会，因为既存文化的获利者不会轻易放弃阵地。德国文化传播学派的代表人郭米特·库巴斯指出：“文化就是一种对标准形态的追求。”［12］标准的制定者决定了文化的特质及其服务的群体范围。
根据美国文化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可知，文化应当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13］。传统中国稳定、内向并具有封闭性的小农经济带来了一系列的后果。首先就是宗法家族式的社会组织成为基本细胞并形成一整套以“礼”为形式的宗法家族制度；其次是对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绝对权威的乞望。［14］在宗法社会中，法律价值关系，无不以国家、宗族为本位，呈现出“国家本位”的主体属性。在中国古代社会，个体不仅在经济、政治生活，而且在精神生活中都与血缘宗族群体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种宗法意识渗透到个体生活的一切方面。个体的一切价值需求，只有在国或家的整体中，才具有现实性。社会秩序应该充分体现这一点，因此法律的社会职能不是从确认和维护个人的权利出发，并进而维护有利于实现个人权利的社会秩序，恰恰相反，法律从维护社会团体的整体利益和秩序出发，来考虑个人的地位、责任和义务。［15］所以，排座位现象的背后决不仅仅是“浮华文化”的力量，而是利益结构的配置特性。
依据文化学的基本原理，文化的转型包括两种方式：即内在的创造性转化和外在的批判性重建。一般来说，当一种文化中内含着即将到来的新文化的要素并在自身之内具有诸文化要素间的必要张力时，才能采取内在的创造性转化的途径；而当一种文化与即将到来的新时代没有必要的契合点，并缺少内在诸文化要素间的必要张力以及内在驱动力，那么文化的转型就只能采取外在的批判性重建的途径。［16］这两种方式往往是并行出现的，差别在于主次有所不同，从历史上所发生的典型文化转型情况来看，具有稳定社会基础的背景下更多是采用了内在的创造性转化。转型所要求的张力需要植根于具有理性思维和行为模式的民众，因此文化转型的关键是培养国民的理性思维与行为模式，形成市民社会。
易顶强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总结文化转型的途径包括：①党政分开，②权力制约，③依法治党，④发展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的意义在于市场经济本身对人的理性的塑造作用。以前在网络上看到过一个记者写的关于辽宁男子篮球队为什么不把主场设在沈阳的报道，这位记者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跟沈阳球市的坏习惯有关系。沈阳很多球迷仍然不喜欢自己掏腰包买票看球，哪怕是花几百元请中间人吃饭，最终只要到几十元的球票，那也在所不惜，这说明他们有关系，有面子。主场的选择问题是否真的与这个因素有关尚不确定，但故事所反映的一种社会行为却有存在，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不是很发达的地区，情况尤为严重。老百姓习惯于选择非正规的方式去获得利益，尽管付出的可能会更多。这类非理性的行为存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其直接的结果就是社会秩序的混乱与民众自身利益得不到切实的保护。相比之下，市场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社会的行为更加趋于理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如相关研究所强调的：市场经济有利于理性思维与行为的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能够促使多元利益格局的形成，从而诞生让民众更加信任的社会秩序。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以还权于民为基本路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小政府、大社会”为基本模式的社会改革，促进了多元利益主体的形成，加速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和市民社会的日渐成熟。改革开放前，国家权力集中于中央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的是国家吞并市民社会的状态。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具有不可置疑的先在性与独占性，个人处于相对于行政权的依附地位，形成一种单元板结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状态下不可能形成多元化的利益主体。［17］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还权于民步伐的日渐加快，公民开始有权从事个体经济活动。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逐渐加大，从而引发了巨大的社会结构变迁和利益的分化组合，形成了多元的利益主体，进而推动了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反过来，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市民社会的形成，无疑也有利于推动人民权利观念的强化和自由精神的培育。事实上，社会组织的日益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一元化的权力分配体制及其观念基础，并使得包括自我意识觉醒、权利诉求强度加大等在内的公民权利意识日渐增强。［18］这无疑有利于实现传统以权力为本位的宗法型文化向以权利为本位的契约型文化转型。
创业家是市场经济中的关键角色，市场经济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创业家群体实现的。创业家通过市场的或非市场的手段影响社会规则的制定及资源的配置，并由此形成了符合特定创业行为要求的文化环境。西方企业的政治战略，主要通过制度途径，以单个公司或利益受到影响的多个公司集体行动的方式（如政治捐款、游说、公关广告、基层动员等）来影响公共政策。而在中国，非正式的方式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因此，创业家对于文化的意义不仅仅体现在促成文化转型的实现，而且在于赋予新型文化特定的品质。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变动中最瞩目的现象之一是民营企业家的崛起及其所带来的政治影响。伴随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再生与发展，民营企业家开始逐步成长壮大，在促进劳动就业、推动经济增长，提高财政税收等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据统计，1990年底，全国私营企业约有9.6万户，私有企业主22万人；1997年私营企业户数上升到了96.1万户，企业主人数204.2万；2002年登记的私营企业户数243.5万户，企业主人数622.8万人；到2005年户数达430.1万户，私营企业家总数达到1109.9万人。2000—2005年，雇工总量从2011.1万人增至4714.1万人，增长1.3倍，年均增长18.6％，私营经济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从2000年的65％增加到2005年的75％以上。2000年我国私营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约为42.8％；2005年上升到49.7％；私营税收增长率占全国税收的比重从2000年的3.3％提高到2005年的8.7％。［19］据统计，从1993年到2002年，私营经济所缴纳税收由10.5亿元增加到945.6亿元，增长了89.1倍。从这些惊人的数据可以感觉到一个具有影响力群体的快速成长。
如今对创业家文化意义的期待正在发生变化，人们不仅仅关注创业家行为对文化的影响力的大小，而且关注这种力量的方向与方式，创业家应该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其影响力应该与民众的期望保持一致。市场经济是以契约文化为基础的，契约文化除了需要理性之外，还需要诚信与善意，而我们的创业家表现得并不如人意，令人震惊的“三鹿奶粉”事件影响的不仅仅是成千上万的孩子，还有人与人之间的诚信。这是多么可怕的破坏力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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