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园林的发展历程与主要成就

第一节　皇家园林的发展历程与主要成就

皇家园林属于皇帝个人和皇室私有，供帝王居住、游娱之用，古籍里称之为苑、宫苑、苑圃、御苑等。

一、皇家园林的发展历程

殷周鼎革之际，周公制礼作乐，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系统地建立了一整套有关“礼”“乐”的固定制度，以适应新兴的周王朝的政治变革。其中，系统的“礼制”包括嫡长制、分封制和祭祀制。相应于礼制的建立，在国家的建设活动中产生了以“营国制度”为核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都邑建设的高潮。伴随着都邑建设的高潮，“囿”作为皇家园林而形成完整的格局。所以皇家园林始于殷商，并以囿的形式出现，即在一定的自然环境范围内，放养动物、种植林木、挖池筑台，以供皇家打猎、游乐、通神明和生产之用。当时著名的皇家园林为周文王的灵囿。此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历程中，第一个出现的造园类型。

“囿”不仅是帝王、诸侯狩猎、通神兼作游憩的场所，同时也纳入礼制的范畴而规定其大小规模，不能随便僭越“天子百里，诸侯四十”。

秦汉两代（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废除宗法分封之制，皇帝通过庞大的官僚机构统治寰宇，确立皇权的至尊至高地位。

秦统一六国后，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不断开拓与创新的状态中。这样的社会景象是与它根植的土壤——新型地主阶级的社会文化密切相关的。新型地主阶级的文化精神是宏阔的，它铸就了秦宏大的筑宫建苑活动，也由此引发了中国园林史上的第一个造园高潮。皇家园林成为造园活动的主流，具有狩猎、通神、求仙、生产、游憩等多种功能。皇家园林以山水宫苑的形式出现，即皇家的离宫别馆与自然山水环境结合起来，其范围大到方圆数百里。苑，又称宫苑，一种带宫室的园林形式——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皇家园林”，一种新的园林形式。

上林苑北起渭水，南至终南山，东到宜春苑，西达浐河。秦代传闻于后世最著名的宫殿是朝宫，始皇三十五年建于渭南上林苑中。朝宫的前殿，即阿房宫。“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就是说在阿房宫四周修筑阁道，从殿下一直通到南山。在南山顶峰树立标志以作为门阙。用门阙的方式将南山纳入自己的范围，又以阁道相连，气势雄伟、壮观。但这样宏大的规模，该如何去控制呢？秦宫苑建筑群在空间构成上，主要以线性建筑廊道、复道等来连接主体建筑，形成各种空间。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只是在主线上，而不是全部。而且线性建筑过长、形式单调，秦宫苑主体建筑又体量巨大，极大地削弱了建筑的群体表现力。此外，秦宫苑多半是原野的山川和自然树木，宫殿较疏落，动辄数百里，不可能密布建筑物或人工培植的花木，无法形成富有魅力的亲切的园林空间。以秦为鉴，汉代则在秦的基础上形成了苑中苑的“大分散，小聚合”布局，奠定了园林空间组织的基础。至此，可以说汉代是“大分散，小聚合”园林空间组织的始祖，但秦代则是这种布局的奠基石。它以自身为鉴，促使中国园林空间组织走向了更为怡人舒心的布局形式。

在秦代上林苑的建设中，不仅“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而且修建了许多人工湖泊，如牛首池、镐渠，山明水秀，景色宜人。在秦以前，园林中的水系主要以自然为主，没有人工的痕迹。至秦，则开始人为地将水系引入，并进行一定的改造加工，使之成为园林中的新景观，因而秦代又开启了我国古典园林的理水历程。兰池宫在咸阳东，以水景为主。《三秦记》云“秦始皇作长池，引渭水，东西二百里，筑土为蓬莱山，刻石为鲸鱼，长二百丈，亦曰兰池陂”，实际是一项以人工湖——长池蓄水拦洪的水利工程。从这里又可以看出，秦代的理水技法已有相当水平，不仅以水造景，更把水景的美学价值和实用价值结合了起来。这对后世乃至今天都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相传在我国东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其中有仙山楼阁、珍禽怪兽、奇花异草及长生不老之药，是人们神往的仙境所在。秦始皇做了许多努力想入海登仙山，终未成功。他便在人间建了一处“仙境”，并在水池中筑起了蓬莱山——初步开创了一池三山的造园形制。中国园林以人工堆山的造园手法即由此开始。它不仅成为历代皇家园林创作池山的主要模式，还影响到宫苑以外的园林，如扬州历史上有“小方壶园”，苏州留园“小蓬莱”，杭州三潭印月景区的“小瀛洲”等，是我国造园史上历代相传、广为应用，且常常起到画龙点睛作用的重要技法。

植物栽培主要是为了生产，观赏功能尚在其次，纯观赏的植物品类比较少，栽培技术也处在低级的水平上。

汉起称苑。汉朝在秦朝的基础上把早期的游囿，发展到以园林为主的帝王苑囿行宫，除布置园景供皇帝游憩之外，还举行朝贺，处理朝政。汉高祖的“未央宫”，汉文帝的“思贤园”，汉武帝的“上林苑”，梁孝王的“东苑”（又称梁园、兔园、睢园），汉宣帝的“乐游园”等，都是这一时期的著名苑囿。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苑囿亭阁，元人李容瑾的汉苑图轴中，可以看出汉时的造园已经有很高水平，而且规模很大。枚乘的《兔园赋》、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班固的《西都赋》、司马迁的《史记》，以及《西京杂记》《三辅黄图》等史书和文献，对于上述的囿苑，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汉武帝在秦代上林苑的基础上，大兴土木，扩建成规模宏伟、功能更多样的皇家园林——上林苑。汉代上林苑掀起中国皇家园林建设的第一个高潮，上林苑苑中既有皇家住所、欣赏自然美景的去处，也有动物园、植物园、狩猎区，甚至还有跑马赛狗的场所。其中太液池运用山池结合手法，造蓬莱、方丈、瀛洲三岛，岛上建宫室亭台，植奇花异草，自然成趣。这种池中建岛、山石点缀手法，被后人称为秦汉典范。从此，中国皇家园林中“一池三山”的做法一直延续到了清代。

汉代建筑多“高台榭、美宫室”，已有抬梁式、穿斗式和井干式的木结构方法，虽以大体量的壮美取胜，但作为园林建筑其形象比较单一，难以发挥精致的点景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9年），是我国社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期，一度社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皇家园林的发展处于转折时期，造园手法受私家园林影响较大，并进一步发展了“秦汉典范”。虽然在规模上不如秦汉山水宫苑，但内容上则有所继承与发展。例如，北齐高纬在所建的仙都苑中堆土山象征五岳，建“贫儿村”“买卖街”体验民间生活等。“华林园”（即芳林园）规模宏大，建筑华丽。时隔许久，晋简文帝游乐时还赞扬说：“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有濠濮间想也。”

这时的木构建筑技术已有很大进步，斗拱除单拱和重拱外，还出现人字形补间铺作，屋顶除传统的两坡顶和四阿顶之外，歇山顶更多地运用，还出现屋顶的勾连搭组合和屋角的反宇起翘。木装修趋于精致，从石窟和壁画上可以看到柱的卷杀、勾片栏杆、室内天花藻井等精美形象。屋顶开始使用琉璃瓦件，木梁枋上施以各种油饰彩绘。建筑技术的发展为丰富建筑形象创造了条件，相应地，园林建筑内外形象较之以前更为丰富多样，因而也更能发挥其点缀风景的作用，真正成为园林艺术创作的要素之一。

隋唐时期（公元581—907年），皇家园林趋于华丽精致。隋代的西苑和唐代的禁苑都是山水构架巧妙、建筑结构精美、动植物种类繁多的皇家园林。

隋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后期的战乱状态，社会经济一度繁荣，加上当朝皇帝的荒淫奢靡，造园之风大兴。隋炀帝“亲自看天下山水图，求胜地造宫苑”。迁都洛阳之后，“征发大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奇材异石，以及嘉木异草、珍禽奇兽”，都运到洛阳去充实各园苑，一时间古都洛阳成了以园林著称的京都，“芳华神都苑”“西苑”等宫苑都穷极豪华。隋炀帝除了在首都兴建园苑外，还到处建筑行宫别院。

唐代国势强盛，开疆拓土。泱泱大国的空前繁荣景象必然在皇家的造园活动中有所反映，园林表现足够的皇家气派，已具备大内御苑、行宫御苑和离宫御苑三个类别的基本格局。唐太宗“励精图治，国运昌盛”，社会进入了盛唐时代，宫廷御苑设计也愈发精致，特别是由于石雕工艺已经娴熟，宫殿建筑雕栏玉砌，显得格外华丽。“禁殿苑”“东都苑”“神都苑”“翠微宫”等，都旖旎空前。当年唐太宗在西安骊山所建的“汤泉宫”，后来被唐玄宗改作“华清宫”。这里的宫室殿宇楼阁，“连接成城”，唐王在里面“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

唐代的植物栽植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使用引种驯化和嫁接的方法培育新品种，移栽外地花木，把许多食用或药用植物改变为观赏植物。观赏树木和花卉的品种繁多，并且出现不少有关观赏植物的分类和栽培技术的论著。木构建筑技术已臻于完备，能够建造多层的结构复杂的楼阁；至此在初唐已经有了以“材”为木构架设计的标准，从而使构建的比例形式逐渐趋向定型化。建筑材料除木、土、石、竹、砖、瓦等大量运用外，琉璃的烧制较上代进步、使用范围广泛。中国木构建筑体系，到唐代已基本完备了。园林理论方面，从长安的城市供水与宫苑用水相结合的情况，以及隋洛阳西苑的河湖水系的情况看来，其规划设计已经达到了相当精密的程度。植物栽培、建筑和理水技术的长足进步，为造园活动进入全盛时期提供了物质和技术的保证。

到了宋代（公元960—1279年），皇家园林的发展又出现了一次高潮。宋代国势衰弱，经常受到外族的侵扰，但其在政治上的一定程度的开明性，却使得皇家园林具有较少的皇家气派，较多地接近于私家园林，呈现为历史上“文人化”最深刻的皇家园林。宋徽宗在北宋都城东京建造的艮岳，是在平地上以大型人工假山来仿创中华大地山川之优美的范例，它也是写意山水园的代表作。此时，假山的用材与施工技术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宋朝、元朝造园也都有一个兴盛时期，特别是在用石方面，有较大发展。宋徽宗在“丰亨豫大”的口号下大兴土木。他对绘画有些造诣，尤其喜欢把石头作为欣赏对象。先在苏州、杭州设置了“造作局”，后来又在苏州添设“应奉局”，专司搜集民间奇花异石，舟船相接地运往京都开封建造宫苑。“寿山艮岳”的万寿山是一座具有相当规模的御苑。此外，还有“琼华苑”“宜春苑”“芳林苑”等一些名园。现今开封相国寺里展出的几块湖石，形体确乎奇异不凡。苏州、扬州、北京等地也都有“花石纲”遗物，堪称奇观。

宋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不仅达到了我国封建时代的一个高峰，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也居于领先地位。植物栽培技艺在上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并且经过比较系统的科学总结，大量刊行各种有关园艺的科学著作。民间传世的《木经》和官方刊行的《营造法式》，是宋代建筑技术特别是木构技术臻于科学化、系统化和完全成熟的标志。这些情况不仅为园林的植物配置和建筑营造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条件，也促使园林工程的其他方面如叠山、理水等得到了技术上的提高。造园工匠已经能够驾驭复杂的叠山技术，尤其是大型石山和土石山的构造做法，从而把它发展成为世界上独树一帜的园林叠山技艺。

元明清时期（公元1271—1911年），皇家园林的建设趋于成熟。这时的造园艺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实现了一次飞跃，这个时期出现的名园，如颐和园、北海、避暑山庄、圆明园，无论是在选址、立意、借景、山水构架的塑造、建筑布局与技术、假山工艺、植物布置，还是在园路的铺设方面，都达到了令人叹服的地步。

明代废除宰相制，清代更加强化了政治上的绝对君权，因而明清皇家园林的规模又转向宏大，规划设计亦突出皇家气派。皇家园林创建以清代康熙、乾隆时期最为活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繁荣时期，也是盛极而衰的转折期。北方的皇家园林和江南的私家园林形成中国后期园林发展史上的两个高峰，它们展示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辉煌成就，同时也包含着衰落的因子。

皇家园林的鼎盛发展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这时的封建帝王全面接受了江南私家园林的审美趣味和造园理论，而它本来多少带有与主流文化相分离的出世倾向。清代有若干皇帝不仅常年在园林或行宫中料理朝政，甚至还美其名曰“避喧听政”。另一方面，皇家造园追求宏大的气派和皇权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就导致了“园中园”格局的定型。所有的皇家园林内部的几十乃至上百个景点中，势必有对某些江南袖珍小园的仿制和对佛道寺观的包容。同时出于整体宏大气势的考虑，势必要求安排一些体量巨大的单体建筑和组合丰富的建筑群，这样也往往将比较明确的轴线关系或主次分明的多条轴线关系带入到原本强调因山就势，巧若天成的造园理法中来了，这也就使皇家园林与私家园林判然有别。

颐和园这一北山南水格局的北方皇家园林在仿创南方西湖、寄畅园和苏州水乡风貌的基础上，以大体量的建筑佛香阁及其主轴线控制全园，突出表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志。

北海是继承“一池三山”传统而发展起来的。北海的琼华岛作为“蓬莱”仿建，所以，晨雾中的琼华岛时常给人以仙境之感。

避暑山庄是利用天然形胜，并以此为基础改建而成的。因此，整个山庄的风格朴素典雅，没有华丽夺目的色彩，其中山区部分的十多组园林建筑当属因山构室的典范。

圆明园是在平地上，利用丰富的水源，挖池堆山，形成的复层山水结构的集锦式皇家园林。此外在中国园林史上圆明园还首次引进了西方造园艺术与技术。

除了上述的经济、政治的变化情况之外，文化方面的制约因素也是促成园林演进的另一个推动力。文化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以及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等。在这个广泛的范围之中，哲学起着主导作用。哲学是文化的核心，是一切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它也会浸润于园林而成为园林创作的主导思想和造园活动发展、演变的思想基础。园林作为社会的物质财富，其经营是一项复杂的物质工程，必然要受到一时一地的科学技术水平的直接制约。园林作为一种艺术形态，与其他的姊妹艺术都遵循某些共同的规律和法则。中国园林不仅如此，更由于传统的综合性思维方式导致各艺术门类之间得以广泛地触类旁通，因而诗文、绘画给予古典园林发展的影响极为深刻，其所诱发的诗情画意也就远非世界其他园林体系所能企及了。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它包含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人是自然生成的，人的生活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第二层意义：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人类道德的最高原则是一而二、二而一得。因此，人生的理想应该是天人的和谐，人与大自然之间应保持着亲和的关系。既要调整大自然使其符合人类的愿望，又要尊重大自然、保护大自然及其生态的平衡。早在先秦和汉代，天人合一思想就与君子比德和神仙思想共同决定了中国园林向着风景式方向发展，在以后的全部发展历史中始终贯穿着这个哲学思想的主导，成为中国传统园林美学和造园思想的核心。

二、皇家园林的主要成就

皇家园林是皇家生活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皇权意识，体现了皇权至尊的观念，皇家园林除具有中国古典园林的一般特征外，尚有以下特色，也是其造园成就的体现。

首先，园林设计指导思想体现封建集权意识，反映天子富甲天下、囊括海内的思想。它对自然的态度倾向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皇家气派，皇家园林的人工气息较浓，多以人工美取胜，自然美仅居次要的位置。

其次，园林选址自由，经营资财雄厚，既可包罗原山真湖，亦可堆砌、开凿宛若天成的山峦湖海并建筑各类园林建筑物；皇家园林占地广，规模宏大，常将有代表性的宅第、寺庙、名胜集中并在园林中再现出来。一般以主体建筑作为构图中心统帅全园，主体建筑常居于支配地位，尺度较大，较为庄重，色彩富丽堂皇。园林建筑在园中占的面积比例较低，多采取“大分散，小集中”、成群成组的布局方式，南北向轴对称较多，随意布置的较少。各景区的景观建设往往离不开建筑，用建筑的形式美来点染、补充、裁剪、修饰天然山水。

再次，园林总体布局气势恢弘，建筑装饰堂皇富丽，功能庞杂，听政、起居、看戏、拜佛、渔猎等无所不包。

最后要说的是，皇家园林多处北地，在建筑传统、装饰色彩、绿化种植方式受北方影响，在造园艺术中虽力仿江南名园，仍能展现北方之特殊风格。明清北京三海、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几处园林集中体现了下述几大特点。

第一，台榭参差金碧里，烟霞舒卷图画中。

乾隆在《静明园记》中写道：“若夫崇山峻岭，水态林姿，鹤鹿之游，鸢鱼之乐。加之岩斋溪阁，芳草古木。物有天然之趣，人忘尘世之怀。较之汉唐离宫别苑，有过之而无不及也。”乾隆这种造园艺术见解，大概是因为他从关外入中原，还保持着祖先山野骑射传统，加上他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而且皇家的特权可把大片天然山水林木据为己有，所以乾隆主持兴造的大型天然山水园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大，展现出气魄恢弘的皇家气派。避暑山庄（建成于乾隆五十五年，即公元1790年）占地广阔，山区、平原区和湖区分别把北国山岳、塞外草原、江南水乡的风景名胜荟萃于一体，恰当的比例（山岭占五分之四，平原、水面占五分之一）构成巨幅山水画中堂。这里，磬锤峰是借景的主题，山庄外围仿蒙、藏地区著名庙宇形式兴建了外八庙，如同众星拱月，成为山庄背景烘托的又一层景观，然山庄至外八庙再拓展到周围崇山峻岭，构成约20平方千米的山水园林与庙宇寺观交织的壮丽景观，其妙在充分借用自然美以开拓环境美，然园内园林之景又与环境美浑然一体，给人以雄浑磅礴、自然天成、层次清晰、野趣横生的艺术感受。北京西北郊区泉水充沛，西山参差逶迤，形成许多原始堤塘湖泊，造园的条件好。至乾隆时已建成“三山五园”，西面以香山静宜园为中心形成小西山东麓的风景区，东面为万泉河水系内的圆明、畅春等人工山水园林，之间系玉泉山静明园和万寿山清漪园。静宜园的宫廷区、玉泉山主峰、清漪园的宫廷区三者构成一条东西向的中轴线，再往东延伸交汇于圆明园与畅春园之间的南北轴线的中心点。这个轴线系统把三山五园之间的20平方千米的园林环境，串连成为整体的园林集群。在这个集群中，西山层峦叠嶂成为园林的背景，其旷达的景深打破了园林的界域，同时三山五园之间的相互借景、彼此成景亦得到虽非我有而为我备的境界。建成于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的圆明园，其布局是大园中包含若干小园，即园中有园的“集锦式”处理。其原因是因为平地造园，地形起伏很小，人工筑山的高度与五千余亩的面积是无法协调的，为防止松散空旷，总体规划园中为若干小景区，每个小景区自成体系，均因地制宜由小比例尺度的山水空间与建筑、花木结合成独立小园，并把众多的小园连缀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园艺审美为人造曲折岗坡把园林空间分隔得扑朔迷离、山重水复、花明柳暗、无尽无休，具有委婉深邃的艺术魅力。正如乾隆在《圆明园图咏》中描述：“远近胜概，历历奔赴，殆非荆关笔墨所能”，又有诗：“西窗正对西山启，遥接尧峰等咫尺；霜晨红叶诗思杜，雨夕绿螺画看米。”可称得上“凝固的诗，立体的画”。

第二，山无曲折不致灵，室无高下不致情。

“乾隆盛世”的皇家园林是以建筑为主体，不论建筑呈密集式还是疏朗式布局，都是构成“景”的主体，建筑追求形式美的意念，将园林建筑的审美价值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亦是体现皇家气派的重要手段。“就园体的总体而言，建筑的作风在于点染、补充、剪裁、修饰天然山水风景，使其凝练生动而臻于画意的境界，但建筑的构图美却始终是协调、从属于天成的自然美，而不是相反”。乾隆在《塔山四面记》文中，阐述了这个设计原则：“室之高下如水之有波澜。故水无波澜不致清，山无曲折不致灵，室无高下不致情；然室不能自有高下，故因山构室者其趣恒佳。”圆明园是以建筑造型的技巧取胜，显示了人对一般形式美法则的熟练掌握。园内15万平方米的建筑中，个体建筑的形式就有五六十种之多；而一百余组的建筑群的平面布置也无一雷同的，可以说是囊括了中国古代建筑可能出现的一切平面布局和造型式样。但却又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以传统的院落作为基本单元。圆明园建筑的内部装修同样堪称集传统装修之大成，装修多采用扬州“周制”，以紫檀、花梨等贵重木料制作，上镶螺钿、翠玉、金银、象牙等，使外部造型绚丽精巧、内部装修华丽精致有机组合，卓绝的技能融于形式美的法则之中，可谓技艺融合。避暑山庄是以利用地形的技巧取胜，显示了人对组织竖向空间这类特殊形式美法则进一步开掘，乾隆在《食蔗居诗》中阐述：“石溪几转遥，岩径百盘里；十步不见屋，见屋到咫尺。”即指在山岳区经营建筑，要保持山野趣，按照自然地貌尺度，仅在山脊和山峰的四个制高点上建本身体量较小的亭子，略加点染。北京西郊玉泉山的建筑布置亦是如此。然在万寿山则以密集式建筑布局来弥补、充实山形的先天缺陷，乾隆十分注重建筑美与自然美的彼此糅合、烘托而相得益彰，使雍容华贵的皇家建筑亦不失朴实淡雅的文化气质。

第三，一树一峰入画意，几弯几曲远尘心。

乾隆自诩“山水之乐，不能忘于怀”，曾于乾隆十六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先后六次到江南巡行，足迹遍及扬州、无锡、苏州、杭州、海宁等私家园林精华荟萃胜地。乾隆以他的特殊地位与文化素养，一是欣赏，二是占有。故他除了在“眺览山川之佳秀”留下大量的诗篇外，还将许多宠物携归内府，如文房四宝、扬州九峰园的太湖石峰、杭州南宋德寿宫遗址内的梅花石等。此外，凡他所中意的园林，均命随行画师摹绘成粉本“携园而归”，作为皇家建园的参考，提高北方园林的技艺水平。在客观上乾隆促成北方与南方、皇家与民间的造园艺术的融汇，使皇家园林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具体表现在：引进江南的造园手法，再现江南园林的主题，甚至到具体仿建名园。众所周知，圆明园内“坦坦荡荡”之景，吸取了杭州西湖“玉泉观鱼”的主题。清漪园的长岛“小西泠”一带，则是模拟扬州瘦西湖“四桥烟雨”的构思。避暑山庄湖区主景金山亭、西苑琼岛北岸的漪澜堂，均是再现镇江“寺包山”格局的金山与北固山的“江天一览”胜概。颐和园的谐趣园之前身，即是效仿无锡寄畅园。乾隆在《惠山园八景诗序》中写道：“略师其意，就其自然之势，不舍己之所长。”皇家园林得到民间养分的滋润不仅拓宽了园林技艺的领域，而且运用北方刚健之笔描绘江南丝竹之情应视为艺术的再创造。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帝王营建宫寝、坛庙、园林等，均是利用形象布局，通过人们审美的联想意识来表现天人感应和皇权至尊的观念，从而达到巩固帝王统治地位的目的。颐和园万寿山上的佛香阁，就是以上观念的典型代表作。

盛清时期，尽管皇权已扩大到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程度，仍运用园林艺术手段唤起联想，使美的形式体现寰宇一统、富有天下，间接表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圆明园的“九洲清晏”，其九岛环列无非是“禹贡”九洲，象征国家统一、政权集中，东面的福海象征东海，西北角上全园最高土山“紫碧山房”，从所处方位与到紫、碧为名的含义，就是代表昆仑山，整个园林无疑是宇宙范围的缩影。“移天缩地在君怀”，表达帝王无限富有的观念。除以上有限的具体形象，更进一步又求助于无限的抽象概念——数字的时空含义，统治者从数字概念里获得精神满足——无限的富有。如皇帝亲题避暑山庄三十六景、七十二景是附会道教中的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乾隆将圆明园二十八景增为四十景，五是五行、五德，代表时间概念；八是八方、八卦，代表空间观念，故四十总括了宇宙一切。

园林里的各种“景”，组成复杂多样的象征寓意，如，蓬莱三岛、仙山琼阁、方壶胜境；正大光明、坦坦荡荡；淡泊宁静、香远益清；夹镜鸣琴、武陵春色等，力图对历史文化进行全面的继承，都伴随着一定的政治目的而构成皇家园林的“意境”核心，也是儒、道、释作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在造园艺术上的集中反映。但无可非议，乾隆盛世的皇家园林体现了中国传统园林的审美观，并把园林艺术的审美价值提到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