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系统“结构性因素”包括上海地方的制度性因素、经济性因素、社会性因素、文化性因素四个方面，“结构性因素”也共同形成城市设计的外部运作环境。社会系统结构性因素为开发过程各方行动者的社会行动提供一个限制以及发挥能力的框架，城市设计实践就是在这样的框架内运作的。
1）制度性因素
本书关注近年来上海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空间发展（重构）与土地批租、城市规划、地方财政及行政体制改革等制度性安排的关系。
（1）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根据新的国内国际形势作出了“以浦东的开发开放为龙头，尽快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的重大战略决策，将上海推向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前沿。此后，上海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增强中心城市的流通功能，逐步完善市场体系，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快速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行讲话后，上海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明显加速，城市发展开始了大变化。
土地制度：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为了引进外资帮助经济建设，在国内首先进行了土地使用制度改革。1987年上海开始实行土地有偿有限期使用、出让、转让，使土地成为地产，这项土地制度改革直接促进了房地产业走向市场经济。1992年邓小平南行讲话后，土地批租情况火热，结合大量房地产外资，上海旧区改造速度加快。1993年上海市开放外资投资内销房，“对土地批租制度继续简政放权，完善两级管理”，规定外资投资内销房原则上限于旧区改造。1995年上海为加速旧区改造，出台政策鼓励外资在危棚简屋和二级旧里集中地区经营内销房，并给予出让价格优惠。2001年上海规定六类用地出让必须招标或拍卖。一系列土地制度改革和土地批租管理的深化，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旧区的城市空间重构产生深远的影响。确切地说，土地的有偿使用与转让是改革开放后上海城市空间发展的主要动力。土地及空间的商品化使空间规划与使用不再直接受原中央计划管制，由国家行政来统筹一切的资源分配方式与讲求集体生产的城市管理模式转变为以市场逻辑为动力的发展过程（李君如，1998）。
财政制度：改革开放后财政体制改革深化，地方政府的经济运行自主性逐渐加强，特别是1994年实施“分税制”后。上海市的飞速发展得益于其“促进增长”的财政制度和中央政府积极的财政支持政策，但随着中央政府逐渐撤出和减少对地方财政的直接支持，上海地方政府不得不重新寻找财政来源（预算外资金）来完成城市管治的任务（何丹，2004）。上海地方财政的增加，对地方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缓解了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诸多城市问题，同时也促进了地方政府积极进行旧区改造和招商引资（张智惠，2002）。
（2）近些年来，上海市政治体制改革的脉络呈现出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政府不再直接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政府不再干预微观经济，管理重心下移，决策权下放。其二，以健全民主和法制框架为主线，重在营造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环境，不断完善企业和社区等基础节点的民主自治机制。上海政治体制的许多变革体现在经济改革的推进之中。上海当前的核心问题，是建立科学民主决策机制，提高公共决策的“多元化参与”和对公共权力的“多元化监督”，以及通过加强社会参与、民众参与、利益集团的参与来发展政治文明（解放日报，2004）。因此，提高公众的社会参与度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急迫问题，其中就涉及如旧区改造的重大城市规划决策的科学民主机制问题，即城市设计实践中公众参与制度安排的政治基础。
（3）行政管理是政治体制内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是以效率为目标的权力机制调整，实质是政府内部行政权力机制的重构（栾峰，2004）。“简政放权”、“分权化”是上海1992年以来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特征。“两级政府、两级管理”后，上海连续几次大规模地向区一级下放包括人事、财政、行政与审批在内的管理权限，让区长变成“小市长”，不断增强区县的调控能力。行政权力的下放极大地激励了各级区县政府积极使用土地开发法定权力以及筹措资金渠道，快速刺激了地方经济发展（王伟强，2004）。近年来上海继续推进制度创新，实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体制，以社区和居委会为载体，扩大了新体制的覆盖面。上海这种行政资源的分权取向，为最终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社会结构奠定了基础。具体在城市规划管理制度改革上，1990年以后，上海在城市规划分级管理制度的基础上，推动了“以统一规划、分级管理、市区两级管理分层完善”的阶段。1992年，上海进一步明确了市区在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的职责，区县参与市政建设、实施旧区改造的积极性大大提高。1996年，上海提出“建设与管理并重”的方针，明确发挥区、街道、乡镇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的积极性，这一阶段的事权划分集中于管理重心下移，构筑“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新型体制。这种行政管理模式有利于区县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作为独立实体参与到吸引外资的商业活动中的同时，增强了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可能性和自主性。而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趋于分散化的城市规划管理权力也往往被地方政府视为“营造良好的‘促进增长’氛围”的主要手段（何丹，2004）。
由此可见，配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上海20世纪90年代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从土地批租、地方财政、行政体制以及城市规划管理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上进行重大调整，使政治（行政）体制与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这些制度性因素变革构成20世纪90年代上海城市空间发展（重构）的重要动力因素。而城市设计实践就是在显著影响城市空间发展的制度性框架中运作的。上海城市发展中的（政经）制度性因素成为制约城市设计运作机制（实施的经济体制基础、运作组织模式、行政效率和效能、决策的民主机制等诸多方面）的关键性因素；与此同时，城市设计实践只有依托该制度条件才能发挥出实际作用。
2）经济性因素
经济全球化中的上海城市发展定位是“世界城市”，目标是建设成为“四个中心”。伴随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中心城综合服务功能强化，城市能级显著提升。上海地方政府通过积极的“促进增长”的财政安排，促使大量资本流向上海建成环境；而土地使用的市场化改革直接促进房地产成长为上海支柱产业之一[107]，既积极促进了上海市的经济增长，又显著推动了上海城市空间结构的演进。
（1）经济全球化中的上海：所谓改革开放就是中国纳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上海是中国全球化城市（globalizing city）[108]的范型。因此，历史地看待“摸着石头过河”的深圳、上海浦东的“橱窗”作用，就能冷静地看到中国转向后上海所引领的庞大市场（夏铸九，2001）。上海已成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旗舰，也因此上海的发展方向体现出国家的发展战略，中央政府在上海向全球化城市转变中扮演了结构性角色。上海在20世纪90年代的崛起就是要重新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上海模式已不满足于“再造香港”，上海在城市规划与城市形象设计方面的一系列重大举措，着意于在21世纪重新成为远东经济中心、国际化大都市乃至世界城市。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的中、近期建设行动计划提出，“21世纪知识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国际的竞争，上海与纽约、伦敦、东京和巴黎等世界级城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任务仍十分艰巨”。上海市政府已明确表示，21世纪上海面临新的历史发展机遇，上海将按照世界级城市要求全面发展[109]。
（2）上海的经济结构重组：由于历史原因，上海城市的消费、服务功能长期遭受抑制，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政府做出了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战略决策，“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城市功能定位和发展战略，要求上海必须有相应的综合经济实力和产业结构来支持。上海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把产业结构转移纳入了战略调整阶段。1999年上海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上海统计年鉴，2000）。特别是金融、房地产、咨询等新兴服务业已成为第三产业的新增长点。2001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明确提出要把上海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随着对产业结构进行重大调整，产业布局进一步优化，中心城“退二进三”，强化了中心城的综合服务功能，大大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城市能级显著提升。在产业结构调整、布局优化方针下，必须通过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为第三产业腾出发展空间。
（3）上海建成环境的资本流向——FDI作用：中央和上海通过积极的“促进增长”的财政安排，促使大量资本流入上海建成环境（地产投资、办公楼建设和住宅开发）。虽然地方财政投入的支持是巨大的，但是上海仍存在城市建设的巨大资金“鸿沟”。有研究指出，预算体制外的资本来源主要是政府举债、土地批租、民间资本、外商直接投资（FDI）（何丹，2004）。1993－2002年，上海年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4．96%（最高年份的投资增长率高达40%～50%）（上海统计年鉴，2003）。投资主体从单一政府转向依靠企业、外资、政府、社会的多元化结构，这一阶段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非常强劲。而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主要体现在FDI方面[110]，1990年以来的十年中，FDI对上海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具有积极和深远的影响（王伟强，2004）。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是上海对外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之一[111]。最明显的例证是2001年以来，巨额海外资金投向上海房地产市场，投资方式从合作开发、直接投资项目到直接收购地产项目[112]。
（4）房地产市场开发：上海市土地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使得使用者可以通过土地的经营活动获利，极大地促进了房地产开发商的土地开发积极性。外资积极参与上海土地批租，产生1992－1995年土地批租热潮，到1994年达到高峰，出现土地批租失控（张智惠，2002），房地产市场开始出现泡沫。1998年前后，上海由于急于完成“365危棚简屋”改造任务，中心城区土地投放总量一度大大超过市场消化能力，再加上“亚洲金融风暴”对房地产市场的冲击，使中心城区商品房市场价格大幅回落，反而造成中心城旧区更新的一度停顿（徐明前，2004）。至1999年上海房地产市场呈现历史最低谷，2000年之后才重新回升。上海房地产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经历了一个高涨阶段，后半期进入相对低谷。2001年以来，上海房地产市场一路升温，2003年中心城旧区更新再度出现“新一轮旧区改造地块”土地批租失控的苗头，上海市政府加强土地投放的控制。可见，政府土地供给政策的变化对房地产市场产生的巨大影响。对于中心城旧区改造开发的地块选择上，开发商与政府的立足点有很大差异。客观上，“一个旧区地块最后能否得到更新改造，经济因素至关重要，从此意义讲，经济因素是旧住区更新发展得以实施的基础、支撑和根本动力”（徐明前，2004）。地方政府通过给予各种政策性的经济手段，来“引导和鼓励开发商按政府意愿来推进旧区改造”。
总体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城市经济的急剧增长，为上海城市建设环境的塑造奠定了优越的物质经济基础，更为城市设计实践提供了城市空间供给和需求必需的经济保障与动力。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和发达的房地产市场运作，上海的城市空间形态难以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更难以有对城市设计实践的迫切需求。经济性因素既直接影响了上海中心城旧区改造的规划与开发建设，也显著影响城市设计实施的可能与最终效果。
3）社会性因素
（1）上海社会结构的转型：上海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已经进入中等发达社会[113]，上海的产业结构正在向现代型转变，也必然推动着社会结构的演变，社会职业、劳动力构成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上海，“白领”这一新兴市民阶层正在形成[114]，上海的社会结构虽然还看不出橄榄形结构，但已反映出上海正在从传统型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过渡的变化态势[115]（吴鹏森，2003）。社会结构转型中“新兴中产阶层”出现，这些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较高、对社会生活方式有新需求和较强消费能力“先富起来的少数人”，成为上海房地产市场消费支撑的主力之一，其较高的工作和生活标准都需要有特定的城市功能空间。在上海中心城区往往通过旧区改造置换出新的功能空间来满足新兴中产阶层需求。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下的城市社会分层还衍生出另一极——低收入群体的“新贫困阶层”，他们多数是生活困顿的企业分流和下岗职工，这一特定群体有相当比例居住在生活条件差的旧住区中，由此造成旧区更新改造中产生激烈的矛盾乃至冲突（徐明前，2004）。社会分层推动了城市功能空间重构，也促成了社会空间分异的进一步加深，在上海的居住社区建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李志刚等，2004）。
（2）上海自治社区的建设：由于上海乃至中国城市尚未发育出成熟的中介组织（自治社区组织CBO或非政府组织NGOs），社会结构转型中出现的各种利益群体的利益关系调整都要依靠政府直接面对处理，往往矛盾很难化解（徐明前，2004）。实际上上海传统城市居住区的社区组织形式是一种“行政性社区”，是由街道居民委员会管辖范围演化成的一种地域形式。这一形式的社区组织较完备，但服务性功能较弱，居民的参与性较差（杜德斌等，2001）。近年来上海的社区建设加大了对社区民间组织的培育力度，在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民主管理的实践中，各区探索了广大群众民主参与的载体与形式，如卢湾区建立了社区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等“三会”制度，发挥了社区自治功能[116]。然而这种自治功能仅仅处于初级阶段，面临诸多政治经济方面的限制，居民并未真正参与到“决定自己所生活的社区和城市发展的规划决策中来”，但居民并未因此降低参与自己社区规划的热情与期望（He Dan，2004）。当前上海广大市民已普遍具有积极的法律维权意识，不仅中心城旧区改造地块的（社会中下层）社区居民极其关注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城市规划编制与实施过程，而且当前的住宅商品化也使社区居民格外地关注城市规划，特别是关心自己居住社区的环境变化，对朝向、日照、居住环境、交通都有一定要求。这反映在与规划管理部门时有发生的行政诉讼中，典型的如旧区改造中反映日照间距的群访矛盾比较突出[117]。这些矛盾往往表现为居民个体或小群体的行为，没有社区组织的参与。而目前“规划政务公开，倡导公众知情、参与、监督”和“发挥社区参与城市规划的作用”等规划管理方式的转变还未真正形成，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社区自治功能自身的孱弱。
总体而言，社会结构转型对（上海）旧区更新发展产生直接而极其深刻的影响（徐明前，2004）。不同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的社会阶层的分层加速，产生了社会（居住）空间分异的格局。表现在中心城旧区改造中，上海城市功能结构的调整，使大片居住条件较差的旧区通过再开发，建成为大量面向高收入阶层的商住综合区（杜德斌等，2001）。社会空间分异的格局与城市物质空间重构是相互对应的，也因此深刻影响了城市设计实践的对象和目标。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分层加剧既对物质空间形态设计提出多样性的需求，又不可避免地促使城市设计实践更多地为高收入阶层的利益考虑，使得城市设计实践的公平性和开放性受到挑战。虽然依赖城市社区自治组织可发挥公众参与、监督城市设计的作用，但由于国内社区自治组织发育不成熟，事实上的公众参与城市设计难以实现。
4）文化性因素
当代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也是社会转型的组成部分。但本书将其主要归类于社会中的文化性因素，而社会性因素更强调社会中组织和结构性要素，虽然二者不能截然分开。
（1）上海的社会文化：“上海，混质的文化形式，被称为具有海派文化的庸俗却有创造新品种的活力。”（夏铸九，2001）现在上海人的基本居住格局、生活习惯、地方文化，都与租界时代的老上海这一中国资本主义“黄金时期”（1911－1937）有一定联系。当时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深受现代西方工业化和市场化社会的影响，有很强的市民社会的风气。上海不同于其他城市真正的特色是在心理上和观念上的，即形成上海的所谓“海派”文化（费孝通，2002）。当年上海开埠占支配地位、成熟的西方商业文化是上海市民文化的基因，一直存在于上海人的行为方式之中。由于长期处于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中，市民对差异的包容性，对新事物的开放心态和面对机会的选择能力得到加强。作为这些作用的共同结果，上海市民对个人自主性和独立性的需要，对人际关系的合理性、选择性乃至实用性的要求都得到强化。具有明显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和个性的居民，在一个弄堂甚至一栋石库门之中和谐相处，是那个时期形成的市民文化重要特点之一（费孝通，2002）[118]。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上海正在（重新）建成为国际大都市，上海的历史文化积淀又重新焕发活力，成为上海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精神资源。有学者归纳上海人文的基本特征是“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多元多向，倡导创新”、“市场意识，精明务实”（徐明前，2004）。而其中“权利意识”构成上海人“合理主义”的基本内核（杨东平，2001）。“合理主义”的文化价值取向必定反映在旧区更新中不同利益主体互动的各个层面，亦深刻影响了城市设计实践中管理者的行为准则和模式。
（2）全球化的涵化作用：上海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和全球化的背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追溯上海发展的历史，上海的自我认同和文化身份正是在全球化过程中确立的，这是上海一个很突出的现象（许纪霖，2004），同时也展现了夏铸九所谓的“殖民现代性”。上海在中国是洋化、充满异国情调的城市，上海在中国文化传统里，尤其是在近代，是作为一个另类存在的。在过去，上海与中国这个概念是带有某种冲突的，上海意味着“去中国化”（许纪霖，2004）。但对西洋人来说，上海却是一个异国情调的，很东方化的城市，因此，曾作为“远东第一大城市”。改革开放后上海重返国际舞台，由于其历史上城市文化形态的“西化”和兼容性，使其没有任何文化障碍地拥抱了全球化，积极融入世界经济文化体系当中。全球化中的上海迅速改变了原有生活形态，直至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乃至意识形态。在经济和技术的优势下，西方带有商业目的的文化霸权在全球化过程中对上海城市文化形成强烈的涵化，而此一过程是上海（地方）与西方（全球）在非冲突的语境中完成的。“在全球化的浪潮里，上海文化没有失落只有获取，没有焦虑只有欢乐，因为上海的文化身份正是在全球化过程中确立的。”（许纪霖，2004）
新天地是其中的代表，把本土和西方两个元素巧妙融合在一起，延续上海文化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融合中西的传统。同时，上海不像北京那样拥有纯正的传统城市和建筑文化遗产，就历史延续性而言，旧城改造的“去脉络化”难以牵动上海市民的民族主义神经。“都市的改造不只是拆房子建房子，拆什么建什么的每一个决定其实都是文化的抉择，透露出我们对过去的认识以及对未来的想象。”（龙应台，2003）对于创造城市物质文化的城市设计而言，在上海这样一个中国最“国际化”的文化语境中，营造出典型的“西方他者”城市景观形象却易受到新兴中产阶层的认同以及普通小市民的景仰，上海社会整体对“国际化大都市”的向往促成了国际建筑师在上海的空间盛宴。
城市设计专业实践既是对空间形态的美学表述，又是城市社会主流文化在空间上的投影。上海从浦东陆家嘴城市设计的国际邀请伊始，就站在“全球化”的战略高度，拉开了城市设计在国际舞台上的帷幕，太平桥地区城市设计作为典范案例，反映出西方物质文化及其挟带的价值观念逐渐成为本土空间形塑意识形态的主流。可见，文化性因素深刻影响了上海城市空间形态塑造的社会观念，对城市设计实践具有明显的价值导向作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