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的劳动者之声

走向感性现实：被遮蔽的劳动者之声——朗西埃背离阿尔都塞的叛逆之路

张一兵（南京大学哲学系）

 

朗西埃(JacquesRancière，1940—)曾经是阿尔都塞的得意门生。1965年，当身居法国巴黎高师哲学教授的阿尔都塞领着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潮向着法国科学认识论和语言结构主义迈进的时候，那个著名的《资本论》研究小组中，朗西埃就是其中的重要成员。这一点也是巴迪欧(AlainBadiou，1937—)入世时的相近学徒身份。他们和巴里巴尔(EtienneBalibar，1942—)、马舍雷(PierreMacherey，1938—)等人一样，都是阿尔都塞的名著《读〈资本论〉》(1965)一书的共同撰写者。应该说，朗西埃和巴迪欧二人是阿尔都塞后来最有“出息”的学生之一。然而，他们的显赫成功却并非承袭了老师的道统衣钵，反倒是他们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中的反戈一击式的叛逆。其中，朗西埃在现实革命运动中通过接触劳动者，以完全相反的感性现实回归远离了阿尔都塞。几乎在整个70—80年代，“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口号，竟然成为朗西埃的学术内里尺度。

 

一、红色五月风暴:结构主义和阿尔都塞的死亡

 

首先应该提及，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进程中，阿尔都塞是20世纪50—60年代中期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高居主流地位时，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念解构了当时欧洲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人学构架，以问题式(problèmatic)、症候阅读(symptomatic)和认识论断裂(Ruptureépisémologue)等概念，以及科学与意识形态的界划，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马克思文本解读和思想史研究的科学范式。显然，阿尔都塞哲学的出现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一种重要的历史性理论反拨。在当时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占统治地位，特别是这股思潮借二战之后的反战情绪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某些曲折造成的巨大阴影，把为数众多的西方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搞得晕头转向时，阿尔都塞的哲学思想犹如一股清新的空气。然而，阿尔都塞并没有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类逻辑中挣脱出来，因为他在正确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特征时，往往又走上了与人本主义相反的科学主义的极端。

 

我曾多次说过，1968年发生在法国巴黎大街上的“红色五月风暴”，既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一次践行的启始，也是它全部理论逻辑终结的发端。然而，在这个激进的“蔷薇花革命”中最先倒下的，却是那个当时在法国左翼学术界如日中天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1968年5月开始，巴黎“红色五月风暴”席卷法国，并向欧美各国火速蔓延。我们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的主要代表列斐伏尔对学生运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颂辞，而萨特则干脆站在了游行队伍的前列，大洋彼岸的那个刚刚在《单向度的人》中鼓吹了“文化大拒绝”战略的马尔库塞喜形于色地出现在了各种媒体上。其实，他们高兴得过早，因为五月风暴的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逻辑根本异质的走向，所以这也将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本身的终结。并且，已经明显带有后马克思思潮倾向的情境主义国际的德波(GuyErnestDebord，1931—1994)和范内格姆(RaoulVaneigem，1934—)却大大受到特殊的追捧。与此相映的另一景观却是大学的黑板和街上的墙壁上涂满了“阿尔都塞无用(Althusseràrien)”、“阿尔都塞不是人”、“结构不上街”之类的口号。显然，没有人的激情的“科学的”阿尔都塞成了这场运动的首要冲击对象。他的学生马舍雷回忆道:“1968年五月运动是这样一个时期，那时候，反对阿尔都塞的文本开始弥漫开来。我记得，充满敌意的书籍和杂志把书店的橱窗塞得满满的。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时期。”阿尔都塞的另一个学生巴里巴尔进入巴黎第八大学，竟然被疯狂的毛主义者们冲击教室，最后被迫离开学校。这种不堪的情境，以至于法国《世界报》1968年11月号竟然引入了“结构主义是否已经被1968年五月运动所谋害”这样的讨论题。结构主义和准结构主义的阿尔都塞成了“红五月”的直接受害者。在此大势之下，1969年，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放弃了结构主义知识型的范式，转型步入解构式的话语实践。1970年，福柯进一步从考古学转向尼采式的狂欢谱系学。

 

1969年，阿尔都塞发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一文，这是拉康思想对阿尔都塞影响最深的文本，也是他对意识形态(魔鬼大他者)建构个人伪主体的批判。但是，阿尔都塞仍然没有真正批判性地思考科学认识逻辑本身(拉康意义上的象征域中的大他者)的他性。1970年，罗兰?巴特出版《S/Z》一书，这直接标志着他从结构主义符号学转向与克里斯蒂娃共建的后现代式的互文性文本学。至此，人们不难发觉，五月风暴已经使得法国结构主义的“四个火枪手”中的三位(拉康、巴特和福柯)集体起义，将枪口直接对准了结构主义本身。其中，拉康本来就不是结构主义队伍中的一员从业者，而是借刀杀人的潜伏杀手，而巴特与福柯则是从结构主义中叛逃出来的造反者。最可怜的是阿尔都塞，他成了找不到变节逻辑出口的焦虑者，最终将枪口指向了自己。

 

1974年，阿尔都塞出版《自我批评集》。同年，他的学生朗西埃出版《阿尔都塞的教训》，直接将矛头指向了老师。次年，巴迪欧出版《矛盾理论》，批评阿尔都塞的精英主义。

 

1979年10月，阿尔都塞的追随者希腊学者普兰查斯(NicosPoulantzas，1936—1979)自杀。1980年8月，四面楚歌的阿尔都塞向自己仅存的少数没有背叛的学生巴里巴尔坦承:我不会自杀，我将对付更糟的情况。并且恼怒地宣称:我将毁灭我创造的一切，我为别人和为自己表现出来的一切。他适应不了那种在巴黎高师被人们高高地捧在天上又重重摔下的感觉。用巴里巴尔的话语来描述:“阿尔都塞不得不说的，只能根据一个事后与对其自身的废止相联系的否认、话语来解释。一句话，他需要把海德格尔和德里达以理论描述的东西转化为实践:词语及其抹试的矛盾统一。”这可能是根本无法克服的一个巨大困难。

 

终于，1980年11月16日，阿尔都塞因精神病发作误杀其妻。

 

1983年，阿尔都塞的弟子米歇尔?佩舒(MichelPêcheux，1938—1983)自杀。

 

写到这里，我们都会知道这一切对阿尔都塞意味着什么，先前，他最好的朋友雅克?马丁(JacquesMattin，1922—1964)因精神分裂而自杀，他身边的追随者普兰查斯和佩舒因政治和学术前途的暗淡自杀，所以，他的发疯透露着何等的绝望!应该说，这的确是一条过于悲情构境的历史线索。其中，最大的悲剧性在于，阿尔都塞在面对欧洲思想史上从现代性向后现代“转折”的重大历史关头，选择了消极的理论退却。

 

1982年，彻底疯掉的阿尔都塞在短暂的平静中写作《关于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的潜流》，依我的理解，这是阿尔都塞的理论逻辑自戮。那个强悍的科学主义问题式碎裂为偶然相遇的思想构境。在这种无奈的自我爆炸之中，一切结构主义的石化构架都被磨碎，从有深度的高处纷纷向平实的经验大地坠落，那是一场翻天倾城的解构之雨。在这酣畅淋漓的雨声中，阿尔都塞全然没有巴特那种获得解放后的喜悦和兴奋，郁结于内心的只有悲苦和困窘。“Itisraining。”

 

这是一首略显悲情的诗，雨是泪的隐喻，这世界没有屋檐，那个早就疯掉且一直生活在疯与不疯之间的阿尔都塞在无声地哭泣。阿尔都塞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可他的弟子也并不都想跟着他殉葬。朗西埃就是其中十分极端的例外。

 

二、弑父:从抽象的构序问题式走向感性的无序生命

 

我们知道，阿尔都塞通过建立一种精英式的理论模式，“希望把科学带给大众”。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即是规律和构序(ordre)。可是，1968年的“红色五月风暴”却彻底否定了阿尔都塞的知识框架，现在，倒是没有科学的无序大众把充满激情的革命怒火喷射给了他。

 

五月风暴开始后，阿尔都塞对此运动的直接反映是十分消极和对立的，因为，这场最终导致全法三分之二劳动者罢工的学生运动，并没有听从法共的领导和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所以在阿尔都塞看来，这种感性的情绪化的“革命”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主体性狂热。因为在阿尔都塞这里，主体性总是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坏事。无独有偶，这里不禁让人想起那个同样可怜的阿多诺，他也是站在这场学生运动的对面，最终成为这场革命运动的无情嘲弄的对象。朗西埃说，阿尔都塞对1968年的学生运动抱怀疑态度，他认为这些运动封闭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里，对阶级斗争的现实“很无知”。在《阿尔都塞的教训》一书中，朗西埃曾经回忆起1963年，当阿尔都塞看到学生们所挥舞的旗帜和标语上写着“学生的索邦”的口号时，他反讽地说，这是“飘扬在空缺之上的旗帜”。因为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的位置就是一个空缺(空无)，没有科学的空缺。显然，这是在用高高在上的拉康话语骂人。恐怕，这也是革命学生喊着“结构不上街”的口号将斗争的矛头直指阿尔都塞的主要原因。

 

有趣的是，在1968年的“红色五月风暴”运动中，巴迪欧和朗西埃并没有依从自己的老师，他们就是要让“哲学上街”，所以，二人很快成了阿尔都塞队伍中最早的反叛者。起先，原来与阿尔都塞同道的巴迪欧在文森尼大学期间参与了一个激进的“法国毛主义(Maoism)”性质的革命小组——法国共产主义(马列)联合会，并公开与阿尔都塞决裂。其间，作为造反派的他还带人冲击了“‘无政府—欲望’的哲学的灵魂人物”德勒兹的课堂。多年以后，他还十分得意地谈及自己的这一“壮举”。对于阿尔都塞，巴迪欧解构式地指认出，在前者那里，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不仅在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之间存在一个认识论的断裂，而且，在马克思和列宁之间，在斯大林和列宁之间，在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也存在着这种根本性的断裂，“它们之间根本不是连续和发展性的关系”。当然，此时他心目中最高大的人物是中国的毛泽东。所以，阿尔都塞拥戴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些政治独特性(sigularité)的历史的一个绝对不连续性集合的(空，vide)的名字”。巴迪欧正是从这一点上走向后马克思思潮的。

 

与此同时，朗西埃也表达了与上述阿尔都塞完全不同的看法，“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我来说，反而是一个启示:这些被阿尔都塞认为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其实也拥有一种动员群众和颠覆社会原有秩序的能力”。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种运动的无序性，因为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打碎旧世界的“天下大乱”是一种故意为之的东西。这里的细节是，朗西埃已经发现阿尔都塞的科学理论仍然是一种维护现存制度的构序性的东西，因此他才会对无序性的革命造反运动如此反感。与巴迪欧一样，朗西埃参加了另一个法国毛派组织“无产阶级左翼(Gaucheprolétairenne)”，他们都直接拥护毛泽东的革命口号:“我们造反有理”(onaraisondeserévolter)!那时，还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口号，即“我们是德国的犹太人”。这是一个在身份(identités)和地位上都可以被抹掉的社会边缘人。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一口号的理论化进程。

 

对于弟子们这种反叛举动，老师阿尔都塞显然是不高兴的。所以，1968年《读〈资本论〉》一书再版时，朗西埃原先在此书中撰写的《批判的概念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从〈1844年手稿〉到〈资本论〉》一文被阿尔都塞删除。巴迪欧的文章也同时被删除。可是1973年此书重印时，马斯佩罗出版社又决定重新收入所有原来的文本。为此，朗西埃专门写了一篇引言(“《读〈资本论〉》再版的工作模式”)，以示自己与阿尔都塞的距离，但出版社(阿尔都塞)并没有刊用此文。对此，朗西埃的反应是激烈的，一是他将这篇引言直接发表在《现代》杂志当年的11月号上，二是在次年出版了《阿尔都塞的教训》。朗西埃在书中公开声称，阿尔都塞主义死在了1968年五月运动的路障上。这是一种公开的理论弑父行为。

 

依朗西埃此时的观点，他的老师阿尔都塞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流派中所建立的那些理论问题式和科学概念，“作为阐释社会和历史运动的工具，阿尔都塞主义没有制造出任何有趣的事物。……它一直都是观念贫困而非观念充实的静待，而且它窒息了20世纪初以来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业已存在的东西”。这是对自己老师的重罪审判。在《阿尔都塞的教训》一书中，朗西埃指认了人们应该从阿尔都塞自我标榜“正统”的理论失败中汲取的四个教训:即“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教训”，其中，他用与M－L来隐喻马克思—列宁，还有“政治的教训”、“自我批评的教训”和“历史的教训”。他几乎全面否定了自己老师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上的“建树”，甚至包括阿尔都塞刚刚做出的“自我批评”。这时的朗西埃认为，正是火热的“五月风暴”使他从阿尔都塞那种极端抽象的有序性逻辑概念中摆脱出来，直接去关心无产阶级的现实生活。为此他甚至颠倒了马克思那个著名的观点:“我们试图以不同方式改变世界，而现在问题在于，阐释世界。”在此书中，朗西埃形象地对比了一个同一地点发生但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事件的双重场景:1968年2月，阿尔都塞给法国哲学学会做了一次演讲，由此列宁得以进入索邦大学的殿堂。同年5月13日，数千名学生却不那么神圣地进入到同一个大厅里，在那里的墙上贴上他们造反的旗帜。显然，朗西埃赞同红色五月中那些涂抹在大街和学校墙壁上的造反派的标语，因为，自以为是“无产阶级科学的高级牧师”的阿尔都塞所发明的“问题式”、“症候阅读”之类的东西根本不会让无产阶级的生活有所改善，也不会真正触动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此，朗西埃下决心走一条与自己老师的贵族主义理论完全相反的道路，真正倾听劳动者真实的声音。1975年前后，朗西埃与他的“无产阶级左翼”的同志们创办了《逻辑的反抗》杂志。

 

朗西埃要从抽象的理论逻辑走向具体的现实。也因此，朗西埃直接将自己的哲学指认为“挪移的哲学”，即从思辨的哲学走向劳动者真实的生命。其实，后面我们会看过，朗西埃的这种简单排斥理论逻辑的极端做法显然是片面的，这让之后他自己不得已重返学术层面变得十分尴尬。

 

面对火热的革命运动，朗西埃反感于阿尔都塞那种深奥的学究气息，他已经看出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中那种“书写中布满缩写、引号或斜体字”的东西是绝对不可能为工人群众和学生的反抗指路。较之于德波、范内格姆那种感性而充满激情的战斗文字，朗西埃认为阿尔都塞的理论态度恰恰是反革命的。在他看来，阿尔都塞式的“哲学是一种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供应，一种通过文本形式、体制化与专业而存在的世界”。本质上，这是一种没有生活肉身的构序性的理论强暴。这种纯理论的世界与无产阶级生活恰恰是格格不入的。显然，这是一种偏激的观点，在此朗西埃显然受到晚年毛泽东对哲学的态度的影响。

 

很多年之后，朗西埃在《挪移的哲学》中这样对比过三个完全不同的场境:第一个场景，1961年在阿尔都塞的课堂讨论上，每一个学生都被要求做课堂报告，报告的内容是青年马克思《评普鲁士的林木盗窃法》一文;第二个场景则是朗西埃自己参加的1968年学生运动中一间遭占领的工厂里举行的一个非正式集会，集会上一个年轻的罢工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我们是否还能够进行无理造反?”第三个场景，则是朗西埃在12年后(1980年)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时已经发生的思想改变(“挪移”)。朗西埃说，在第一个场景中，他在导师阿尔都塞的指导下，分析了青年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文章里的“人”、“对象”和“生产”一类关键词，在课堂上，朗西埃被阿尔都塞要求“提防文字的想象肉身”。在朗西埃看来，这种训练是在概念思辨中明显地回避生命事实。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正好也是我们今天训练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生的做法。第二种场景，工人的问题被视为是“受鄙视的‘生活经验’所采取的报复，像是一种存在主义哲学的反扑”，五月风暴恰恰展示了这种“工人生活的叙述”。朗西埃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生命之感性存在，也是被阿尔都塞的思辨理性忘却的真相。第三个场景是朗西埃新的理论态度，即从思辨的哲学转向生命本身的感性存在，所以，现在的他已经是以挪移的方式谈论哲学，就意味着哲学并非一种拥有明确对象的畛域，及其对等的方法与特殊语言形式，也不是一种生存艺术。哲学是一种生命场面调度的实践，在此，我将它理解为感性与思维间环节的场面调度。

 

这个场面调度的本质是让哲学回归感性生命。由此，朗西埃不再试图成为“最为‘卓越’、最为‘贵族’的哲学家”，而是要通过工人实践所学习到的原初感性“诉说朝向真正生命的骚动”。于是，“哲学不再是职业，用柏拉图的话来说，思维也就不是生意”。朗西埃的这种想法与毛泽东提出的“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思路是接近的。问题在于，如果走向感性经验就是哲学革命的成功挪移的话，事情就太简单了，可如果感性经验本身是被建构的呢?问题就会荒谬地返回到起点。我后面还是会提出这个疑问，假设工人劳动者的日常经验本身就是拜物教的产物，以这种所谓的感性绝对观念为基础，难道不恰恰是对资本日常逻辑的屈服。

 

朗西埃觉得，此时他所思考的问题是哲学与感性生命的真实关系。那么，什么是朗西埃所说的生命呢?我注意到，他恰好走了一条与阿尔都塞完全相反的道路，因为这个重新成为哲学思考的生命，正是阿尔都塞所视为“意识形态”的“青年马克思的精彩文章中所论及的，实现为无产阶级与革命的哲学生命”。请注意，朗西埃的理论出发点正好是阿尔都塞所否定的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话语，他明确无视阿尔都塞那个将青年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界划开来的“认识论断裂”。因为他觉得，恰恰是这个所谓的“认识论的断裂”，“让阿尔都塞摒弃了所有的作为马克思个人之前的左翼主观主义的主题”。所以，朗西埃就是要再一次回到阿尔都塞反对的感性生命。在朗西埃看来，这个生命，并不一定是“某某个体的生命，亦非一体的本体论力量”，这种“思维最后所诉求的理念点是:感性与可思的原则性接合，这接合向来既表现为生命的对象，也是支持它的能量，同时也是生命必须在与另一生命同一化时，自我超越与消殒的界限”。

 

为了说明这个哲学化了的生命，他专门指认道:

 

这“生命”也可以是﹔一种具体生命、现实世界，或是现象学思维呈现为对唯心论传统进行超越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与国家式流变进行修正的物之肉身﹔也是罗兰?巴特《神话论》时期的日常生命，被开发为一种完全可读性的符征畛域﹔甚或是《疯狂史》(傅科)向我们诉说的被压抑的野蛮生命——此即适才投射其悲剧性身影在辩证式合理性中的生命，但同时也允诺我们，一整个无意义的日常畛域，就像造反的失常畛域，都将属于可思领域。

 

从这一说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朗西埃似乎也在做一种有意识的界划，他不想让人觉得自己所拥戴的生命思考不过是狄尔泰—尼采式的生命哲学，所以他专门标识了一种现象学之后的感性路线。依他所见，这个生命正是阿尔都塞所反对的物之肉身，巴特流行文化批判中的日常生命，或是福柯的野蛮生命。具象到朗西埃的思想构境，这就是劳动者自己的具体生活和非理论的感性反抗。说实话，我不是特别相信朗西埃的这个特别说明。因为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朗西埃将自己封闭在历史档案之中，他的考证方式和思考性质，都远远落后于时代，用后现代的外在话语来粉饰自己并没有根本改变问题的实质。这也是他刻意脱离思想史的恶果，用巴迪欧的说法，即是“不进入历史”的朗西埃不属于任何哲学流派。

 

应该提醒读者注意的事实是，朗西埃的叛逆之路其实也是遵循了毛泽东关于哲学思想的走向。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就在南京大学本科生刘林元的文章批示中直接提出哲学要从哲学家的课堂中解放出来，到现实中去，到人民群众中去。这是我们逐渐忘却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朗西埃和他的法国同志们的确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三、捕捉劳动者生命的感性肉身

 

可是，如何从阿尔都塞走向劳动者本身的感性生命呢?在朗西埃参与的《逻辑的反抗》杂志上，朗西埃和抱有同样想法的造反者们十分自觉地试图走出一条与传统宏大叙事的新的历史研读方法，用后现代史学的话语说，就是要写出与关注帝王将相堂皇正史完全不同的小人物们的“卑微史”。1992年，朗西埃出版《历史之名》(Lesnomsdel'histoire)，详细说明了这种区别。甚至，还要摆脱那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概念化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他们要看到生活中劳动者生命的原初情境。具体到朗西埃这里，他首先着手的事情，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的哲学思考转向对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手的文献研究。

 

我注意到，朗西埃告别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有意拒斥传统马克思主义那种从外部灌输(列宁语)给劳动者的某种科学观念:“我不认同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和一般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科学前设，即是‘人们被支配，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支配他们的规则是什么，所以为了解放这些人，应该首先给他们科学’。可是，我不同意这个前设。”

 

朗西埃经常像是与马克思、列宁和阿尔都塞赌气一样地说话，这种理论态度对于治学来说恰恰是致命的。在朗西埃看来，工人的自我解放不是透过知识，因为这些工人完全了解自身的处境，但他们认为自己未必有能力去过另一种不是被支配的生活模式，“问题从来不是工人不知道自己被剥削”。所以，重要的事情不是给予工人某种理论科学和先进的阶级意识，而是要了解工人的感性生活本身。解放的真正意义，在于能够给予工人一种新的“感知方式”，一种认为自己完全是人类公民的思想方式。对此，在《朗西埃的教训》一文中，齐泽克给予了朗西埃某种肯定性的评价:“‘为了’群众‘说话’以及知道关于他们的真相，朗西埃一次又一次倾力去阐述那些政治主体化过程的——在其中被排斥者(‘低下阶层’)提出他们为自己发声的要求，导致一种对社会空间的全体观点的改变，因此那些被排斥者要求在其中拥有一种合法位置——魔法的、暴力诗意式时刻的轮廓。”

 

请注意，朗西埃这里的努力并非是要模仿恩格斯写一部新的“19世纪法国工人阶级状况”，而是要写劳动者的肉身本身，他们的生活，他们没有被装饰过的语言，他们的情感。以后，这个肉身化的生活将会被朗西埃在政治哲学中抽象为特殊的身体感性。他说:“我的方法与社会历史学的传统完全不同。历史学曾经希望透过不只是记录王子生平，也记录一般大众的历史和物质生活的历史而做到自我转化。但是，这样的社会历史在假装为一种基层历史的同时，其实是把群众历史封锁在物质生活里。整个历史论述的运作，就像一种哲学在解释那个年代、那个地方的人们为什么不能相信他们所思考的。然而，我的工作的意义在于，希望准确地展示在某个特定的时刻，部分工人如何被难以想像的字句和思想所震撼;他们又如何和社会建构予他们身上，认为那是属于工人阶层的文化决裂。”

 

朗西埃先是和阿兰?法埃(AlainFaure)合作编辑了《工人的话语1830—1851》(1976)，后来又出版了《劳动者之夜:19世纪法国劳工的梦想》(1981)一书。在《工人的话语1830—1851》一书的五个部分中，最重要的是被朗西埃命名为“无产阶级:在奴役和联合中?”的第一部分，其中很具体地描述了裁缝工人和印刷工人的生活，以及他们与雇主的斗争。同时，此书还展示了工人如何通过自己的报纸发出声音，以及行业联合会的历史作用和没有被理论修饰过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真相。朗西埃自己说，从事这种第一手的档案工作，“从中我至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历史是由那些普通人创造的”。而在《劳动者之夜》一书中，朗西埃则用经验的眼光重新观察大量的19世纪30年代前后法国工人阶级生活的感性细节，例如工人们的日记、文学创作的作品和政治观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发现他们对文学性语言和其他文化的迷恋，希望和其他个体一起存在，分享同一个世界。那就是我尝试在《劳动者之夜》这本书里展示出来的思想，这些思想是透过工作了一整天的工人，晚上如何思考和创作的情况而展示出来的。”

 

为了表示自己与阿尔都塞的理论主义倾向不同，朗西埃甚至在这本书的章节标题上，都尽可能显示出感性来:《劳动之夜》的第一部分叫《围着兽皮的人》，其中的五节标题分别为:“1.地狱之门;2.天堂之门;3.新巴比伦;4.圆圈与盘旋;5.晨星”。第二部分中干脆出现了“工作大军”和“锤子与铁砧”等等。在朗西埃的眼里，劳动者绝不像理论家用概念缚定的无知状态，甚至，工人们有他们自己的“工人阶级话语体系”。

 

后来，朗西埃曾经向我们描述过这样一个19世纪30年代的工人生活的具体情景:

 

细木工匠戈尼的档案向我们展示了他用以为自己建构的一个关于解放的完整伦理学甚至是经济学的方法以及一个完整的计算自由的系统的方法，后者作为一种反政治经济学，它在日常生活的每个行动之中所关注的不再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是自由的最大化。

 

朗西埃认为，“工人运动的现实，与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营造出来的工人典型形象之间有巨大的差别”，工人们自己的想法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精英们从概念建构中构造出来的东西，而恰恰是他们自己对生活和自由的独特理解。也因此，齐泽克在《劳动者之夜》一书的后记中写到，朗西埃的学术理念主要基于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罗莎?卢森堡的著名口号:“自由是那些想法不一样的人的自由”的坚定信念。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不难看出，朗西埃此时的学术方法的归属，既不同于英国汤普逊的经验论工人阶级史学，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考古学”(此为巴迪欧语)，用巴迪欧的描述，“朗西埃的志向并不在于知识体系之中。这是因为，坦白说，他从来就不是任何学术界团体的成员”。在此我基本同意巴迪欧的判断。关于这一段学术经历，朗西埃写道:

 

我属于悬在两个竞争观念之间的一代:按照第一个观念，这些拥有社会体制知识的人本应该把他们所学传递给在该体制下受苦的人，这样他们才会采取行动推翻它。按照第二个观点，假定有知识的人实际上是无知的:因为他们对于剥削和反抗一无所知，他们本应该变成所谓无知的工人的学生。因此，在出发向那些在工厂工作的和剥削反抗相关的人学习之前，我试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便使它的理论武器可用于一次新的革命运动。

 

这是毛泽东将知识分子指认为经验无知者的法国翻版。也由此，朗西埃才写下了两部批判和反讽知识分子的书:《哲学家及其贫乏》(1983)和《无知的老师:关于知识解放的5堂课》(1987)。我认为，这是朗西埃最失败的两本书。

 

他甚至还编辑了一本书，标题就叫《平民哲学》(1983)。在《哲学家及其贫乏》一书中，他批评了自己的同胞左翼知识分子萨特和布尔迪厄，甚至花了两章直接批判马克思。其中，他指责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普通劳动者说成小资产阶级，把空想家们说成保守的粗鄙农夫，把施特劳宾的小手工业者说成落后的北欧土著”。在对《共产党宣言》的攻击中，朗西埃认为马克思贬低那种关注“只顾生活”的个人的代代繁衍的唯物主义，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流氓无产阶级”一词来形容那种处于“旧社会最底层”、“消极而腐化的群众”。朗西埃认为，在整个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中，存在着一种贬低普通劳动者的倾向。他不认为，由这些吃得很饱的知识分子子概括出来的东西会真正代表劳动的原初声音。

 

所以，他才理所当然地会坚决反对列宁所主张的从外部将无产阶级的先进阶级意识“灌输”进去的说法。实际上，在阿尔都塞的课堂上没有好好读书的朗西埃，根本没有读进去作为哲学文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在他的眼里，这些论著对感性现实中劳动者的具体指认，相对于他所谓第一手的历史档案中的真实状态来说，都是臆断和错误的。他根本不懂得，哲学对感性绝对观念超越的更深构境层，他显然不理解黑格尔所说的“越抽象就会越具体”的秘密。朗西埃没有想过，他自以为高明的做法，不过是将马克思降低到魏特林的水平。

 

在《无知的老师》一书中，朗西埃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主张的一样，认为没有知识的劳动者和学生可以占领讲台，因为教育的本质不是知识多少构成的传送带，而是约瑟夫?雅可脱所主张的“尊重所有人在智力上的平等”。朗西埃说，雅可脱“断言无知者可以教另一个无知者他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他反对当时关于教育下层阶级的普遍观点，宣告智力平等并要求智性解放”。巴迪欧将雅可脱称之为“反教师的最令人震惊的形象”。朗西埃赞同雅可脱的观点，他认为老师绝不能低看所谓的“无知者”，因为学生和劳动者一类“无知者”其实知道很多知识分子根本不知道的东西，那是“无知者”通过他周围的见闻，通过总结他所见所闻的意义，通过重复他偶然听到的或了解到的东西，通过比较他发现的和他已知的东西等等方式自学习得的。所以，当阿尔都塞等人高高在上地宣讲他的贵族式科学知识的时候，这恰恰发生了一个可悲的颠倒:并不无知的学生和劳动者被假设为无知，这就造成了传统教学过程中的一种严重的不平等。朗西埃说，传统教学的过程恰好是“不平等被不断地证实，是雅克多所谓的愚化过程”。朗西埃则主张解放真正无知的老师的课堂。解放是证明智力平等的过程，老师的教学过程是“为了帮助他的学生弥合这差距，‘无知的教师’不必变得无知。他只需要把知识从他的控制中分离出来。他不是把他的知识教给学生。他要求他们在森林中勇敢探险，报告他们所见，对所见的思考，去证实它等等”。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朗西埃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就是“一种跨越专业能力和边界的活动”，它质疑那些专家学者的精英地位，而应该证明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他的思考能力。朗西埃曾经说过，在矿工和知识分子之间，后者将是前者的先生，而绝不是相反!

 

可以说，整个20世纪80年代，朗西埃只做了一件事情:证明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那句话，“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朗西埃在法式“文革”中要革命的对象也是毛主席不喜欢的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比如他的老师阿尔都塞)，依他之见，这些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大师们”最应该接受穷苦劳动者的再教育。其实，朗西埃真是激进得可爱，在中国，这就叫“左”得可爱。在中国，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被否定，很少有人真正从理论上去思考其内里的思考逻辑，而一个法国的毛主义者却将其在学理上大大深入地探讨了，这的确是值得我们认真关注的。但是，我们更应该认真剖析这种看起来激进的话语背后的理论迷失，这种迷失恰恰是朗西埃以后学术思辨回归的重要历史基础。朗西埃只是一味地试图摆脱阿尔都塞以及整个知识界。以后我们会看到，这是一种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的幻想。因为只要松手，他一定还会落到理论的土地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