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了的“道德地实践的”维度

第二节　被遮蔽了的“道德地实践的”维度

如前所述，康德对“技术地实践的”活动或“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和“道德地实践的”活动或“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的明确的划分，乃是西方实践概念发展史上的重大理论事件之一，也是当代人急需加以探索的隐性的“康德问题”之一。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个重要的问题被遗忘了，甚至被严严实实地遮蔽起来了。发生这样的现象，主要是由下述原因引起的。

其一，“自在之物”概念的消解。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康德的“两种实践”的学说是以现象和自在之物的两分为基础的。在康德那里，自在之物概念有三层不同的含义：第一，感性刺激的来源；第二，知性认识的界限；第三，道德地实践的范导性假设。如果说，自在之物的前两个含义是属于认识论的，是与自然必然性相关的；那么，第三个含义则是属于本体论的，是与自由相关的。康德以后的不少哲学家，深受注重认识论的笛卡尔主义的影响，对自在之物概念的理解仅限于其第一含义和第二含义，并主张从思维和存在一致的“同一哲学”的立场出发，取消自在之物概念，从而表明人的认识是没有任何界限的。

在《小逻辑》第44节中，黑格尔这样写道：“自在之物(精神、上帝也包含在这里的“物”中)表示这样一种对象，它已被抽去了对意识、情感规定性和特定的思想的一切关系，因而是抽象的。很容易发现，这里所剩余的是一个完全抽象的、空虚的东西，只可以看作否定了表象、情感、特定的思想的彼岸世界。同样也容易发现，这个废物只不过是思维的产物，是空虚的自我的不断趋于抽象的思维的产物，这个空虚的自我把本身的空虚的同一性当作对象。”^[11]在黑格尔看来，康德意义上的自在之物乃是思维抽象化的一个产物，实际上并不存在。也就是说，并不存在意识和认识所无法把握的对象。在这里，康德自在之物概念的第三个含义被遮蔽起来了，它被改造为一个单纯认识论的概念，而且在认识论的研究范围内它也只具有否定的意义，既然认识是无界限的，作为认识界限的自在之物也就自行瓦解了。

深受黑格尔思想影响的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出路》中指出：“对这些以及其他所有的哲学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Praxis)，即实验和工业(das Experiment und die Industrie)。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因而能够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把握的‘自在之物’也就终结了。”^[12]恩格斯还举了茜素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即一旦人们能够从煤焦油中提炼出茜素，它也就从“自在之物”(Ding an sich)转化为“为我们之物”(ein Ding fuer uns)了。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引申出如下的结论：第一，在康德哲学的语境中，自在之物指的是上帝、世界和灵魂不朽，不是像恩格斯所认为的那样，指现象界的某个具体的对象，如茜素。第二，恩格斯强调，一旦人们认识了某个自然过程，自在之物也就终结了。这一见解表明，恩格斯是从单纯认识论和认识现象的角度去理解康德的自在之物概念的，也就是说，自在之物的第三个含义，即道德地实践的范导性假设并没有进入他的视野之中。第三，恩格斯把实践理解为“实验和工业”，也表明他主要是从“技术地实践的”角度来看待并使用实践概念的。这就启示我们，当自在之物概念被消解时，“道德地实践的”或“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的整个领域也就被遗忘或被遮蔽起来了。

其二，实证主义的蔓延。

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实证主义的思潮应运而生。这一思潮的始作俑者孔德把人类思想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神学的阶段、形而上学的阶段和实证科学的阶段。孔德认为，现代人已经置身于实证科学的阶段。他写道：“我们的实证研究基本上应该归结为在一切方面对存在物作系统评价，并放弃探求其最早来源和终极目的，不仅如此，而且还应该领会到，这种对现象的研究，不能成为任何绝对的东西，而应该始终与我们的身体结构、我们的状况息息相关。”^[13]按照孔德的看法，一方面，实证哲学只研究我们的身体能够感受到的种种经验现象，不研究任何超验的对象，如“最早来源”、“终极目的”，等等，实际上也就一笔勾销了康德所设定的自在之物的领域；另一方面，“真正的实证精神主要在于为了预测而观察，根据自然规律不变的普遍信条，研究现状以便推断未来”。^[14]他甚至根据自然规律来研究社会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也就是说，孔德关心的仅仅是人类“技术地实践的”活动，而不关心“道德地实践的”活动，尽管他也谈论道德行为问题，但在他那里，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以自然科学导向的“技术地实践的”方式得到规定的。

这种实证主义的思潮和实证精神也对恩格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出路》中，当恩格斯谈到黑格尔式的思辨哲学已经终结时，这样写道：“人们把任何单个人沿着这条道路都无法达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der possitiven Wissenschaften)和运用辩证思维(des dialektischen Denkens)对这些科学的成果进行概括的方式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15]在这里，恩格斯和孔德一样认为，探讨最早来源和终极目的的传统形而上学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和存在理由，而实证科学和辩证思维则成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出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进一步指出：“于是，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是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die Logik und Dialektik)。”^[16]显而易见，无论是实证科学也好，还是作为纯粹思想领域的逻辑和辩证法也好，都与“道德地实践的”活动或“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失去了本质上的联系。事实上，当恩格斯把实践理解为“实验和工业”时，他已经使“技术地实践的”活动或“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蕴含了人类的全部实践活动。“康德问题”在他那里已经隐而不显了。

其三，统一的实践概念的形成。

虽然康德力图运用反思判断力和目的论来统一感性与超感性、自然与自由、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技术地实践的”活动与“道德地实践的”活动、“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和“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然而，在他那里，现象与自在之物之间的鸿沟是如此之深，以至于这个统一工作收效甚微。在马克思看来，“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17]马克思不赞成康德把此岸世界(现象界)与彼岸世界(自在之物界)割裂开来，从而也把两种不同的实践活动割裂开来。他写道：“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8]在他看来，生活世界的统一奠基于人的实践活动的统一。

在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时，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了。”^[19]这就告诉我们，马克思是从生存论的本体论的基础上来统一全部实践活动的。

那么，马克思是不是把康德的“两种实践”混淆起来了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马克思的生产劳动概念同时蕴含着“技术地实践的”和“道德地实践的”这两个不同的维度。当人们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角度，即人改造、控制自然的认识论角度去考察问题时，生产劳动就成了“技术地实践的”活动；而当人们从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关系的角度，即从人运用革命手段改造社会、追求自由的本体论的角度去考察问题时，生产劳动又成了“道德地实践的”活动。现在的关键是，在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中，究竟认识论维度是根本性的，还是本体论维度是根本性的？马克思下面这段话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20]这段话告诉我们，马克思始终是在生存论的本体论的意义上，即“道德地实践的”角度来看待实践概念的。即使这一概念蕴含着认识论的维度，这一维度也始终是植根于并统一于本体论的。要言之，在他那里，“道德地实践的”活动^[21]乃是全部实践活动的基础和核心。

然而，由于以认识论为中心的笛卡尔主义的影响和实证主义的泛滥，马克思的统一的实践概念的基础和核心在他的后继者的理解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前所述，恩格斯关于“自在之物”在认识中向“为我们之物”转化的观念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2]列宁也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实践概念的。他写道：“理论观念(认识)和实践的统一——要注意这点——这个统一正是在认识论中。”^[23]于是，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的一致性逐渐成了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的核心问题，实践概念被牢牢地囚禁在认识论中。换言之，“技术地实践的”活动或“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成了人类全部实践活动的代名词，康德关于“道德地实践的”活动或“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在人们的视野中彻底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