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和李科（2012）在《角色神圣与符号暴力：传统教师隐喻的伦理悖论》中，曾提出教师是一种生命的存在。生命不仅是一种肉体中潜在能量的冲动，而且具有思想、经验、想象和意识存在的意义。它对教师自主建构知识的过程和结果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其在于尊重自己，相信自己，做好自己，在欲望的基础上迸发学习热情，在研究中享受美好生活。教师既要用谦虚的态度，融入复杂多样的世界关系中，从而使各种价值的边界被跨越、被模糊与被重新定义，也要使自己在自我意识中去寻找当下的、没有干涉境况中的不确定性及其意义，重建丰满的生命存在，增加生命的厚度，丰富生命的意义。
然而，教育学的视角与管理学的视角中，乡村教师发展具有了严重的“外塑”性质，完全依赖外部的教育、培训或管理，而忽视人的自主行动与精神自治的过程。教师专业化与其他现代化程序一样，作为一种人造之物，可能超出了自己能够控制的范围，可能成为操控一切的机器，越俎代庖，人的自发与创造的种子被遗弃甚至死亡。乡村教师专业化发展没有真正融入中小学生活，没有融入乡村教师自己的生活，他们学习的内容、教学的内容、改革的内容几乎与自己无关，而一切均是外在于自我的程序性活动，是教育专家与行政官员的事情。个人的自我反思、实践探究没有成为乡村教师的主要生活。他们只有按部就班的工作，没有发自主体需要与动机的学术生活；他们的自我生命的冲动与原始意象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与应有的释放。
如果以外在标准规约乡村教师，使他们的素质现代化，他们的行动就会超越自我经验与历史，就会出现对现实的“逃离”。随着中小学教师的高学历化及教师教育的大学化，中小学教师管理应该由事务性管理转变为教育学术性管理，但是以上研究对这一方面关照不够。实际上，乡村教师是无法达到与城市教师相等的标准的。所以，上述两种视角中，无论哪一种，对乡村教师的发展来说，均会导致一种外在于主体的控制与规训。因而，具有浓厚的抑制自由、伤害平等、践踏生命与贬低人格的嫌疑。乡村教师发展的这种“外塑”性质的现代化与专业化，始终不是乡村教师发展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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