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记忆中，乡村教师有过令人鼓舞的黄金时代，在现代化与乡土教育结合的过程中，乡村教师既顺应大地的节律，又吸取现代科学与民主的养料。他们曾感应敏捷，内省于己，启发于人，迎新世运，开启潮流，振动人心，推动时局，影响后民，对中国民族独立、民主政治建立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繁荣，具有奠基与动力之作用，也成就了自身生命与价值，从而在乡村社会中拥有其独特的社会地位。他们积极参与乡村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建设，其价值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心理认同，从而也使自己具有了崇高的社会地位与文化凝聚力。然而，现代文明与教师专业化，使乡村教师远离自我，远离乡土文化的根基，逐渐退出乡村社会的历史舞台，他们之于乡村的知识分子身份日渐式微，导致了其专业性与公共性的双重失落。
在教育现代化狂澜中，乡村教师与城市教师一样，其发展完全被纳入一个无差别的趋同的专业化模式。乡村教师的发展问题被孤立为一个纯粹的专业性问题，他们的责任、权利、义务、意识与行动一直局限在与专业性有关的事件上。有人称这种教师专业化取向，“使教师的存在呈现为象征性、区隔性、原子性[1]”。这就是说，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完全局限于主体外部的技术力量设计范畴之中。并且这一范畴及相应的技术程序与教师的个体利益紧密关联，因而具有浓烈的强制与规训的意味。结果，乡村教师表面上是在追求专业与学术，但实际上，他们放弃了知识分子所应有的自由、独立与标新立异的机会，也放弃了自身生存环境的根基。乡村教师不得不从“乡村社会的中心”游离出来，尽管其专业化水平越来越高，但其文化反省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却日渐式微。他们仿佛被迫从乡土文化的肌体中撕裂出来，其生存方式日益和传统的一切发生异化，导致了自身与本土文化的疏离，或者说与民族深厚文化根基的疏离，最终导致了乡村教师民族文化精神的普遍缺失。
令人纠结的是，乡村教师及其生存环境与城市教师的相比，存在难以克服的异质性。由于在理论知识及其相应的资源获取方面，乡村教师无法与城市教师和教育理论专家相提并论，他们在现代教育知识体系中就一直没有获得过话语权，致使自己的专业化任务不得不依赖掌握教育学话语权的教育理论专家，结果却使自己始终边缘甚至孤立于教育现代化的标准之外。这就是说，乡村教师的专业化过程被引入一场几乎没有终点的追赶城市教师的文化苦旅。他们被迫听从于那些远离农村、根本不了解农村、仅以知识权威自居的专家，不得不忍受专家对自己的教育行为进行诊断、把脉甚至指手画脚。乡村教师就像一个荒野中失掉母亲的孩子，跑得越远，掉队也越远。在现代化过程中，他们就一直没有达到，或者说，几乎不可能达到与时俱进的现代教师“素质标准”。专业上的卑微感与边缘化不仅使他们成为专业化的失败者，也使他们在乡土知识与民族文化传承与创造中销声匿迹，甚至自暴自弃，旁落于乡村公共舞台。
乡村教师的这种被动的角色表现，被吉鲁称为“教师工作无产阶级化”[2]。一方面，乡村教师在教育理论专家或技术组织面前，完全丧失了独立意识与自由人格，只不过是在专业“知本家”指导下的技术“工人”而已。如此，乡村教师不仅失去了自己独特的专业学习模型，使知识变得狭窄、短暂、肤浅和制度化，而且使人的关系变得冷漠与非人化；另一方面，由于普遍缺乏对乡村教师及其生存环境的特殊性的理解与研究，结果妨碍了乡村教师与乡土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发挥其公共意识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在讨论乡村教师的公共性时，他们完全有资格或理由为自己无力参与社会事务进行辩护。实际上，乡村教师的专业水平与公共观念，主要发自于教师灵魂深处的对自身及其关系的自发意识和行动欲望，绝不是靠经济条件与技术理性下的规定动作而完成的。如果纯粹靠绝对统一的技术理性去改变乡村教师，无视他们的需要、理想与现实，那么任何结论和行动都只能是隔靴搔痒。
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伴随着现代文明与教师专业化的发展，乡村教师似乎在潜移默化中正在拔除古老文明之根，不可思议地退出传统的农村社会舞台，日渐丧失其在公共生活中的知识分子身份。并且正在显示这样的征兆：乡村教师的创造力、判断力与反思力正在被现代教育理论与技术宰制而日益退化。他们身上洋溢着泥土的芬香，高贵而卑微。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奔跑之中，他们仿佛上了一台永不停歇的跑步机，除了跟着科学主义的指令奔走以外，别无选择。他们天天在跑步，但不见位移，没有前进。可以说，乡村教师反思力退化所带来的对公共责任的放弃，对于农村新时期建设不能不说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因此，有人将作为知识分子的农村教师与农村经济社会缺乏应有的互动，看做是新农村建设的瓶颈。因此，唤醒广泛的社会心理认同，重拾乡村教师的公共意识，寻求乡村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新形式，这对于乡村教育、乡村人与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全局性与战略性意义。
乡村教师的生命是自己的，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是他们与乡人全体共同创造的，绝不是时代精英的专利，更不是他者的运作而完成的，而是乡村教师与那里的人民一道，在他们的自由、痛苦、自信、爱恨与日常欢乐中共同生发出来的。但可惜的是，我们在教育现代化论坛中，乡村教师总是缺场，很难听到他们生命的歌唱，他们原生的创造力量几近消弭。在知识精英与技术官僚面前，乡村教师永远是他们的摹本，是追赶上层的对象。我们虽然难以确切地知道历史是如何中断的，但我们可以说，文化的变异、历史的断想、人的原始欲念与自然环境的禀赋相互勾联，构成了乡村教师生命的内容与本质。
[1] 常亚慧．“权力—利益”结构中的教师［M］．大学教育科学，2011（1）：63
[2] ［美］亨利·A·吉鲁．朱红文译．教师作为知识分子——迈向批判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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