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是教育的核心问题。亚里士多德曾从人性假设的角度，提出了“和谐教育”目的论。他的“灵魂说”认为人的灵魂由三个要素组成：一是植物的灵魂。这种灵魂具有维持人自然机体正常发育、生长及体质增强的功能，教育应该发展它，所以体育成为必要。二是动物的灵魂。这种灵魂使人具有动物同一性的需要、本能、欲望等非理性的心理特征，它往往使人类走入罪恶的深渊和“黑暗”的境地。教育应该抑制这种灵魂，所以德育成为必要。三是理性的灵魂。这一灵魂给人带来良知、良能和人性，它是人类智慧和精神生活的源泉，教育应该培养它，所以智育成为必要。这三方面的教育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联系，构成人的德、智、体的和谐人格，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和谐教育理论的目的观。
裴斯泰洛齐（1746—1827）对这一理论的解释则更为直观，有人形象地将其论述归结为“3H”或“3B”理论。“3H”指心（heart）、头（head）和手（hand）；“3B”是指心（benignity）、大脑（brain）和身体（body）。“心”有仁心、仁慈、善行、善举之意；“头”是指精神活动和智力活动的物质器官，即人感知、思考和理智判断一切事物的内在精神官能，包括感知觉、记忆、思维、语言和创造；“身体”指人的机体和体质的自然发展状态，它是人类个体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大自然”创造的人并非完人，仅仅是一个自然的生物，而“人”的任务是凭借教育及自我教育使自己变成完人、实现自我，以这种方式使自己成为“自己的杰作”[1]。这一统一的人的发展须经自然状态（the natural state）、社会状态（the social state）和道德状态（the moral state）（即3S）三个递增的状态。其中，自然状态是人与外在世界的统一，人与自身所处的自然环境是一个混沌体，人从中获取物质与能量，是人身心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状态是人与社会环境的统一，马克思关于“人在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体现了人的这一性质。所以，人发展的程度、质量与所生存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道德状态是人发展的最高境界，我们经常说教育的“根本使命就是培养人，就是要培养一种理想的人格”[2]。这是古往今来许多思想家对人才培养的一种目标期待，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特点，不能为了“升学”、“成才”压抑学生的天性，尊重学生的多样性发展，要还学生以自由，充分发展学生个性。
无论亚氏还是裴氏，其思想可谓异曲同工，从不同的侧面说明了人的发展需要肉体与灵魂、人与环境、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的完美结合，最后达到人的道德与人格的完善。“教育生态学认为，人作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既被看做社会的人，又被看做自然的（即生物的）人。”[3]这就是说，人离不开环境而存在，农村教育必然离不开其生态环境，离不开其隐形的农村文化资源。农村教育只有实现人与环境的结合，实现智力与体力的结合，才能培养出同时具有科学知识结构与农业实践能力，具有自己独特理想人格和创新思维，具有现代知识和乡土情怀的社会公民与劳动者。这样的劳动者才能创造出自己的创新成果，服务于农村社会，带动农村物质和精神的协调发展。
教育的功能意义不仅在于促进个体自身的发展，还在于推动社会阶层的结构变革，为不同的场所输送不同的人才，让社会健全的发展。而“所谓健全的社会，就是一种健全的人与人的关系，有利于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人与人的关系”[4]。显然，健全的人与人的关系由健全的人构成。很难准确界定一个人的健全与否，正如周国平曾提出的问题：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未经历人生风雨就离开世界，一个历尽人生悲欢离合的老人自然离世，最后究竟是谁一无所有。这类问题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两者的不同在于人的价值的体现，后者虽然历尽悲欢离合，但他享受了这种悲欢离合，享受了人生；同时还在于他给社会留下了什么，也就是说人的价值是通过其社会意义体现的。过去我们教育的目标主要是“读书做官”，现代的教育目标要向“现代公民”转变。农村教育作为农民接受现代知识教育的主要途径，它无疑要培养学生理想的人格，这种理想人格的培养要结合农村的具体实际情况，需要转变“读书做官”为“现代公民”的目的观，即“面向农村，服务经济，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人人成才”的目的观。
[1] ［瑞］阿图尔．布津迈尔．裴斯泰齐选集（第一卷）［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124
[2] 王洪才．大学“新三大职能”说的缘起与意蕴［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3] 赵利侠．回归自然：凸显农村教育“自身优势”［J］．现代教育科学，2010（6）
[4] 张应强．中国教育研究的范式和范式转换——兼论教育研究的文化学范式［J］．教育研究，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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