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内心要克服的不是恐惧，而是束缚在人身上、与人形影不离的现代性镣铐，以及市场社会激发的人的无法真正虚静的贪欲与野心。所以创造者，无法打破有碍自身发展的现代性的理性机器之时，只有回归自己的内心，不受喧嚣尘世的干扰，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与生存方式，以孤独的沉思沉淀思想、养成个性、形成教养，开发无意识中的能量，颐养灵性，学达性天，滋润环境。
要回归内心，我们必须承认“我”即世界本源
尼采说，我才是真正的存在，上帝是不存在的。“我”的真理才是真正的真理，“他”的真理是不存在的。“我”是一种精神，一种独立于天地的精神。所以，人只有独立于他者，精神自治，才能真正实现自由、完成自我。“生命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善的，不管是在最小的范围内还是最大的范围内都是一样，每一种生命体，即使是最低级的生命体，都不是在某种含混的意义上适应于它的环境，而是完完全全地符合于它的环境。”[1]“我”是自己的历史，与“我”的历史关联。赵越胜说过一句很激动人心的话：真正的“智者就是那些不被政府和权势集团收编的人，他们言说那些常常被遗忘和抛弃的命题[2]”。它承认一切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梦想，但不局限或迷恋于过去与未来。它关注当下的境遇与时间。生活的实践如果脱离了经验的历史与理想的未来就无法进行。
“我”有充足的资源为自己获取知识负责。人的自由最终决定于自己隐匿的非理性王国，在“无”中创出无数个“有”来；对现实表现出对自己的承认、关心、尊重与释放，对未来的憧憬与自信，对生命能量的扩展。“在思想领域里耕耘的人是很幸运的，因为这一领域已被广泛研究和全面探索。他们到处可以看到先行者留下的足迹、开辟的路径、设定的路标，甚至是留下的遗骸，这使他们绝不至于误入歧途。”[3]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对教育实践生活充满热忱，回归自身生活其中的实践领域，既可以探讨教育生活领域的现实主题，也可能探索未知世界的领域，发现我们不知道存在于那里的事物，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策略。人不仅与自己的内心融为一体，并且与自然紧密相连，人彻底返璞归真，且在道德上彻底天真无邪。顺从于天命，自由地释放，脱离冲突，回复主动、自由与负责，克服浮躁，回归自然，走向仁慈。“自由艺术可以陶冶性情。觉得自己察觉的情况与众不同的人，比什么都没察觉的人更充满活力，且更易获得成功。所以，深信不疑的异教徒、狂热盲信的人、异教的领导人能办成很多事情，而纯粹的世袭基督徒因为从未意识到他所坚持的真理，因而一事无成。”[4]如民国初年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并称为清华“四大导师”的赵元任，曾经就说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现在反思其“好玩儿”，其意味深长。
要回归内心，我们必须坚信“我”即真理
说到真理，荀子曾指出，认识上的最大隐患在于“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蔽于一曲”成为人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最大障碍，它限制了人的多样性发展，也阻碍了人获得真理的可能性，也为知识霸权提供了条件。而“解蔽”的唯一途径就是“虚壹而静”，即排除杂念、精力专一。“虚壹而静”、明通公溥、学达性天，从而达到其所追求的“大清明”的人的最高状态。这无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然而，荀子的反思并未超越获得绝对真理的范畴，其“虚壹而静”的目的不在“解蔽”本身，而在于至于“大理”，即客观知识仍然是荀子追求的最高目的。回归内心不仅思考了应该“虚壹而静”，而且特别关注尊重“虚壹而静”并达到“虚壹而静”的状态。我们无法达到绝对真理，但是我们可以达到相对真理。因为，真理就在我们心中。所以，梭罗说：“不做绝望的事情，才是智慧的特征。”[5]这就意味着，寻求绝对真理是一个绝望的事情，我们应该以更为辩证与变通的方式对待真理与方法，这本身就是一种智慧。
正如尼采所重申的：真理并不需要有多深奥，因为真理本身就是浅薄的。真理是一种多元的、不同的、新奇的、个性的与建构的实在。这种实在寓于个体的激情世界中，它聆听自己好奇心的呼唤，赏玩自己的幻想和灵感。爱因斯坦回忆自己产生广义相对论时的偶然念头时说：“我当时正坐在专利局的椅子上，突然间我有了一个想法：如果一个人自由地下落，他就不会感觉到自身的重量了。我被震惊了。这个简单的想法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它推动我去研究引力的理论。”[6]那无比自然的真理生成机制，是主体性富含博爱与教育激情的非理性力量的自然释放，它不仅使教师的认知水平更富效率，而且使教师的生活更加美满与幸福。
要回归内心，我们应该履行“我”当虚静无为
纽曼说过这样一段话：“‘大希腊之光’毕达哥拉斯曾一度居住在洞穴里。‘尹奥尼亚之光’泰勒斯终身未娶，隐居一生，并多次拒绝王公贵族们的邀请。柏拉图远离雅典，隐居于阿卡德米的树林。亚里士多德师从柏拉图，寒窗苦读数年。修道士培根孤居在爱生神城塔。牛顿终日苦思冥想，几乎因此而失去理智。化学和电学领域的伟大发现不是在大学中取得的。天文台更多地设在大学之外而非大学之内，而且即便是设在大学的范围之内，也无须在道德上与之相关。波生从未听过课。艾尔姆斯利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乡村。我不否认有相反的例子，如苏格拉底，当然还有培根勋爵，但我还是认为，总的来说必须坚持这样的观点：教学允许与外界打交道，但实验和思辨的自然家园是隐居。”[7]静虚省悟，聆听良知的呼喊，享受真理的教诲，玩味欲望的冲动，方可在繁杂的人世乱象中，寄托灵魂，和谐静穆，安身立命，这也是人类最后要实现的目的。“探寻真理需要离群索居，心无二用，这是人类的常识。最伟大的思想家对自己的思考对象专心致志，不许别人打断。他们心不在焉，行为怪僻，或多或少对课堂及公共学校退避三舍。”[8]
周敦颐在论述“至圣”的要诀时，强调“一”的重要性：“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大凡有造诣或成就的学者大多清静无为，摆脱尘俗烦扰，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超然自怡中，他们做学问常常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甚至为了“好玩”。“好玩”是对欲望与兴趣的尊重，欲望与兴趣是某种自由决定的东西，它不断激发着某种新的东西。生命拒绝静止僵化与一成不变，静止僵化的思维习惯比身体的颓废懒惰更可怕。宇宙万物之心皆与人的心灵息息相通，乡土自然气息与人文历史均是生命的源源之泉。只有与乡土环境互动，借一缕荷瓣的清香，听雎鸠和鸣、雁阵惊空，声声唤起至情的感动；挽一束月出的银辉，见花开花谢、水流无情，处处跃动着生命的企望。乡村教师或触物起兴，或借物传情，或寄情于景，生成无穷智慧；科学研究可以认为是“好玩”，但绝不是利欲熏心、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等。梁漱溟这样说过：“我曾多次自白，我始终未尝有意乎讲求学问，而只不过是生来好用心思；假如说我今天亦有些学问的话，那都是近六七十年间从好用心思而误打误撞出来的。”[9]所以，思想与理性的光辉，发自无意之中，可以没有主题，可以没有真伪的清晰判断，甚至没有对重大理论或事件的强烈质疑，也甚至不是自然探索的敏锐和睿智，而更多的是天真烂漫的玩耍与放荡不羁的嬉戏。
所以，毛姆说，你只管做人，只当上帝并不存在。
[1] ［德］卡希尔．李琛译．人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34
[2] 赵越胜．燃灯者［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101
[3] ［英］约翰·亨利·纽曼著．徐辉，顾建新，何曙荣译．大学的理想［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119
[4] ［英］约翰·亨利·纽曼著．徐辉，顾建新，何曙荣译．大学的理想［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8－9
[5] ［美］亨利·戴维·梭罗．李育超译．我的栖身之所 我的人生目的［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0：6
[6] ［英］格雷厄姆·法米罗．涂泓，吴俊译．天地有大美：现代科学之伟大方程［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73
[7] ［英］约翰·亨利·纽曼著．徐辉，顾建新，何曙荣译．大学的理想［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4－5
[8] ［英］约翰·亨利·纽曼著．徐辉，顾建新，何曙荣译．大学的理想［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4
[9] 梁漱溟．人心与人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7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