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路程中孕育、诞生、成长与壮大起来的新兴社会阶层。在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中，他们发挥了先驱者、倡导者、领路人的作用。他们脱胎于洋务运动，惊醒于民族危机，处多灾多难之世，怀忧国忧民之思，向西方追求真理，为中国寻找出路，作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自觉承担起时代的使命。1895年4月，甲午战败的消息传至京师，“举国哗然”。同年5月2日，康有为、梁启超组织18省举人1300多名“公车上书”，要求变法。公车上书行动中的集会、讨论、请愿等带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的特点，它突破了早期改良主义者王韬、郑观应等人分散活动的局限性，从书生论政发展到有18省1300多人参加的集体上书言事的社会活动。^[3]故梁启超认为，“中国之有群众的政治活动，实自此始。”^[4]公车上书中，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不仅已经接受了一定的新型教育、掌握了一定的新型知识，并且将传统士大夫“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入世情怀转换为关注国家富强、民生幸福的公共情怀，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的诞生。

对于清末形成的知识分子群体，曾有学者归纳其特点如下：第一，没有政治传统的阶级性，而是在个人凭借各项有利的发展条件下成为社会领导分子。第二，是受教育者，但却限于正统的知识灌输。其他如僧徒的研究佛法，工商的书算技术，优伶乐工的传习技艺，均不被视为知识分子。第三，是传统职性分类中的“士”，即传统社会中士、农、工、商四民之一。第四，对于身份立场，有一定的自我认知，即一要有开拓并延续民族文化的使命；二要有担负国家政治的责任和过问政治的兴趣；三要有谋致全民幸福乐利的抱负；四要有悲天悯人之情怀，淑世之热肠。^[5]清末知识分子无论从出身还是特性而言，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所定义的“传统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相吻合。所谓“传统知识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是指在社会变动过程中，仍然凭借着文化的持续传承而保持相对稳定地位的知识群体。他们主要来自于那些与过去的经济结构或生产方式（如封建的生产方式、小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等）相联系的知识分子，而当这些旧的生产方式没落或退出历史舞台后，这些知识分子仍然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而存在，代表着一种历史的连续性，如教士阶层等。^[6]

“传统知识分子”通常是独立的、自治的，超越一切社会利益和集团之上，代表普遍的真理与正义。^[7]这一观点从知识社会学创始人卡尔·曼海姆的“自由漂移”（free－floating）知识分子理论中可以找到一定支撑。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有着一致经济地位和阶级关系的社会阶层，即他们疏离于社会各阶级之外。这种疏离是知识阶层可以超越狭隘的特定阶级或阶层的局部利益和意识形态，进而达到普遍的、公正的判断和真理的必要保证。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是一个“无社会依附性”（unattached）的“自由漂移”的阶层。^[8]针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属性，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提出，“士”作为“社会的良心”不但理论上必须而且实际上可能超越个人的或集体的私利之上。因此，不能用社会属性决定论来抹杀“士”的超越性，即“士”有社会属性但并非为社会属性所完全决定而绝对不能超越者。^[9]因此，从士大夫蜕变而来的知识分子不少都带有一定的传统知识分子的色彩。时人杜亚泉在评价教育时曾发表一番见解，“吾人今日对于此实用主义，仍不能不尽力赞成。盖今日提倡此无主义之主义，以回避是非，使教育事业超然离立于各种主义主张之外，一方面使得教育界中不受风波之激荡，以保持其安静之位置……”^[10]其冷静与超然之文化姿态跃然纸上。

清末知识分子不仅从少数先知先觉者蔓延至社会文化精英阶层，建立群体自觉，而且在努力方向和抱负上达成共识，即形成理论层面的文化自觉。1895年3月，严复发表著名的《原强》一文，利用斯宾塞（Herber Spencer）的“社会有机体”（social organism）理论重新审视中国问题。根据此理论，社会的构造和运作相当于人的生理构造和运作。在人体的有机构造中，任何一个部分的发展及功能都和整体的发展及功能息息相关。由个人组成的社会亦即如此，因此，要彻底解决中国的问题，不仅要治标，即“收大权，练军实”，更要治本，即重视民智、民力和民德。在《原强修订稿》一文中，严复正式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个鲜明的口号。^[11]严复的观点尤其是在经过义和团运动后得到愈来愈多的知识分子的认同。“中国的问题和前途都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未经开化的人民身上”的看法，在此后就成为一个颠扑不破，为知识阶层普遍信持的真理。^[12]1895年以后，随着新式教育机构、报刊、学会的大量出现，启蒙运动逐步展开，知识阶层的文化自觉已经从理论层次落实到实践层面中。

自先秦百家争鸣起，中国知识分子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一为学而优则仕，二为退而修书、传道解惑。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彻底切断了知识分子借仕途实现自身价值的传统途径，教育与出版成为他们施展才华与抱负的主要平台。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认为，欧洲图书市场和出版业的勃兴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化环境对西方知识分子职业化的形成起到了“孵化器”的作用（incubators）。^[13]作为“知识生活的制度化场所”，中国近代出版业同样也为转型中的士大夫提供了失去庙堂后的话语空间和生存之道。反向看之，也可以说转型中的士大夫为这一个时期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奠定了极为重要的人才基础与精神根源。在这场浩大的启蒙运动中，知识分子意识到了兴办教育和编译书报的重要性、紧迫性。时人黄遵宪有谓，“吾民之聋聩如此，又欲以先知先觉为己任，藉报纸以启发之，以拯救之。”^[14]孙文在1905年《民报》发刊词中宣言，“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15]有着浓烈的忧患意识和人文精神的旧式学人纷纷投入到出版行列，继续自己的人生使命。而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出版业既未完全为国家权力所控制，也远没有被商业机制所挟持，也由此成为知识分子的理想家园。

早在戊戌变法之前，翰林出身、支持维新的张元济就在致汪康年的信函中提出，“时至今日，培养人才，最为急务，以公之力，何不速开一学堂，似收效比诸事为大。”^[16]变法失败后，张元济更坚信，“任何政治改革强加于冷漠、毫无生气和愚昧无知的大众，必然毫无结果。”^[17]没有良好的教育，富国强民终究是不切实际的口号。这种自省与觉悟奠定了他此后出版事业的思想根基。1902年，在创办《外交报》时，张元济在《外交报试办章程》中陈述，“本报之设，志在裨益时局，启发明智，非为牟利”^[18]展现的正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知识分子情怀。1902年，当商务创始人夏瑞芳邀其加入时，张元济欣然应答，并与其相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19]张元济与夏瑞芳的联合对于商务之后的发展影响甚巨。陈叔通认为，“初创时的商务是以印刷为主，并不是一开始便想做个出版家的。商务后来发展成为出版家，而且成为解放前我国最大的出版家，不能不归功于夏瑞芳和张元济。商务的主要创办人是夏瑞芳。夏是一个有雄心的企业家，夏与张结合才为商务成为一个出版企业奠定了基础。”^[20]之后出任商务总经理的王云五也承认，“自是厥后，商务印书馆始一改面目，由以印刷业为主者，进而为出版事业。其成为我国历史最长之大出版家，实始于张君加入。”^[21]张元济之加盟商务是颇具时代代表性的。高梦旦、杜亚泉、蒋维乔、庄俞等旧式文人无不是怀着治国安邦、开启民智的热忱投身出版的。杜亚泉曾回忆，“时张菊生、蔡鹤卿诸先生及其他维新同志，皆以编译书报为开发中国急务。而海上各印刷业皆滥恶相沿，无可与谋者，于是咸踵于商务印书馆，扩大其事业，为国家谋文化上之建设。”^[22]作为商务编译所最初的编辑群体，他们无疑是最早从事启蒙事业的一批人。

传统知识分子因其独立、自治，超越一切社会利益和集团之上的自律，当身处时代潮流之中，往往能不受潮流裹挟，与政府、政治保持适度的距离，因而表现出务实、稳健的姿态。从务实的角度来看，因编辑教科书可以从最基础的教育做起，从最广泛的读者群体做起，带有传统知识分子色彩的出版人对于教科书的策划和编写都做出了极大的奉献，高梦旦在考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之后，“发愿要编一部适合于当时中国的中小学教科书”。^[23]而张元济鉴于英美传教士所编教材“大都以阐明彼教为宗旨，亦取径迥别，与中学绝无关合”，故明确主张“勿沿用洋人课本”。^[24]从稳健的角度来说，因坚信建设现代文化事业不可以否定、摧毁中国固有文化为代价，他们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遗产与资源的保护和传承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张元济、陆费逵都曾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其身后更有高梦旦、孙毓修之辈的全力支持。

也正因为这种身份认同，传统知识分子多被打上精英主义、保守主义的标签。王元化在评价杜亚泉时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百余年来不断更迭的改革运动，很容易使人认为每次改革失败的原因，都在于不够彻底，因而普遍形成了一种越彻底越好的急躁心态，在这样的气候下，杜亚泉就显得过于稳健、过于持重、过于保守了。”^[25]这段话同样可以用在多数旧式文人出身的知识分子的身上。而事实上，杜亚泉在近代自然科学的普及上功不可没，张元济始终重视西方学术著作的推广，他们的现代视野和科学态度不可被忽视。在1936年由蔡元培、胡适和王云五策划编辑的《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张元济被学界朋友们称作“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26]这种论述是对以张元济、高梦旦、杜亚泉为代表的传统知识分子思想性格和文化态度较为客观的写照。传统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与传统无法割裂，故在精神上难脱儒家思想的窠臼，这造成了他们在与时俱进、把握时代脉搏时的迟疑与犹豫。但与此同时，他们不仅认识到知识更新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也体会到文化传承对于民族延续的重要性，并从这个高度出发，高屋建瓴地布局、规划文化生产。因此，他们带给中国出版业的不仅是丰厚的文化资源，更是一种有容乃大、兼容并蓄的文化胸怀。在这一点上，传统知识分子值得敬仰。

在这些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有学之士加入到出版人的行列之中，出版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整体提高。在此之前，“盖社会普遍心理，认报纸为朝报之变相，发行报纸为卖朝报之一类（卖朝报为塘驿杂役之专业，就邸抄另印，以出售于人。售时必以锣随行，其举动破猥鄙，而所传消息亦不尽可信，故社会轻之，今乡僻尚有此等人），故每一报社之主笔、访员，均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仇视之，即社会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昔日之报馆主笔，不仅社会上认为不名誉，即该主笔亦不敢以此自鸣于世。”^[27]到戊戌变法时期这种局面已有很大变化。梁启超、汪康年、蔡元培、严复、夏曾佑等有传统社会地位的举人、进士，甚至翰林纷纷开始办报办刊。报人地位迅速上升，报人生存空间大为扩展，报人队伍迅速扩大。到20世纪初年，报人已不再是一个受鄙视的名称，一批传统文人变成了新式报人。书局、出版业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经营出版业的多为不得意文人或买办。到20世纪初，这个情况发生很大变化，翰林蔡元培、张元济愿意为商务印书馆效劳，状元出身的张謇在1906年也带头发起组织中国图书有限公司，从事编译、印刷、发行图书工作。^[28]所以说，这一时期的出版人不仅象征着一种内在的价值认同和群体的意识醒觉，更于认同和醒觉之际建构了中国近代出版业的人才谱系，为其此后的发展设下了高远的目标。

带有传统知识分子色彩的出版人代表了一种理想化的出版状态。这份理想也感召了许许多多的追随者。成立于1935年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既无政治背景，也不掺入流派之争。主持人巴金，虽在思想上接受安拉其主义，但在编辑上却遵循艺术的审美。巴金胞弟李济生认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完全不同于一般书商经营。既非官办，又不是个人独资创立，也不是几位老板有意文化，投资合股经营，更非规章齐全的有限公司组织，仅是当时三个从事文化工作的青年，既不为名更不是图利，全凭忧国忧民之思以满腔之热忱，要在乱世中为祖国文化积累做点贡献。虽是‘经商’却视之为实现自己理想的事业，锲而不舍地埋头实干下去”。^[29]为坚守一份“理想的事业”，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人在工作中不存门户之见，不以个人善恶为标志，兼容并蓄，中西并举，其独立自主的精神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留下一段美好的佳话。

清末的知识分子不仅逐渐形成一种群体意识，对于所处的时代也有清醒的认识。这就是他们所共同体认的一个“过渡时代”。^[30]如梁启超所言：“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秋瑾所谓：“余处此过渡之时代。”^[31]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也尚属过渡时期，对于责任与使命，以及如何完成责任和使命，还处在探索的途中。但他们的觉悟毕竟已经为中国知识界带来了全新的气息：其一是扩大求知领域，形成无限界扩张的趋势，而突破观念认识狭隘的束缚。其二是慕新趋新的动向，而形成强烈的吸取新知之要求。其三是打破一尊之教化，打破正统观念，以及思想之统制蔽锢。其四是开拓了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美好天地。^[32]正是在这种求新、突破的氛围中，随着辛亥革命的结束，五四时代的到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进一步走向成熟与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