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呼唤新理论

实践呼唤新理论
——著名经济学家伍柏麟教授访谈录

世纪之交，中国经济改革，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不断向传统经济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对此，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储备显得不足，但同时也为经济学本身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遇。于是经济学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学发展问题，成了中国经济学界的中心话题之一。最近，我们有幸就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问题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伍柏麟教授。

记者：伍教授，您一定知道目前我国经济学界的中心话题之一是关于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这是一个跨世纪的重大理论问题。您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有很深的造诣，我们想知道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伍教授：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我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目标，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通过对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观察，大多数中国学者已认识到，无论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还是现有的西方经济学，都不是包治一切的“万应灵药”。面对新的问题，应该锻造新的理论武器。

发展转型、体制转轨、制度完善这三个根本性转变，是我国跨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三位一体”的任务。三个根本转变统一为一个目的，即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当前中国经济学面临的跨世纪的时代背景和任务。

记者：中国经济学发展走过了什么样的道路？目前它面临什么样的机遇？

伍教授：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学基本上是反映大一统的国有制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其中以向共产主义过渡作为近期目标的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占统治地位。1955年我国翻译出版《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版）以后，全国高等学校一律规定以它为教材。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明确地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并可用作正确判断我国所处社会发展阶段根据的科学论断。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应该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但在1958年却提出并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主张“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取消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等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左”的错误观点。随后，各省市高等学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组织编写了十几本以论证“三面红旗”为主线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或教科书。

60年代国民经济恢复以后，更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代替八大通过的“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一主要任务。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在上海搞的写作组出了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用经济学的概念和术语把这套“左”的观点理论化、系统化为教科书。

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也曾有过改革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及尝试，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顾准等更有直接反对超越阶段、批评计划经济、主张商品或市场经济的思想。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学术气氛，扼杀了真正符合我国国情，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经济理论的发展，更不要说让它成为指导实践的主流地位了。

改革开放以来的近20年，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了很大发展。经过5次全国性按劳分配理论的大讨论，以及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等，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回到了苏联教科书的传统观点。这是理论创新的起点。但以后的实践，使得几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基本理论问题都需要引起重新探索和反思。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分析的传入，对东欧国家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借鉴，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拓展了人们的思路，传统的、不合国情的、曾被当作“金科玉律”的苏联教科书不断受到怀疑和挑战，影响逐渐减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突破。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我们还没有编写出一本能充分体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教科书。

记者：伍教授，近百年来，中国人一直被如何对待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所困扰，以致出现了“中体西用”这样实用主义的组合。今天，这一问题对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会有什么影响？

伍教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对象，其意义在于从基本经济制度层面，从社会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上探讨发展生产力的途径和方式。而对于具体的经济运行问题，常常予以抽象而不加分析。与此不同的是，西方经济学则以市场经济具体运行为研究对象，从个别企业到全社会各层次，研究经济主体的决策和行为，经济运行中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联系和关系，即它直接研究资源配置问题。通过比较就可以发现，构成生产关系基本内容的所有关系离不开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的过程，离不开经济效率和所有权的实现。同样，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资源配置也不是离开社会关系的简单的“人对物”的关系，而是在特定的社会劳动关系下的人对物的关系，它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分析，又是为一定的基本制度服务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其来源也是一种“西方经济学”，而真正可以称上中国本土的经济学资源的是中国原有的经济学思想。但对此还需要作出现代的阐释，而不是只停留在史料的整理和堆积上，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另一项重要工作。

记者：196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通过瑞典银行设立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位中国人获此殊荣，请问伍教授您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的？

伍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来还没有一位中国经济学家获此殊荣，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除去评奖者的偏好之外，更多的应看到我们的问题和差距，特别是要抓住中国经济改革实践提供的空前良好的机遇，运用科学方法，提高经济学的研究水平和质量。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孕育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时代。1998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就是由于对福利经济学和发展问题的研究而获奖的。我认为研究中国的制度转型问题也是一项可以向诺贝尔经济学奖挑战的题目。我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家，特别是中、青年学者能在这一领域做出创造性的贡献。

记者：非常感谢您为我们介绍了发展中国经济学的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我们相信中国经济学者有责任也有能力就这一问题写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再一次感谢您。

周翼 王小卫 访问

载《上海经济》，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