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及其衰败

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遭受到了很大挫折。经济增长率一直低迷，甚至下滑，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接踵而至。同时，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什么提高，贫困化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更为重要的是，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变得越来越严重。1982年，墨西哥债务危机爆发，标志着拉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走到尽头。

为了解决债务危机，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开始在拉美被大范围地采用。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第一，拉美出口能力不足以及外贸逆差的根源是拉美国家对汇率进行高估以及过度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第二，拉美储蓄率很低，投资效率低，因此不得不依靠从国外借债度日，这就为债务危机埋下了隐患；第三，大量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亏损严重，不但导致了大量财政赤字，而且抑制了私营企业的竞争力。为此，新自由主义者提出了拉美重新恢复增长的战略：第一，实行灵活的有竞争性的汇率，确保本国出口商品保持竞争力，不受到高估汇率的影响；第二，调整僵化的贸易政策，实行贸易自由化，保证能够进口所需要的资本货物，以促进出口贸易；第三，重新定位国家的角色。国家应该回归自己的本来角色，保护私有产权，提供公共产品，建设基础设施。不应该进行国内产业保护，即使是幼稚产业。因为自由主义者相信，没有保护，企业也会获得竞争力。新自由主义者对国家干预更是持坚决否定的态度。①

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会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约翰·威廉姆逊说，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由于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因此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该共识包括十个方面：①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③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④实施利率市场化；⑤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⑥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⑧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⑨放松政府的管制；⑩保护私人财产权。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

“华盛顿共识”主要的目标和采取的措施是针对拉美的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问题，采取的政策措施是以新自由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其是否适应拉美社会的现实情况以及是否被拉美国家完全接受还必须接受检验。拉美国家这些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虽然遇到了一些挫折，例如最典型的就是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但是整个20世纪90年代拉美经济呈现复苏的景象，与80年代通货膨胀失控、经济下滑相比，有着明显的进步。因此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在拉美即使没有获得广泛的欢迎和赞赏，至少也没有遭到很大反对和批评。拉美的经济自20世纪80年代末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出现了一定的缓慢增长，80年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2%，90年代略高，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2%。但是，进入90年代末期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拉美经济的复苏遭受到了巨大挫折。从1998年开始，拉美经济增长开始趋缓，2001年仅仅增长了0.4%，2002年甚至出现了0.5%的负增长。1998—2003年拉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持续下降，被称为“失去的六年”。拉美的经济增长率不仅远远落后于亚太地区和发展中国家，而且也落后于世界的平均增长率。

1999年巴西爆发了货币危机，紧接着2001年12月阿根廷又爆发了危机，在短短半个月之内，先后有五位阿根廷总统上任。并且在阿根廷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最后演变为政治和社会危机。而学术界普遍认为阿根廷是拉美推行美国新自由主义改革最深刻的国家，也被美国一度看作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模范。阿根廷危机的爆发，预示着美国新自由主义的拉美政策面临着巨大挑战。

同时新自由主义改革并未解决拉美由来已久的社会问题。例如，拉美的贫困现象非常严重，据拉美经济体系2004年3月30日的一份报告指出，当时拉美贫困人口已经达到2.27亿，占这一地区人口总数的44%，极端贫困人口约占20%。同时，拉美又是世界上贫富差距较大的地区，反映一国社会分配情况的基尼系数，拉美高达0.55，这远远超过世界上公认的警戒线0.4的水平，接近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基尼系数则是0.6。拉美的另外一个比较突出的，和世界上其他地区显著不同的社会问题，是种族不平等问题，特别是印第安人的问题。在这些大量的贫困人口中，大部分是有色人种，在巴西主要是黑人，在中美洲、安第斯地区主要是印第安人。例如，在危地马拉占农村人口76%的印第安人所占土地很少，2%的人口却占有80%的土地；在墨西哥印第安人聚居的恰帕斯州，80%的印第安人家庭没有土地，其经济收入水平、人均寿命和受教育水平也远远落后于该国的平均水平。

这些社会问题在经济增长时期还可能被忍受和忽略，但是一旦经济增长停滞下来，就会急剧尖锐化。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就会引起社会的动荡，甚至激化成暴力革命。墨西哥1994年爆发的恰帕斯州印第安人“萨帕塔”武装起义就是典型的例子。阿根廷2001年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同时，在政治上，拉美国家的军人独裁政权虽然于20世纪80年代已大部分让位于选举产生的文官政府，但是这些所谓的“民主政权”，机构臃肿，治国乏术，同时又争权夺利，腐败横行，许多拉美国家政要因腐败问题下台。曾担任阿根廷总统的梅内姆以及德拉鲁阿因涉嫌贪污问题而被起诉；1993年委内瑞拉总统佩雷斯成为该国第一个因腐败问题被议会弹劾下台的总统；2003年尼加拉瓜前总统阿莱曼和现任总统博拉尼奥被判处二十年徒刑；以及2004年哥斯达黎加前总统、美洲国家组织前秘书长罗德里格斯被指控贪污腐化等。同时，这些通过选举产生出来的文官政府，上台后纷纷推行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改革政策，但效果不佳，不但未能缓解或解决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甚至加剧了原来的一系列矛盾，直至引起政局的动荡和政权的更迭。阿根廷和委内瑞拉便是典型的例子。

一旦上述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激化，引起拉美社会的动荡和危机，民众和学者便很容易将这些问题和美国大力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联系起来。越来越多的拉美学者和政界人士开始批评新自由主义思想，甚至开始批判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直至从价值观和道德观上来批判这种发展模式的反人性和异化本质。正是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失败，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背景下，拉美新左派在全洲范围崛起，从而带来新的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