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自律组织的产生与新闻自律信条的产生都是基于同样的社会背景，与新闻自由、社会责任等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新闻自由的保障与新闻自律密切相关。通常认为新闻自由之目的，在于保障社会公益，同时新闻自由不得侵犯个人权益，如何才能使新闻自由、社会公益、个人权益三者保持适当的平衡，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因为媒体是以自由报道和自由批评而生存的行业，而报道与批评的内容，又均以个人及社会为主要对象。因此，要维护新闻自由，不危害个人与社会的权益，媒体必须在新闻报道与意见批评方面建立严格的专业标准，才不致逾越新闻自由范畴。而这种严格的专业标准，就是新闻自律(press self-regulation)[2]。
在欧美西方国家，经历了一个从“自由主义新闻体制”到强调“社会责任新闻理论”的演变。20世纪40年代美国“哈钦斯报告”与后来的施拉姆等在《报刊四种理论》中提出的“社会责任论”，有力地推动了旨在塑造“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道德自律(self-regulation)制度的形成。两者都认为:“完全放任自流的新闻自由是不现实的”，“将新闻自由托付给‘观点的自由市场’的自我纠正过程的功效是靠不住的”[3]。绝对新闻自由观念指导下的过度商业化，正在使新闻媒体丧失社会责任，“新闻界倾向于将其绝大部分产品与它设想的尽可能最大化的消费者群体的欲求调和起来，结果造成了走向煽情主义(sensationalism)和精神空虚的趋势”[4]。因此它们都主张新闻界应该建立起有“理论指导”、有明确的“职业道德规范作为约束依据”、有“组织机构负责实施”的“新闻自律制度”[5]。
西方新闻行业自律的一个典型，是英国全国性新闻仲裁机构——报刊投诉委员会(PCC)[6]，委员会成员主要是公众和新闻界推选出来的“持独立立场者”。西方国家正是通过这种独立的行业自律性机构、以及严格的新闻从业规范和职业道德准则，对传媒实现了卓有成效的“治理”，使新闻从业者可以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在伦理准则的范围内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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