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遮蔽的痛感与重负

无法遮蔽的痛感与重负
——读曹钦白《税收未被解读的密码》

原《税收与社会》社长兼主编曹钦白先生《税收未被解读的密码》(50余万字，上下两部，以下简称《密码》)一书几经周折，终于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付梓出版。这是陕西税收学界的自豪，也是中国税收学界不可多得的成果。曹钦白主编几十年来献身税收学术研究的执著与探索精神，以及以《税收与社会》杂志为平台，甘为他人作嫁衣裳、扶助后学的为人品格，于笔者没有理由不说几句感念的话，以期引起众多同道的关注与重视。

综观《密码》一书，虽分上下两卷，但在笔者看来，其主旨一以贯之，都是在追求和探索一条可以助益中国税收现代化转型的新途径与新方法。曹主编对历史与现实税收问题的审视与思考，突出表现为“两个始终未变”。

一是从税收视角检视现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问题，求索、化解当下税收治理重要问题新途径与新方法的执著始终未变。这类篇目很多，诸如：“税眼看世界”“税收未被解读的密码”“财政补贴：税收的隐身伙伴”“公共工程的公众参与”“假如国家不再收税”“取之于有能，用之于急需”“税和它的庶出兄弟”“税收面对通胀的表情”“税收潜规则批判”“税收是福利的代价”“税收文化之弱”“税收与社会关系之初析”“税收政治学刍议”“税有善恶中性之分”“义仓·乡村自治·税收起源”“中国传统赋税文化批判”“中国税收改革开放这三十年”“从税收到社会的‘路线图’”“严重的问题不仅是教育官员”“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官员”“政府与纳税人的价值取向”等等。透过这些文章，可以清楚地捕捉到曹主编对社会问题思考的基本视角与方法。这或许与他长期担任《税收与社会》主编的角色与职业习惯有关。但这种习惯，恰恰是转型期中国社会最需要和最缺少的。因为，从世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历史轨迹看，几乎都是先从税收的现代化开始启动和完成的。事实上，如果没有税收的现代化，其他一切现代化都无从谈起。道理很简单，税收现代化意味着，税收权力的现代化转型，就是政治权力的现代化转型，就是国家政体的现代化转型。这样，也就意味着决定整体社会治理结构与基础的现代化。

二是从广大纳税人权利的立场，透视分析现实税收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求解根本解决途径与方法的价值追求始终未变。这类篇目也不少，比如：“公平，税收永恒的主题”“以纳税人的名义”“话说税收悖论”“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均衡”“关于建立纳税人救助基金的建议”“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体正义”“纳税人也需要一个‘3·15’”“为谁打工为谁忙”“平等享受公共品是税收的本质规定”“穷人为什么有少纳税的权利”“税负的形象量度与税收优惠的活用”“税收和财政民主的时差”“税收增长是与民争利吗”“文明社会的代价：税收无谓损失”“析‘官员请客，纳税人埋单’”“宪政框架下的赋税观”“以立法推动纳税人公益诉讼”“由税收产生的权利”“政府作为平等的契约一方”等等。这些文章，曹主编主要是站在广大纳税人的立场上发言，追求当代中国税收治理的公正目标，期望优化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平衡。这就与当前不少税收研究者的着力或调研都是专注于如何帮助政府多收税的偏好大有不同。可以说是独辟蹊径，发一家之言。因此，这种选择与坚守本身，就拥有一种特别的原创价值。道理在于，只有从纳税人权利的立场思考当代税收治理中存在的重要问题，才可能获取当代中国税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真知识、大思路。这一方面是因为，从发生学意义上讲，纳税人的产生决定和制约着征税人，即征税人是因为纳税人的诞生而诞生的，纳税人先于征税人存在。因此，在征纳关系中，纳税人本应处于主导位置，征税人本应处于被决定的地位。或者说，如果没有纳税人，就不可能有征税人。当然，在现实的征纳关系中，就整个征税人与单个纳税人而言，可能单个纳税人处于被决定的位置。但就整个征纳税人关系而言，纳税人应该处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就纳税人的权利及其保障而言，纳税人的权利是一切社会税收治理的终极目的，也是一切税收治理的最后归宿。纳税人的权利，就是纳税人在合法税权保障下的应该且必须索取的利益。因此，从纳税人的权利思考税收治理问题，自然会引出对“税权”现代化转型的思考，这无疑有助于从根本上促进中国税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有助于未来中国税收治理逐步皈依人类税收治理的大道。

正是因为曹主编的上述观察视角与学术立场，笔者以为，《密码》一书至少有四点值得特别关注和肯定：

一是视野开阔。《密码》在从税收视角研究社会问题的同时，就自然而然地拓展了税收研究的传统领域，有助于以大税收的视野与胸怀，关注当代中国税收治理的深层次和系统性问题。固然，从税收到研究税收，或者从税收技术要素研究税收，或者从如何增加政府的税收收入角度研究税收，等等，也是一种现实的研究路径和选择，或许也是一种最经济、最少风险和压力的选择。但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告诉我们，这样的研究注定是有失于系统性与全面性的，也是有失于客观性与真理性的。因此，跳出税收看税收，从社会大视野来审视税收、思考税收问题，就成为一种难能可贵的视角，其现实的价值和意义，也就尤显重要和珍贵。特别是在当下中国税收治理转型面临空前挑战与压力之际，如果继续过去那种单一的，仅仅注重政府权利与纳税人义务的研究模式，就很难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税收治理转型期面临的根本或核心问题，就很难从根本上促进中国税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进而发挥税收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中的应有作用。

二是价值判断与立场坚守稳定。《密码》由于避免了相对主义思维方式的干扰，注意了不完全归纳法在社会问题研究中的弊端，这就保证了全书能够始终站在税收治理的大道上言说和求索。自然其思考和探索，也就不易被现实中偶尔的形势变化所影响和左右，这就保证了全书研究的基本方向和价值立场不漂移、不偏移。众所周知，相对主义思维方式是所有研究者最忌讳的一种思考方式，其最大危害在于，诱惑研究者搁置本质问题，专注枝节问题，结果“只顾低头研究，不知抬头看方向”，最易迷失于枝节问题的丛林。或者说，这种研究方式或思维方法，会有意无意地、自觉不自觉地将税收研究引入歧途，背离税收真理的大道。特别是，当现实的研究环境会危及研究者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基础时，这种研究的方式或方法，最易蜕化成为强势集团或群体的“学术帮凶或帮闲”，丧失基本的学术立场和价值坚守，一切以“强势”的偏好为导向。其结果，使学术研究沦落为任人拿捏的泥巴和工具。因此，力戒相对主义研究方法，是对一个学术研究者的基本要求，也是其应当遵循的基本学术道德规范。不完全归纳法的弊端在于，它拒绝统计意义上的多数原则与规律，研究与论证中，习惯于典型事例的证明。岂不知，任何这样的论证，事实上都很难穷尽所有的论据，都有可能被反证或证伪。这种方法，大多被用来为一种政策或行为进行无原则的“辩护”或诠释。因此，在当前的税收学术研究中，我认为像曹主编这样的学术立场与价值坚守，最值得倡导和弘扬。毕竟，未来中国税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须有它永远不变的终极目标和价值追求，诸如税收治理的普世价值，等等。否则，中国的税制改革或税收现代化，就只能永远“摸着石头过河”“哪里黑了哪里歇”，永远在无序的摇晃或摇摆中跋涉。

三是强烈的现实关怀与求真精神。《密码》由于饱含强烈的现实情怀与求真精神，这就保证了每篇文章和全书的基本张力与活力，充满一个当代税收研究者的基本责任感与使命感。试想，如果学术研究不幸沦落成为“象牙塔”里的自话自说，或者抽象概念的排列组合，或者看人脸色的“随机应变”，或者精致无比的“学术雕刻”，……这无异于告别了现实的疼痛与病变，无异于学术自杀。税收研究同样，如果远离了当前中国税收治理的现实问题、根本问题、核心问题，那么，一切打着税收学术旗号的所谓研究与攻关，很可能迟早都要沦落为税收研究的“江湖人士”。正因如此，全书富于鲜明的求真张力与创造活力，可以随处体会到一个当代税收研究者的情怀与梦想。也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稳定的学术价值坚守与关切，也就保证了全书的深度与广度，不仅有理性的剖析与思考，也有激情的倡导与疾呼。

四是表述与言说明白晓畅。《密码》一书由于始终运用明白晓畅的通俗表述与平易言说，这就使得每篇文章很少有晦涩的文字与复杂的语法，绝少阅读的障碍。深究其因，这可能是因为《税收与社会》杂志读者定位的长期要求与磨炼，才使得曹主编的叙述秉承了其文字传统，也因此能够驾轻就熟地运用这种表述方式。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曹主编几十年来的人生历练与感悟，使他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只有最通俗最流畅的表白，才可能使知识和思想传播得更远。

曹主编生于1952年，1968年初中毕业，下过乡，当过兵，1976年复员后，就进入当时的西安市税务局，当过专管员，做过文书、秘书，1982年调西安市税务局政策研究室工作，1985年起先后担任过《西安税务》副主编，1992年《西安税务》改为月刊，1993年获得全国统一刊号向社会发行，更名为《税收与社会》。他从1996年起就任《税收与社会》主编，1998年开始主编与社长一身兼，一直到2007年年底休刊为止。他直接参与和领导主办的《税收与社会》杂志，先后两次被评为陕西省一级社科期刊，1997年被评为中国精品期刊，2001年入选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从2007年起，曹主编又开始负责《中国税务·陕西国税》专栏的编辑发行工作。有这样丰富的基层阅历与实践经验，曹主编自然深知怎样的语言表述读者才最喜欢。因此，他即使在介绍国外与古代的税收知识时，也能娓娓道来，犹如老朋友相聚而叙，促膝谈心。

另外，曹主编《密码》一书，与纯粹学院式研究最大的不同还在于：《密码》能够始终以当代中国税收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为思考与探索的重要课题，并始终站在广大纳税人的立场上，或者从纳税人基本权利的维护与保障出发，或者从税收的学科视角切入，求索当代中国社会和税收治理主要问题的突围之路。可能由于曹主编长期和基层税务一线的作者、读者以及纳税人打交道，对普通读者关心的重要问题有深切的感受。因此，他的思考与观点，就自然带着底层、基层的痛感与灼热，也带着无法掩饰的个性与特征，其价值也因此很少能被别人所替代。

坦率地说，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大转型时期，税收治理也一样。因此，如何才能实现中国社会税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充分发挥税收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积极效应，就成为所有税收研究者和全社会共同关注的时代课题，也成为未来中国税收治理优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但愿像曹主编这样的税收学术探索者越来越多，也期待更多具有良好价值坚守和学术功力的学者，共同关注中国税收治理面临的系统误差与根本挑战，以期促进中国社会税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2009.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