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监禁的灵魂

无法监禁的灵魂_科学史上的惨痛教

无法监禁的灵魂

“您是作为反苏破坏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和外国情报机构的间谍被捕的。您承认自己有罪吗？”

“不，不承认。我从来不是间谍和反苏组织的参加者。我始终为苏维埃国家的利益忠诚工作。”

“那么，这些年你都干了些什么？”

“工作，我在不停地工作。出国考察，撰写论文，研究作物栽培，为共和国培育最好的作物种子。”

瓦维洛夫很疲倦，因为他是山区考察途中被捕的。他的脸色很差，眼睛里也失去了往日的神采。坐在他对面的国家安全上尉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赫瓦特却神采奕奕，气势逼人。

上尉今年33岁，正是一个男子汉体力和精力都极端旺盛的时期。此刻，坐在著名的生物学家瓦维洛夫的对面，他认为自己已经站在一生中最接近飞黄腾达的门槛之上了。此后，他将不惜一切手段，证明瓦维洛夫不是杰出的学者，不是苏联科学的骄傲，不是祖国农艺学的组织者，而是苏维埃政权的不共戴天的、必须彻底消灭的敌人。

第一次审讯就这样结束了。这一天是8月12号。瓦维洛夫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牢房，想起自己近20年来的人生起浮，他的眼里闪现着了一种火一样的光芒。靠在低矮的床板上，瓦维洛夫陷入了深深的回忆。李森科是自己亲手扶植起来的，接着，李森科得到了斯大林的宠信，无耻地背叛了科学，自己受到了残酷的愚弄和欺骗。一切的变化是多么的快啊！可是一点儿也不突然。

瓦维洛夫想起了五年前的春天，自己和斯大林的一次不期而遇的情景……

瓦维洛夫赶着去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在急匆匆地走过克里姆林宫里一条走廊的拐角处时，突然和迎面走来的斯大林相遇，当时，两个人相距很近，身材相当矮小的斯大林立即往后一跳，惊恐地瞧了一眼瓦维洛夫鼓鼓囊囊的公文包，他似乎觉得在装满书的公文包里正隐藏着足以毁掉自己和这座房子的炸弹。然而，只一瞬间，斯大林就镇定下来了，惊骇万分的表情消逝得干干净净，他的脸上布满了阴沉的怀疑的神色。领袖大概对有人看到他惊慌失措的样子感到有些生气。幸好，两个人都明白，这不过是一次极其偶然的“相撞”。

现在，被关在阴暗的牢房里，想起这件事，瓦维洛夫意识到，很久以前，斯大林同志就已经不喜欢自己了，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悲剧命运恐怕也早在很多年以前就已经注定了。

天逐渐黑了下来，瓦维洛夫的心里仿佛压上了一个沉重的铅块。他在牢房里走来走去，思考着这一切事情的前因后果。这一夜，他一直没有好好地入睡，连续的噩梦使他的心惊悸不安。第二天早晨起来，他的眼圈明显带出了青紫色。

上尉不给他的犯人以任何喘息的机会。瓦维洛夫在太阳还没有升起时，就已经饿着肚子站在审讯室里了。

“说吧，瓦维洛夫教授，这些年您在外国都干了些什么？”

“我坚决声明，我从未从事过间谍活动和其他任何反苏联的活动……”

“可是，我们已经掌握了十分确实的材料，你最好能自己交代对祖国犯下的罪行。”

“我认为，侦察机关所拥有的材料，片面地和不正确的阐述了我的活动，并且显然是在科学和领导工作中与一系列人产生分歧的结果。有一些人对我不满意，我认为，这是对我的诬陷。”

上尉不知何故沉默了。他不再问话，只是独自坐在椅子上望着窗外的景物出神。瓦维洛夫一夜没睡好，又没有吃东西，两个小时过去了，他的双腿开始打战；又是两个小时过去了，瓦维洛夫因为胃部的剧痛蜷缩着身子，豆大的汗珠从他的脸上滚落下来，他感到自己的生命力正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一点一滴地被抽走。太阳从窗前升上高空，又落到窗子的另一侧去了，屋子里渐渐地暗下来。上尉仿佛睡着了一样，毫无声息，瓦维洛夫的双腿已经麻木得失去的知觉，可他仍然倔强地支撑着。

终于，上尉赫瓦特也觉得坐了一天有些累了，他摆摆手，让看守把瓦维洛夫带回牢房。瓦维洛夫拖着失去了知觉的双腿，一步一步挪回了牢房，他已经没有力量爬到床上去了。靠着墙，瓦维洛夫缓缓地坐在地上，把腿努力地向上抬起，门口的一个看守实在看不下去了，走过来，扶起瓦维洛夫，把他的双腿抬到了床上。

躺在床上，1933年2月的一件往事浮上了他的心头：

那是从美国归国途中，他像以往一样在巴黎会见了巴斯德研究所的老朋友梅塔利尼科夫教授和别兹列德卡，朋友们到车站去为他送行。于是，一份告密信很快寄到了莫斯科：瓦维洛夫和白俄见面了，他的那位朋友反革命前是沙皇的副教授。”其实，瓦维洛夫在车站一边拥抱老朋友老塔利尼科夫，心里就一直在反复地叨念：“事情不妙，我大概要倒霉了。”

回到国内不久，瓦维洛夫大学时代的一位好朋友季利娅神色慌张地跑到瓦维洛夫的寓所来了。她不等坐下来，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们说明天要把你叫到中央委员会去，领导人中有些人对你的国外旅行感到非常不满，说你化去了大量的钱财，却没有什么收获，他们将要严厉地斥责你。”

瓦维洛夫看了看桌子上自己正在整理的那些珍贵的种子和植物标本，坦然一笑说：“没关系，他们会弄清楚的。”可是事实上，瓦维洛夫通往国外考察之路，从那时起永远地封闭了。

夜深了。

牢房里的瓦维洛夫轻轻地揉着酸痛的双腿，毫无睡意，尽管他已经疲惫到了极点。

太阳又一次从东方升起来了，可是对于囚室中的犯人来说，新的一天与过去的又有什么不同呢！瓦维洛夫被捕已经4天了。他顽强地坚持着：“我从来没有做过反苏的工作，不能就这一问题作供词。”年轻的上尉知道该怎样对付自己的犯人，让他开口讲话。审讯时间一天天延长了。

赫瓦特每天清晨把瓦维洛夫叫到审讯室，一直谈到到第二天的拂晓。审讯的时间愈长，记录愈短。有时候一天一夜的记录只有一个问题，问答加在一起也不超过5分钟，天知道，剩下的时间里，上尉在干些什么，而瓦维洛夫又是怎样站肿了双腿和双脚！原本高大魁梧的瓦维洛夫明显地憔悴、消瘦了。

8月24日，在被关进监狱的第12天，在又一次持续了13个小时的审讯之后，年轻的上尉终于在瓦维洛夫那里听到了他想要的供词：

“我承认我有罪，从1930年起，我就是存在于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系统中的右倾反革组织的领导者，在反苏工作上和我联系的有……”说到这儿，瓦维洛夫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开始列举在此之前已经被枪决的伟大的科学家名字。瓦维洛夫的声音沉痛并且逐渐低沉了下去。

审讯仍然是白天连着黑夜。又一个深夜，瓦维洛夫继续指责那些身居高位的已经死去的人。他既不饶恕自己，也不宽恕那些白骨早已在公墓中腐烂掉的人。

“我作为全苏农业科学院的领导人，以破坏的目的创建了不合实际的专业狭隘的研究所，导致了干部分散。凭借自己的权力扩大了苏联的播种面积，造成国内种子缺乏，给祖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瓦维洛夫在撒谎，是的，非人的审讯逼得最诚实的人用撒谎作为保护自己的最后一个脆弱的武器。如果说，他后来供认的一切其实在20世纪30年代初是得到了党中央全会和代表大会的赞同，写进了国家文件的，他只不过是在嘲弄“精明”的上尉罢了。那么，为什么瓦维洛夫要去诽谤那些已经死去了的人呢？其中大多数人曾经是他最亲爱的朋友和最亲密的战友。

原因是很简单：不是折磨、逼供使这位坚强的学者屈服了；一个人对着漫漫长夜苦思冥想，瓦维洛夫终于想通了自己的被捕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各级机构都同意的举动。如果事实真的是这样，那么一切争取正义和公正对待都将是毫无意义的事。瓦维洛夫虽然还不明确知道等待着自己的将来是什么，但他决定用最无奈的策略来保全目前的自己了，承认自己有罪，把那些已不在人世、不可能因自己的供词而受罪的人们说成是自己的同盟者。所有的罪名中，瓦维洛夫唯一否认的只是对间谍活动的指控。（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反对是多么的没有力量和意义）。

上尉因为瓦维洛夫的供认得到了奖赏，审讯暂时停止了。

瓦维洛夫一个人待在囚室里，长长地出了口气。囚室里通风、有灯，也还算暖和。虽然看不到书，可是如果想写补充交代材料，可以得到纸张和铅笔。瓦维洛夫不愿意让日子白白地过去，他很早就想写本书，总结自己对自古以来全球农业的思考。因为一直忙得不可开交，终于没有写成。现在，瓦维洛夫环视了一下这个清静的单人囚室，默默地对自己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开始写吧，也许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的确，对于此刻的瓦维洛夫，时间和智慧就是他最可宝贵的财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没有地图，没有各种手册，百科辞典，仅凭记忆开始了他这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创作。

就在瓦维洛夫争分夺秒地写作《农业发展史（农业的世界资源及其利用）》时，还有一些人也在积极地忙碌着。

还是在瓦维洛夫被捕的当天，所长心爱的学生巴赫捷耶夫从乌克兰西部赶回了列宁格勒。瓦维洛夫被捕的消息一瞬间传遍了研究所大楼。最后的张那便条从一个人手中传到另一个人手中，巴赫捷耶夫叙述了喀尔巴阡山脚下发生的一切，人们都明白，这个案子又是带有政治色彩的。瓦维洛夫学派的生命也许就将到此结束了。可是这些曾经紧紧团结在一起，为了祖国农业科学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和牺牲的人们怎么也不甘心就这样投降，他们希望这一切都是误会，期待着有一天局面会突然好转起来。

这一切都是可怜的幻想。李森科很快签署了把瓦维洛夫开除出农学院的命令，解除了他的所长职务。在瓦维洛夫的办公室，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寓所里，一些身穿便服的彪形大汉撬开地板，搜遍了顶间和地下室，据说是要搜查秘密掩藏的炸弹。

研究所被一些人搞得乌烟瘴气，不断地有人死亡。大部分专家被捕，或被赶出研究所，打发到集体农庄去“锻炼”。瓦维洛夫精心创建的，他付出了全部生命热情、心血和爱的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就这样在李森科的“枪口”下，被迫地一步步走黑暗和死亡。

仅有的几位研究人员实在沉默不下去了，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呼喊着正义真理和光明，并且给联共（布）中央人民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写了一封信，信中言辞恳切：“我们认识瓦维洛夫已经多年了，我们绝对认为他是忠于苏联政权和共产党的，请党中央考虑释放他，回到工作岗位上来，他是我国农业作物栽培方面少有的优秀人才。”

可是，有人警告他们说，如果把这封信送上去，那么签名的九个人都会遭到逮捕，最好由一个人签名。巴济列夫斯卡娅博士决定自己来承担风险，因为别人都有孩子。很快，她被叫到斯莫尔尼宫，在省委，她再次竭尽全力想说明瓦维洛夫是无罪的。

最后她勇敢地说：“如果政府一定要放逐瓦维洛夫，那么我们研究所剩下的人愿意跟着他一起去流放，即使是去西伯利亚，去堪察加。”

一位工作人员相当冷淡地回答说：“我们没有错，你们安心工作吧，别再为了这点儿小事打扰领导人。”

3天后，巴济列夫斯卡娅被“上面”解除了研究所的职务。

善良、正直的人们仍然在暗中为他们深深敬爱的所长默默奔走。8月末，人们找到瓦维洛夫的弟弟，著名的物理学家谢尔盖·瓦维洛夫，把整理好的申诉材料给他看。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谢尔盖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没有任何表情，目光疲倦黯淡，一点儿生气也没有。他摸了摸自己鬓角上的白发说：“我们恐怕是无能为力了……”

是的，谢尔盖的话显然是对的。一切拯救瓦维洛夫的尝试都在一座看不见的厚墙壁上撞得粉碎，甚至一些人连同自己一起撞得头破血流。

不怕逮捕、枪杀，有勇气公开支持瓦维洛夫的还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他就是瓦维洛夫的老师普良尼什尼科夫。在近几年动荡的岁月中，一个接一个的悲剧使这位77岁高龄的老人无比震惊，直到听说瓦维洛夫也被捕了，他终于忍不住一腔悲痛，老泪纵横！他拄着手杖，一瘸一拐地，一次又一次地到农科院院长李森科那里去请求，直到无数次的失望之后，普良尼什尼科夫明白了：没有人会把受害者还回来，李森科正在用一种残忍的方式毁掉杰出的瓦维洛夫。

在瓦维洛夫忙于著书，研究所的同志们忙于营救工作时，我们年轻的上尉也没有闲着。他按上级的意图逮捕了瓦维洛夫的5名“同谋”，都是了不起的作物栽培学家、遗传学家。上尉似乎是打定主意了，他所揭穿的是一个庞大的反苏团伙，而不仅仅是一个独自行动的“人民的敌人”。

总之，到了1941年3月，瓦维洛夫就不准再写书了，漫长的、难以忍受的审讯又开始了。

“你是谁？”每一次，当学者瓦维洛夫被带进审讯室时，赫瓦特总是对他提出这个相同的问题。

“我是瓦维洛夫院士。”

“不，你不是个院士，你是榆木疙瘩”。充满豪气的上尉说着，洋洋得意地瞧了一眼受侮辱的“敌人”，然后开始审讯。

他指控说：“你在飞机场内种上了受到带菌杂草污染的种子，使列宁格勒军区的机降区遭到了严重破坏！”瓦维洛夫被他这种荒谬的说法、错乱不通的语句弄得啼笑皆非。上尉可不想笑，他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按照某些人的指示，找到足以把瓦维洛夫定成死罪的“证据”。

现在，瓦维洛夫被送进了一个200多人的囚室。其实，这间屋子只能关20人，此时，屋子里坐着的、躺着的和站着的到处都是人。有一个人的动作比较奇怪：他躺在木板床上，水肿的双腿努力向上抬起。脸也有些水肿，好像一个心脏病人；眼睛下面的水肿更加厉害，双脚肿胀得惊人，而且又青又紫。这个人就是瓦维洛夫。他刚从审讯室回来，已经连续站了十多个小时。

每天夜里，瓦维洛夫都被带去审讯，拂晓时，看守把他拖回来，扔在门边。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往往已经无法站立了，他拖着沉重的双腿挣扎着爬到自己的铺板上。旁边的人过来帮他解开鞋带，可是怎么也没办法把鞋从他肿胀得像紫茄子一样的脚上脱下来。瓦维洛夫忍着钻心的刺痛，无力地靠在墙上，把双脚抬高，保持着这个奇怪的姿势，一连好几个钟头一动也不动。一向好与人接受的乐观愉快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沉默了。他几乎不和同囚室的人讲话，也不谈在审讯室里发生的一切。可是，人们从他被折磨得惨不忍睹的身体上，完全可以想象出残忍的上尉都对瓦维洛夫干了些什么。

后来，瓦维洛夫从囚室里消失了。直到1941年7月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他进行审判。在过去的11个月中，瓦维洛夫被叫去审讯了400次，谈话用去了上尉“宝贵”的1700多个小时，而且审讯基本上都是在不眠之夜进行的。如今这一切，终于都要结束了。

瓦维洛夫站在军事法庭上，一言不发。“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授予的权力，经预审和法庭审理确认，瓦维洛夫从1925年起就是反苏组织‘劳动人民党’的领导人之一；右倾反革组织的积极参加者；从事广泛的旨在破坏和消灭集体农庄制度、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农业混乱和崩溃的暗害活动，……为了追求反苏目的，和国外的白俄逃亡组织保持联系，把苏联国家秘密的情报转交给他们……”宣判人历数瓦维洛夫“犯罪行为”的声音铿锵有力，震荡着整个法庭。一种受到极不公正待遇的委屈感和茫然感一层层漫上瓦维洛夫伤痕累累的心灵，他仰起头，看了看法庭外又高又远的天空，终于禁不住热泪盈眶。

他默默地在心里问：“还有谁能想念我呢？我是真心地爱着自己的祖国，为了她，我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可是，又有谁能知道呢？”瓦维洛夫没有让自己滚烫的泪流下来，他克制着自己。

这时，庭长站了起来，他严肃地扫视了一下四周，然后让目光长久地停留在瓦维洛夫身上，开始非常清晰地宣布最后的判决结果：根据俄联邦刑法第58条第1款、58条第7款、58条第9款和58条第11款的规定，兹判决如下：

“判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极刑——枪决，没收属于他个人的财产。本判决为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瓦维洛夫突然用牙紧紧地咬住了自己的嘴唇，虽然知道自己活着出去的希望很小，可是，亲耳听到“枪决”二字，仍然使他感到极为痛苦。

回到囚室时，瓦维洛夫一个人静坐着。好久，好久，月亮升起来了。站在窗前，看着夜空的繁星闪闪烁烁，瓦维洛夫心里很痛。他多么想活下去，他多么希望能完成自己的著作，完成作物栽培试验，完成所有未竟的心愿。可是，这一切都将再也没有实现的可能了。

瓦维洛夫拿出一页纸和一支短短的铅笔，他要做最后的努力，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写赦免申请书：

“被判处极刑——枪决的犯人，前苏联科学院院士，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所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我恳请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赦免我，并提供我以工作赎清我对苏联政权和苏联人民的罪过的机会。30年来，我致力于作物栽培领域中的研究工作，获得过列宁奖金。我恳请给我提供最低限度的机会，来完成有利于我的祖国的社会主义农业的著作。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教育家，我发誓将我的一切献给培养苏联干部的事业。我今年53岁。犯人：尼古拉·瓦维洛夫前院士、生物学和农业学博士，1941年7月9日20日。”

请求书送上去以后，瓦维洛夫怀着一线渺茫的希望等待着。一天过去了，两天，十天，半个月，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直到第17天，也就是7月26日，瓦维洛夫才知道苏联最高苏椎埃主席团拒绝赦免自己。希望破灭了，瓦维洛夫被转送到布特尔卡监狱，准备执行判决。瓦维洛夫没有马上被他杀在布特尔卡监狱的地下室里，他被缓刑一年半。也许有人会说，瓦维洛夫可真够幸运的，是啊，20世纪20年代的瓦维洛夫的确是幸运的。可是，53岁的瓦维洛夫是一名等待死亡的型事犯。是的，等待死亡，子弹枪杀的瞬息死亡，被受尽折磨的、屈辱的、延长了死亡所代替。

18个半月，瓦维洛夫知道属于自己的生命还有565天。8月8日，瓦维洛夫又呈交了一份申请书：“我斗胆提出请求，请给我提供条件去全力从事现在我的专业上最为迫切的任务。

①我可以半年内编完《抗最主要病害栽培作物品种的培养指南》；

②我可以通过紧张的工作在6－8个月内结束对苏联各个地区都适用的《禾谷类作物育种实用指南》的编写。……

我想把我在作物栽培领域中的全部经验、全部知识和力量毫无保留地贡献给苏联政权和我的祖国，在我的祖国，我可能会是有极大用处的。尼·瓦维洛夫1941年8月8日于布特尔卡监狱49号囚室。

国家机器仍然没有迅速作出反应，10月中旬，德国军队临近了，首都的形势一天比一天危急。（二次大战中，德军入侵苏联）16日凌晨，莫斯科城突然陷入了一片混乱。居民们纷纷离开自己的家园到东方去躲避战火。到中午时，城里的交通几乎已陷入瘫痪状态。有些地方，人们开始捣毁商店。各个机关接到了烧毁档案的命令，恐慌更为强烈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构开始大规模疏散犯人。

几座监狱中的数千名犯人被带到了火车站，准备运往萨拉托夫、奥伦堡、古比雪夫等外地监狱。瓦维洛夫站在人群之中，目睹了这一极其混乱的场面，眼里流露出焦灼、忧虑的神色。牵着狗的警卫围住整个站前广场，为了便于看管，他们命令所有犯人一律趴在地上。前一天夜里，莫斯科刚刚下了一场雪，积雪很快在犯人的体温下融化了，冰冷肮脏的泥浆在柏油马路上四处流淌。

犯人们试图从积水太多的地方爬开，但爬不了，人太挤了，而且警卫一看见犯人稍有动作，就抡起皮鞭劈头盖脸一顿抽打。大约持续了6个小时，天色发白，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犯人们几乎都被冻僵了。瓦维洛夫稍稍活动了一下头部，眼角的余光发现周围的人大都是积极分子模样，他不由得在心里一声长叹。

渐渐地，街上的行人多起来了。瓦维洛夫清楚地听到了人们的喊叫：“间谍！”“叛徒！”从内心到身外的寒冷使瓦维洛夫的身子不由自主地抖动了一下。接着，犯人们被驱赶着上了火车。本来是只能运送5个犯人的车厢硬是塞进了20多人。这些人不得不一个紧挨着一个坐着，想活动一下手脚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瓦维洛夫夹杂在人们中间，他不像别人那样抱怨、咒骂，也不像有些人那垂头丧气，长吁短叹。他一整天一整天地闭目沉思。

火车走了两周才到达目的地。由于一路上食物极缺乏，所以走下火车时，犯人们都饿得只剩一下一付骨头架子，站立不稳了。在萨拉托夫，犯人们又被按倒在地上，脱掉衣服搜查，最后用冷水冲淋，经过“卫生处理”后，才被送到各个牢房。

瓦维洛夫走进了关押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家的三号牢房。旁边的一间单人囚室变成了侦讯室。从那里没日没夜地传出拷打声和犯人痛苦的呻吟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又一场大雪，瓦维洛夫迎来了他狱中的第二个冬天。

一天早晨，看守通知各个囚室的犯人上午要去医院体验，马上站到院子里来。犯人们先后被带出牢房。瓦维洛夫一个人面对着高墙站着，眼里若有所思。他的脸色比入狱时更加苍白了，头发、胡须都有些凌乱，还是穿着那件黑大衣，身体瘦削得怕人。

墙角几棵树枯枝在寒风中摇晃着，偶尔发出轻微的脆响。带着枪的看守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单调沉重的脚步声划过冷寂的地面。人群中突然传来断断续续、低沉压抑的哭泣声。瓦维洛夫回过头，发现发出哭声的是自己身边的一个年轻的少女。女孩大约十六七岁的样子，因为不敢发现太大声音，她的双肩微微地抖动着，脸上布满了绝望的恐惧。瓦维洛夫眼里掠过一丝疑问，他俯下身轻轻地问：“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了？”女孩停止抽噎，看了看瘦得可怕的瓦维洛夫，急促地说：“我叫伊琳娜·皮奥特罗夫斯卡娅，他们说我打算参与谋杀斯大林同志，我没有，他们不停地审问我，我浑身都疼，害怕极了，我不想死，我想回家……”说到这里，女孩又伤心地哭了起来。

瓦维洛夫的神情冷峻中杂杂着愤怒，他沉吟了一小会儿，然后用他一贯低沉有力的声音坚定地对那女孩说：“伊琳娜，请你注意听我说，并尽力记住我的话。你大概可以活着出去，你一定要记住我的名字，我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院士，外面没有人知道我被关在这里，你一定不要忘掉的我的名字。现在你不要哭，不要害怕，这是带我们去医院。我相信这里的一切总有一天是会公之于世的，人们会重新评价我们，你一定要坚强点儿……”

“不许讲话，上车！”看守没好声气地喊了一句，瓦维洛夫的话被打断了。

从医院回来后，瓦维洛夫被转到了另一间囚室。在潮湿、不通风的地下室里有一个狭窄得可怜的小房间，瓦维洛夫见到了自己的两个同伴：卢波尔院士和菲拉托夫工程师，也是被判处死决的人。三个人都穿上了同样的狱服：一块粗麻布口袋，脑袋和双手处开了口子，犯人们称这种衣服为长衣。脚上是椴树皮编织的鞋子，据卢波尔院士说，古罗马的奴隶们就穿这样的衣服。

一日三餐就更加可怜了。早晨是一碗温热水。一块300克的面包供一昼夜，面包通常是没有烤熟的，质量糟极了。午饭有一盆糟透了的稀菜汤。晚饭是一盆生西红柿做的稀汤。稀粥和鲱鱼只根据医嘱给重病号。

瓦维洛夫和他的两位室友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互相鼓励着。在这间小小的囚室里，在这个需要两个紧贴在墙上，第三个人才能挪动几下脚步的“石头缝”里，瓦维洛夫开始给自己的两上同伴讲课。

他讲历史、生物学，讲林业技术，三门课顺序往下讲，三个人渐渐地忘掉了沉重的现实。瓦维洛夫尽量压低了嗓门，因为一大声讲话，看守长就要打开囚室的门或者监视窗，命令只许低声讲话。就这样一天又一天：早晨，吃完早饭后讲课，接着休息，吃午饭，又是讲课，直到晚饭和睡觉。瓦维洛夫表现得很坚定，残酷的现实似乎对他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影响了……

瓦维洛夫在死囚室中总共待了有一年左右。在这期间，这个监狱地下室里的犯人们一次也没有被带出去放风。他们被禁止和亲人通信、接受递送的物品。他们不仅不准许去洗澡，而且甚至连在囚室中洗脸用的肥皂也没有，更谈不上书籍了。

有几次，瓦维洛夫对监狱的首长说话，请他宽容，并查明他未来的命运如何。

上尉伊拉申回答得很简短：“从莫斯科来了命令，说枪毙，我们就枪毙；说赦免，我们就赦免。”

到1942年春天，瓦维洛夫的身体状况恶化起来，他得了严重的坏血病。连努力执行公务的伊拉申上尉也发起慈悲心来了：瓦维洛夫被准予给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副主席，最高国家安全委员贝利亚写信。这封信写在一张大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正反两面。瓦维洛夫的中心意思仍然是恳求让他去工作，即使不能释放，即使是在铁窗之内，什么地方都行，只要能干工作。他说：“我54岁，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尤其是在作物栽培领域；能自由掌握几种最主要的欧洲语言，如果我能把我自己完全献给我的祖国，为我的祖国从事有益的工作而死去，我会感到幸福的。……”下面又接着写道：“我请求您，恳求您减轻对我的惩罚，明确我未来的命运，提供我专业的工作，哪怕是最卑微的工作，如做一名作物栽培科研人员或教师。”

这一年的春天，整个监狱流行起了痢疾。有几百人因赤痢而死去。瓦维洛夫也传染上了痢疾，病得很厉害，但这不远远不是对他的最后的考验。

瓦维洛夫请求和家人会面，因为他非常牵挂妻子博鲁利娜、两个儿子奥列格、尤里，还有弟弟谢尔盖的情况，他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没有得到他们的一丁点儿音讯了。还好，谢尔盖和两个孩子没有受到迫害。最可怜的是博鲁列娜，她的身体非常虚弱，家庭生活的重担、丈夫被捕的打击使她看起来好像老了几十岁。她穿得像个叫花子，到处打听丈夫的消息。并且从自己少得可怜的伙食费里挤出几个钱来买一点儿食品寄给瓦维洛夫，可是这些邮包像落进了大海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瓦维洛夫写前面那封信是在1942年4月25日。大约是在5月初，这封信通过秘密邮局从萨拉托夫监狱送到了莫斯科国家安全的最高殿堂。贝利亚深受感动，他下令撤销瓦维洛夫的死刑判决。6月13日，副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向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庭长乌尔里希寄去了一封专门的信件。关于卢波尔和瓦维洛夫的命运，信中写道：“鉴于上述犯人可用于有国际意义的工作，苏联内部人民委员部请求撤销对他他们的极刑惩罚，改判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营监禁，刑限每人20年。”

对于卢波尔和瓦维洛夫来说，一年来这是头一次，等待被处死的噩梦烟消云散了。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会有这种感觉，否则谁会理解一个人在听到被判处20年苦刑后幸福地哈哈大笑呢？

这一年的夏天，瓦维洛夫期待着离开监视去劳改营，去那个能发挥自己的才能的地方。瓦维洛夫是多么迫切地希望回到科学研究中去啊！可是，卢波尔被送往劳改营去了，他的事却一直没有消息，夏天过去了，秋天也过去了，他还一直待在牢房里。

很快，一年时间过去了。1943年的冬天，普良尼什尼科夫不止一次地找到李森科，甚至找到贝利亚。费了许多周折，他终于让贝利亚接见了他。贝利亚态度殷勤，客气地打开桌子上放着的一堆尼·伊·瓦维洛夫侦查案件的卷宗。“您瞧”，贝利亚指着一份卷宗，仿佛在说：“这是他亲笔写的，他投靠了英国情报机构。”普良尼什尼科夫看了看，随即把厚厚的卷宗推到了一旁，站起来说了句：“只要他能亲口对我讲述所有这一切，我就相信。”然后，也没说“再见”，就朝门口走去。有半个小时左右，他弄不清楚哪里是道路，眼前什么也看不见，只是跌跌撞撞地往前走，直到“好心的人们”让他出示通行证，并把他带出大门外。

谢尔盖·瓦维洛夫听说哥哥在监狱中一点东西也吃不上，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生命垂危，心里非常难过，他也一次次地请求以科学院的名义立即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一切情况报告给斯大林，并且亲自起草了一封信。的内容大致如下：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伟大的植物学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被关在狱中，他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苏联科学院准备保他出狱，随传随到。如果不能释放这位学者，请求给被捕者提供在作物栽培领域内外从事研究工作的可能性。

几个月过去了，斯大林的办公室按照自己的习惯，故不作答。瓦维洛夫依然挣扎在死亡线上。

1943年1月26日，萨拉托夫的监狱医院开出了这样一张虚假的死亡证明书：

“我，医生斯捷潘诺娃，医士斯克里皮娜，检查了犯人尼·伊·瓦维洛夫的尸体，而发现情况如下：体格匀称，营养程度大大低于标准，外皮苍白，骨骼和肌肉组织无变异。据病历材料，犯人尼·伊·瓦维洛夫自1943年1月24日因格鲁布性肺炎住进监狱医院治疗，死于心脏活动衰竭。值班医生：斯捷潘诺娜值班护士：斯克里皮娜。”

不错，瓦维洛夫是死了，但他是因饥饿而死，死在了监狱医院冰冰冷的床板上；死在了1943年那个极其寒冷的冬天。然后，被草草地埋葬在极其荒凉的沃兹涅先斯基墓地。没有留下什么标记。瓦维洛夫终于不再孤独，因为在他的周围，埋葬着无数同他一样屈死的人们，他们终于带着人世冰冷的记忆永远地长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