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者的双层认知调整与外交战略转型

从控制论的视角看，外交战略的制定是个闭环控制系统，是个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不断调整的过程。决策者根据对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的认知，制定外交战略。在外交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决策者根据反馈信息对其绩效进行评估，如果发现现行战略不利于国家利益的维护和实现，就要调整认知，改变战略。外交战略转型实际上是一种决策行为，是决策者根据其对当下国际、国内形势的再认知和发展趋势的再判断，对现行战略绩效的再思考、再评价。

一、外交战略转型的根本原因

套用外交战略决策的双层认知分析模式，可以把外交战略转型看成三个层次变量的函数：国际环境变化层次、国内环境变动层次和决策者认知调整层次。如下图1-2所示：

图1-2　外交战略转型的双层认知调整分析模式

本书将此称为外交战略转型的双层认知调整分析模式。外交战略转型的根本原因在于，客观环境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但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决策者不能迅速、准确地认知和把握客观形势的变化，及时地调整战略。因为战略与变化了的客观实际不相一致，导致难以继续实施下去，促使决策者调整原认知，改变现行战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

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一种情况是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另一种情况是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81]

这是对人的认识的一般规律而言的，外交决策者对国际、国内战略环境的认知也是如此。

罗伯特·杰维斯强调：“国际关系学专家假定决策者对世界的知觉通常是相当准确的，即使发生错误知觉，也被当作偶然出现的反常现象。”“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对世界和其他行为体的知觉会偏离客观实际。”^[82]决策者是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古典的理性决策模式认为，人在决策时，能获得充分信息，列出所有选项，比较各选项的成本与收益，最后作出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最优选择。赫伯特·西蒙对古典理性模式进行了批判，认为它不符合人的决策行为的实际。他提出了“有限理性”和“满意行为”概念，认为人不是全能的，不可能获得决策所需的全部信息，也不可能搜索出所有备选方案，准确地权衡各方案的优劣，作出最优选择。他认为决策者会依次分析各种备选方案，直到找出满意的方案为止。^[83]在实践中，决策者均受到自身认知能力的局限，而远非受环境的不确定性局限。如果说个人是追求大致满意而非最大化利益，那么政府和其他庞大的组织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84]

从个体认知视角看，人的决策难免会出现偏差。心理学认为，人们常用的解决问题的策略可以分为算法（Algorithm）和启发法（Heuristic）。所谓算法，是指解决问题的一套规则，它精确地指明解题的步骤。如数学家利用数学推导形成假设的过程就是典型的算法。所谓启发法，是指人们不是严格理性地收集所有信息进行客观分析和概率计算，而是试图在头脑中“寻找捷径”，依靠直觉或以往的经验制定决策，也被称为“经验法则”或“拇指法则”（the Rule of Thumb）。^[85]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们在面对复杂、不确定的、缺乏现成算法的问题时所采取的是启发式决策。启发式决策简单、有效、快捷，但也常常造成心理偏差。一是代表性启发（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指人们倾向于根据样本是否代表（或类似）总体来判断其出现的概率。代表性启发就是运用刻板印象来做决策的策略。日常生活中，人们根据既有经验为各类事物塑造它们各自的原型，它具有该群体的典型特征和最大代表性，作决策时，人们仅将事物与各个原型相对照，一旦匹配就将其归入该原型代表的范畴。^[86]代表性启发容易导致以偏概全、过度相信历史重演的决策错误。二是易得性启发（Availability Heuristic），指人们倾向于根据一个客体或事件在知觉或记忆中的可得性程度来评估其相对频率，容易知觉到的回想起的被判定为更常出现。由于易知觉到的事件的主观概率与客观概率并不完全一致，所以会出现决策错误。三是锚定与调整启发（Anchoring and Adjustment），指人们在判断和评估中，往往先设定一个最容易获得的信息作为估计的初始值或基准值（称之为“锚点”或“参考点”），目标价值以锚点为基础结合其他信息进行一定的上下调整而得出。由于参考点的选择以及调整的不恰当，会使决策错误。

从群体认知角度看，存在群体盲思现象。群体盲思，指心理活动的效率、对现实的检验以及道德判断的退化，这种退化来自群体内压力。^[87]贾尼斯（Janis）总结了群体盲思的八个特征：群体中多数或全体成员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由此导致过分乐观或过度冒险；群体一致对某些警告信号采取忽视态度或对其进行合理化；毫不质疑地接受群体固有道德观；刻板地认为提建议者都是邪恶的，不值得与之谈判，或他们太弱、太愚蠢，以至于不可能构成威胁；群体中的少数派会受到来自群体的压力；群体抱有全体意见一致的共同错觉；个体对与群体意见相背离的想法进行自我审察；自封为群体“精神保卫者”的个体，使群体远离任何可能破坏群体自我满意感的信息。任何群体表现出上述多数特征，就存在导致群体盲思的可能。群体盲思的存在，极易导致群体决策产生偏差、误差，甚至重大决策错误。^[88]

从社会认知视角看，雅阿科夫·弗兹伯杰（Yaacov Y.I.Vertzberger）从更大的范围进行了研究，认为导致错误认知的社会因素有五个方面，包括信息的性质及其加工程序、决策者的个性、组织结构、决策团体的结构和性质、社会文化系统。^[89]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决策者的认知都可能发生错误，不能迅速、及时、准确、全面地把握客观环境的变化。这就产生了调整外交战略的必要性。

二、外交战略转型的具体过程

雅科希·古斯塔夫森认为，推动外交政策变化的有三个中心要素，即基本结构性条件的变化、战略性的政治领导、某种危机的呈现。关于基本结构性条件，古斯塔夫森将其划分为两类因素，即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结构性条件并不会对外交政策的决策形成过程产生自动的影响。换言之，这些结构性条件要产生影响，必须通过决策人的认识和反应这一中介过程。结构性条件是对外政策的变化之源，但这些变化之源需要被个体决策人所感知，并由此感知引发认识上的转变，从而对外交政策的形成发生作用。当某些关键的决策者个人已经在他们的认识中体会到变化后，他们将在现存的制度结构中导致对外政策的变更。^[90]查理斯·赫尔曼把外交政策变化区分为七个阶段：①最初的政策预期，②外部行为体或环境的刺激，③对异常信息的再认知，④对问题和政策之间的关系作出假设，⑤提出替代政策，⑥在决策层达成新的政策选择共识，⑦实施新政策。当然，由于现实政治中的复杂性，政策调整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不是直线前进，中间可能有停顿、挫折、反复。^[91]

霍布豪斯认为：“巨大的变革不是由观念单独引起的，但是没有观念就不会发生变革。”^[92]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决策者的观念变化？观念是如何变化的？杰弗里·勒格罗（Jeffrey W.Legro）认为，观念变化是由战争、革命、经济危机等冲击引起的，但是外部冲击并不必然导致决策者的观念更新，它要经过旧观念的崩溃和新观念的巩固这两个阶段。旧的正统观念之所以崩溃，是因为实践的结果与人们的预期存在差距。预期与结果之间的矛盾越突出、结果越严重，人们就越容易改变旧的正统观念，触发、形成、接受新观念。新的正统观念能否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新观念数量的多寡，替代旧观念的新观念数量越少、争议越少，越容易被接受；反之，则结果相反。二是新观念的实践效果。新观念实践的初步效果越好，越容易巩固；反之，则结果相反。^[93]

具体地说，决策者如何认知国际环境的变动和国内环境的变化，根据什么来评估外交战略的绩效？何时作出外交战略调整？如何做出外交战略转变的决策？我们可以借鉴、运用前景理论的描述来说明。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由卡尼曼和特沃斯基（Kahneman & Tversky）在1979年发表的《前景理论：风险条件下决策分析》一文中首次提出，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决策分析，在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现已有部分学者将其应用于国际关系和外交决策研究。^[94]前景理论认为，人在不确定风险条件下决策时有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倾向，与同等的所得相比，人对损失更敏感；在面临收益时趋于规避风险，当面临损失时趋于接受风险。人对收益或损失的判断取决于参考点（Reference Point）的选择，参考点可以是决策者的现状、对未来的预期、过去的状况，还有他者的状况。人对收益或损失的判断还会受到框架效应（Frame Effect）的影响。框架效应，是指对相同信息的不同表征导致决策产生不同结果的现象，有时也被称为形式效应（Formulation Effect）。如研究发现，当将牛肉描述为75%是瘦的时，被试报告了更多喜爱的感觉，而将相同的牛肉描述为25%是肥的，报告的喜爱感觉就少得多。④在人的决策行为中有种现象，前景理论称之为原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指一个人一旦拥有了某项物品，那么他对该物品价值的评价要比未拥有之前大大增加。比如，一种情况下人拥有原赋（某项物品），然后剥夺其该物品的所有权；另一种情况是人事先没有原赋，但给予其该项物品，在两种情况下让个人对该项物品作出评价。根据前景理论，人会将前一种情况视为损失，将后一种情况视为收益，因此个人对前者会有较高的评价。由于人具有很重的原赋情结，避免失去所拥有的东西，这使得人趋于维持现状。^[96]大卫·韦尔奇认为，任何外交政策变化都是有风险的：即使它能提供预期获益，也可能包含成本。决策者预先难以知道其行为的结果，更不要说控制了，因此根据前景理论描述的行为选择，在缺乏充足理由的情况下，决策者应该趋于规避改变外交政策。由此可以推论，只有决策者认为现行政策正带来痛苦的损失，不调整政策将一定造成更大的损失时，即获益比例高于损失时，才可能促动外交政策变化。^[97]

总而言之，在外交战略的制定中，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是结构性条件，关键变量是决策者的认知、评估和反应。在外交战略转型中，国际环境的变动和国内环境的变化是根源，但外交战略是否转型、如何转型，则取决于决策者的认知调整，如果决策者的原有观念发生变革，则外交战略也发生变化。决策者的观念是否发生变革，取决于决策者对现行决策效果的评估和对改变现行决策后果的研判。

【注释】

[1]经笔者检索所能获得的国内外出版的外交学教材、辞典和专著，尚未发现有关外交调整的专题论述，如鲁毅等编：《外交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金正昆著：《现代外交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钱其琛主编：《世界外交大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英］贝里奇著：《外交辞典》，高飞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英］贝里奇著：《外交理论：从马基雅弗利到基辛格》，陆悦璘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英］希尔：《变化中的对外政策政治》，唐小松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等等。

[2]彭敏谦：《美国对外经济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导论，第8页。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5页。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5页。

[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5页。

[6]《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439页。

[7]《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1351页。

[8]《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1633页。

[9]《大辞海》（军事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10]Encyclopedia International，Vol.17，Lexion Publications，1982，p.305.转引自李少军主编：《国际战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5页。

[11]Grolier Academic Encyclopedia，Vol.18，Grolier International Inc.，1991，p.289.转引自李少军主编：《国际战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12]Robert H.Dorrf，“Strategy，Grand Strategy，and the Search for Security”，The Search for Security：A U.S.Grand Strate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eds.Max G.Manwaring，Edwin G.Corr and Robert H. Dorff，Westport：Praeger Publishers，2003，p.128.

[13]［美］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6页。

[14]同上，第283页。

[15]Avery Goldstein，Rising to the Challenge：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 Security，Stand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18.

[16]李少军主编：《国际战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1页。

[17]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编：《战争与战略理论集粹》，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479页。

[18]［英］利德尔·哈特：《战略论》，战士出版社，1981年，第449页。

[19]John M.Collins，Grand Strategy：Principles and Pratices，Amapolis：Naval Institute Press，1973，pp.14-15.

[20]Alastair Iain Johnson，Cultural Realism：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History，Princeton：Princeon University Press，1995，p.37.

[21]张季良主编：《国际关系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77页。

[22]［美］保罗·肯尼迪编：《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35页。

[23]对国家战略的定义，参考了军事科学院编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66页的国家战略条目。

[24]对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定义，参考了军事科学院编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44页的国防政策、国防战略两个条目。

[25]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战略学》，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26]对路线、方针、政策的区分，参考了军事科学院编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页的军事路线、军事方针、军事政策三个条目。

[27]王缉思：《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

[28]关于中国的外事领导体制，可参见杨光斌：《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980页。

[29]［美］威廉森·默里、［英］麦格雷戈·诺克斯、［美］阿尔文·伯恩斯坦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23页。

[30]对战略变化的定义，参考了军事科学院编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69页的战略转变条目。

[31]赵克增：《当代战略原理》，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年，第9092页。

[32]K.J.Holsti，ed.，Why Nations Realign：Foreign Policy Restructuring in the Postwar World，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2，p.2.

[33]Thomas J.Volgy and John E.Schwarz，“Foreign Policy Restructuring and Myriad Webs of Restraint”，Foreign Policy Restructuring：How Governments Respond to Global Change，eds.Jerel A.Rosati，Joe D. Hagan and Martin W.Sampson，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94，p.25.

[34]K.J.Holsti，ed.，Why Nations Realign：Foreign Policy Restructuring in the Postwar World，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92，pp.4-5.

[35]Charles F.Hermann，“Changing Course：When Governments Choose to Redirect 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90）34，pp.5-6.

[36]Charles F.Hermann，“Changing Course：When Governments Choose to Redirect 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90）34，pp.11-12.

[37]李少军主编：《国际战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04页。

[38]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4245页。

[39]Werner J.Feld，American Foreign Policy：Aspirations and Reality，New York：John Wiley，1984，pp.2-3.转引自［日］佐藤英夫：《对外政策》，王晓滨译，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4页。

[40]William Wallace，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London：Macmillan，1971，p.11.

[41]［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78页。

[42]［美］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0151页。

[43]王缉思：《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9页。

[44]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45]Michael Ng-Quinn，“International Systemic Constraints 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China and the World，ed.Samuel S.Kim，Boulder：Westive Press，1984，pp.83-103.

[46]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47]苏长和：《周边制度与周边主义——东亚区域治理中的中国途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期，第714页。

[48]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页。

[49]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8362 页。

[50]［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51]王缉思：《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年，第9页。

[52]David Skidmore，“Explaining State Response to International Change”，Thomas J. Volgy and John E. Schwarz，“Foreign Policy Restructuring and Myriad Webs of Restraint”，Foreign Policy Restructuring：How Governments Respond to Global Change，ed. Jerel A. Rosati，Joe D. Hagan and Martin W.Sampson，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94，pp. 50-52，pp. 28-29.Charles F. Hermann，“Changing Course：When Governments Choose to Redirect 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 Studies Qudrterly（1990）34，pp.5-6.

[53]K.J.Holsti，ed.，Why Nations Realign：Foreign Policy Restructuring in the Postwar World，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2.Thomas W. Robinson，“Restructuring Chinese Foreign Policy，1959-76：Three Episodes”，Why Nations Relain：Foreign Policy Restructuring in the Postwar World，ed.K.J.Holsti，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2，pp. 134-155.

[54]David Skidmore，“Explaining State Response to International Change”，Thomas J. Volgy and John E. Schwarz，“Foreign Policy Restructuring and Myriad Webs of Restraint”，Foreign Policy Restructuring：How Governments Respond to Global Change，ed. Jerel A. Rosati，Joe D. Hagan and Martin W.Sampson，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94，pp. 50-52，pp. 28-29.Charles F. Hermann，“Changing Course：When Governments Choose to Redirect 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 Studies Qudrterly（1990）34，pp.5-6.

[55]K.J.Holsti，ed.，Why Nations Realign：Foreign Policy Restructuring in the Postwar World，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2.Thomas W. Robinson，“Restructuring Chinese Foreign Policy，1959-76：Three Episodes”，Why Nations Relain：Foreign Policy Restructuring in the Postwar World，ed.K.J.Holsti，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2，pp. 134-155.

[56]Margaret G. Hermann，“Effects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Leaders on Foreign Policy”，Why Nations Act：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Foreign Policy Studies，eds.，Maurice A. East，Stephen A.Salmore and Charles F. Hermann，Sage Publications，Inc.，1978，p. 68.

[57]Alastair I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 and Strategy in Maoist China，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y in World Politics，ed. Peter J.Katzenstei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p. 216-268.

[58]冯惠云：《防御性的中国战略文化》，《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4期。

[59]Jack S. Levy，“Learning and Foreign Policy：Sweeping a Conceptual Minefiel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pring 1994，pp. 279-312.

[60]赵克增：《当代战略原理》，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年，第179180页。

[61]［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594595页。

[62]James N. Rosenau，Linkage Politics：Essays on the Conver gence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New York：Free Press，1969.

[63]参见李巍、王勇：《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落》，《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3期。

[64]Robert D. Putnam，Nicholas Bayne，Hanging Together：The Seven-Power Summits，Cambridge：Harw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65]Robert D. 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 Peter B. Evans，Harold K. Jacobson，Robert D. Putnam，eds.，Double-Edged Diplomacy：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p.431-468.

[66]比较有代表性的是，Peter B. Evans，Harold K. Jacobson，Robert D. Putnam，eds.，Double-Edged Diplomacy：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Helen V. Milner，Interests，Institutions，and Information：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Jeffrey S. Lantis，Domestic Constraints and the Breakdown of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Westport：Praeger Publishers，1997.

[67]Andrew Moravcsik，“Integrating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in Peter B. Evans，Harold K. Jacobson，Robert D. Putnam，eds.，Double -Edged Diplomacy：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15.

[68]《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06年8月24日。

[69]Richard C. Snyder，H.W.Bruck，Burton Sapin，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Revisited），New York：Palgrave Macmilan，2002，pp.59-60.

[70]［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6页。

[71]同上，第18、19、21页。

[72]Harold and Margaret Sprort，”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 edited by James N. Rosenau，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9，pp.41-56.

[73]Jerel Rasati，“The Power of Human Cognition and Policymaker Beliefs in Foreign Policy and World Politics”，manuscript，转引自张清敏：《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研究：决策的视角》，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年，第32页。《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23页。

[74]王缉思：《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1页。参见中共中央文件《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75]Jerel Rasati，“The Power of Human Cognition and Policymaker Beliefs in Foreign Policy and World Politics”，manuscript，转引自张清敏：《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研究：决策的视角》，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年，第32页。《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23页。

[76]王缉思：《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1页。参见中共中央文件《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77]李钢：《外交决策中的认知和人格因素》，《科学决策》，1998年第2期。

[78]［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导言，第36页。

[79]Karen Mingst，Essential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 1999，pp.150-151.

[80]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Ideas and Foreign Policy：Beliefs，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iversity Press，1993，pp. 3-13.

[8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4297页。

[82]［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导言第30页。

[83]参见［美］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杨砾、徐立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

[84]［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5138页。

[85]李心丹：《行为金融学———理论及中国的证据》，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82页。

[86]庄锦英：《决策心理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4页。

[87]同上，第321页。

[88]庄锦英：《决策心理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21322页。

[89]Yaacov Y.I. Vertzberger，Mis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making：The Sino -Indian Conflict，1959-1962，Boulder：Westview Press，1984，pp.11-59.

[90]邝杨：《〈对外政策变化的政治学〉简介》，《欧洲》，1999年第3期。

[91]Charles F. Hermann，“Changing Course：When Governments Choose to Redirect 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90）34，pp. 14-20.

[92]［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4页。

[93]Jeffrey W. Legro，Rethinking the World，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pp.28-37.

[94]参见林民旺：《前景理论与外交决策》，《外交评论》，2006年第5期。

[96]李心丹：《行为金融学———理论及中国的证据》，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76页。

[97]David A. Welch，Painful Choices-A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 Chang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 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