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战略转型的定义及类型

外交战略是决策者根据其对国际和国内环境特征的认知和把握，为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实现国家目标而作出的谋划。外交战略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外交战略的制定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国际、国内环境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决策者需要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国内环境调整认知和现行战略，否则战略就会因为不符合客观实际，不能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不能很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实现国家目标，难以继续执行下去。本节探讨外交战略转型的定义及类型。

一、外交战略转型的定义

“战略是一个过程，一种不断的调整，以便在一个偶然性、不确定性和含糊性占优势的世界上适应变动的条件和环境。”“战略缔造是个既涉及内部政治影响和个人行为特质，又涉及外部事态和威胁的压力的过程。”^[29]所谓战略变化，指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的要求对战略所作的重大改变。通常包括战略任务、战略方针、战略重点、战略方向的改变等。^[30]有学者将战略变化分为战略转变与战略调整。战略转变是根据战略形势、任务、力量以及主观指导的重大变化，对原来确定的战略谋划所做的根本性的修改，也可以说是一种战略转变为另一种战略。而战略调整则是各种主客观因素发生较大变化时，对原来的战略所做的部分修改。战略转变与战略调整的内容包括战略目标、战略方针、战略重点的变化。^[31]

霍尔斯蒂（K.J.Holsti）认为，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其对外关系不是随意指向外部世界的。实际上，国家的对外贸易数额、在联合国的投票行为、国际旅游者数量、驻外机构的数量和地点选择等，都表明国家的对外关系是样式化的（patterned）。由于外部环境不断变化，对外关系的模式也相应发生变迁。例如，在一定时期，国家A与国家B的贸易额增加了一倍，与国家C的贸易额减少了一倍，这是一种正常的适应环境变动的变化，而不是决策者有意识地改变国家在地区或全球体系中的对外关系。因此，这不是我们要研究的外交政策变化。我们所要研究的是政府谋求改变其对外关系的总体模式的行为。变化常常发生在两个方面：一是地缘方面，伙伴国模式的变化（例如，20世纪50年代，中国联苏反美；60年代，联合亚、非、拉，同时反美、苏两霸；70年代，联美反苏）；二是功能方面，活动方式的变化（例如，一个国家加入或退出某国际组织）。其特点是，发生比较快，不是缓慢、渐进的变化，涉及不同领域，包括外交、商业、文化和军事等，不是只涉及一个领域。^[32]托马斯·沃尔杰（Thomas J.Volgy）提出了类似的定义，认为外交政策变化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一个国家外交政策方针的重要的、全面的变化，表现为在国际体系内一个国家与其他行为体互动的行为变化。^[33]

二、外交战略转型的类型

霍尔斯蒂根据国家参与外部世界的水平、有关外部渗透的根源和类型的政策、参与外部事务的方向和模式、军事或外交义务四个方面的特点，把国家对外关系的样式分为四种：①孤立型（Isolation），其特点是参与外部世界程度极低，实行极端排外的政策，避免任何军事和外交义务；②自力更生型（Self-reliance），其特点是贸易、外交和文化联系多元化，但是交往程度低，避免出现依附和脆弱现象，外贸实行进口替代政策；③依附型（Dependence），其特点是与外部世界交往程度较高，交往重点指向一个或一群相同的国家，基本的经济、技术、通信和军事需求来自国外，通常是一个国家，国家受到外部行为体的高度渗透，表现形式是政府顾问、外国投资、旅游者、军事人员，安全由一个大国负责提供；④不结盟多元化型（Non-alignment-diversification），其特点是对外交往行为广泛，对象国广泛，外部渗透明显，但政府努力保持外国数量和类型的多样化的平衡，严格避免对任何现实的或潜在的国家的军事义务。如下表所示：

表一：

霍尔斯蒂承认，这四种对外关系模式是理想分类，很少国家完全符合这些样式。根据这四种样式的相互转换，可将外交政策变化分为十二种类型。^[34]

如果说霍尔斯蒂是根据国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的不同状况来对外交关系变化进行分类，那么查理斯·赫尔曼（Charles F.Hermann）则根据外交关系变化的不同程度进行分类。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外交不断在变化，常常是细小的调整。我们关注的不是这种变化，而是一个国家外交的根本调整。根据变化程度大小的不同，他把外交变化分为四种类型：①微调型变化（Adjustment Changes），变化的是努力程度（更大或更小）、接受者的范围（例如目标层级的优化）。做什么、怎么做、做的目的保持不变。②手段型变化（Program Changes），变化的是达到目标或解决问题的方法或手段。微调型变化体现在数量方面，手段型变化体现在质量方面，包括新的治国之道的工具（如通过外交谈判而不是军事手段来实现国家目标）。做什么、怎么做、变了，做的目的未变。③问题/目标型变化（Problem/Goal Changes），政策指向的初始问题或目标被替代或放弃，做的目的本身变化了。④国际方向型变化（Intenational Orientation Changes），这是最高形式的外交变化，是行为体处理世界事务的整个方向的调整。与更小程度的针对一个问题或特定的其他行为体的变化的形式不同，方向变化是行为体国际角色和行为的根本性的调整，不是一个政策而是许多政策或多或少地同时发生变化。^[35]他承认，这只是理论上的分类，在现实中进行严格的区分很不容易。他用美国对越南政策变化的例子来说明这四种变化。法国在印支战争中失败后，越南被分为南越和北越，美国政府的政策目标是保持南越的独立和与美国结盟。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早期，美国实现目标的方法是对南越的军事和经济支持，包括派遣美国军事顾问。这期间军事援助的增加可定义为微调型变化。随着1965年美国战斗部队的直接参战，手段型变化发生了。随着美国军事努力的增加，进一步发生了微调型变化，决定把战斗任务交给南越军队负责，撤出美国军队，是第二次手段变化。当美国决策者得出结论，南越无力抵抗北越的进攻和新上台的美国领导人接受这个结果而不是加强美国军事力量时，发生了目标变化。越南战争失败后，对国际方向是否发生了变化是有争议的。不过此后，在使用大规模部队执行外交政策上则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美国在处理安哥拉、中美洲和中东问题时，对是否使用部队越来越谨慎。因此，可以认为美国外交发生了转型。

根据变化的不同根源，赫尔曼还总结出四种外交变化：①领导人发动型（Leader Driven），由有权威的决策者常常是政府首脑推动。领导人必须有信心、权力和能量迫使其政府改变政策。②官僚鼓动型（Bureaucratic Advocracy），由政府机构中的一些部门、官员提出。除非极其异常的情况，政府里的中层官员比其上级更了解现行政策的无效，更清楚如何克服障碍。③国内重组型（Domestic Restructuring），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国内重组的动力不一样，但核心是一样的，当有权使政府具有合法性的精英改变其观念或其构成改变时，外交政策就可能发生调整。④外部冲击型（ExternalShock），由重大的国际事件触发。很明显，在现实中，这四种外交政策变化是相互交叉、互相促进的。^[36]

除了上述三种区分，本书认为，还可进行另一种分类。国家的外交决策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宏观决策（Macro-decisions），另一类是微观决策（Micro-decisions）。宏观决策所决定的是国家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和路线，涉及的都是重大问题，关注的方面比较广泛。例如，中国政府目前实行的和平外交路线就是宏观决策。微观决策（有时也叫行政决定）涉及的是比较具体的外交事务，日常的大量外交政策决定都属于此类，如护照、签证政策。就这两类决策而言，宏观决策属于战略决策，是国家外交政策决策中最高层次和最宏观的部分，是一个国家外交政策行为的总体性指南，通常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框架，具有预期性，不是对突发事件作出的反应，也不涉及日常外交事务的具体决定。^[37]所以还可以根据内容变化的不同将外交变化分为两种类型，即宏观性、战略性政策的转型和微观性、事务性政策的调整。

综上所述，我们可对外交战略转型这个概念作出一般性界定。外交战略转型，就是指决策者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变化的要求对外交战略所作的重大改变。可以从三个方面把握其含义：第一，指比较重大的、全局性的、根本性的调整，而不是细微变化；第二，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第三，根源是多元的，可以从不同的层次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