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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与战略转型

时间:2022-05-2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与此同时,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提高中国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治理水平,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际贸易使中国可以通过进口他国资源和生态服务来解决国内短缺资源的供给问题,进而可以利用本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进行生产和出口,促进经济的发展。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交通运输行业的飞速发展导致了以石油需求为代表的能源进口快速增长。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环境与发展——机遇、挑战与战略转型

潘家华(1) 郑 艳(2) 伞 锋(3)

前 言

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环境与发展的战略转型期,中国政府开始统筹考虑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这一战略转型具有两大鲜明的特征:首先,环境议题已居于国家议事日程的中心位置,环境保护开始进入国家发展的主流;其次,经济和社会政策开始以务实的方式融入环境考虑。战略转型期的到来有其历史必然性,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环境与经济、环境与社会、环境与政治关系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全球化使得贸易与投资活动不断超越了国家地域的疆界,在资金、产品、技术、劳动力实现全球流动并创造出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资源消耗与污染扩散也延伸到全球范围。研究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同时正视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可能给自身及全球带来的发展机遇及不利影响,能够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到中国所处的地位,认清未来发展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问题,从而选择一条更加有利于长远发展的战略道路。

一、全球化给中国环境与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一)国际贸易对中国环境与发展的影响

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进一步融合。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货物贸易出口国和进口国,不仅是全球制造业产品的一个主要供给者,而且也是许多国家产品的重要市场。国际贸易对中国环境与发展的影响较为复杂,但总体看,包括环境改善效应和环境负效应两个大的方面。环境改善效应是指通过发展对外贸易,使中国可以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进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与此同时,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提高中国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治理水平,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境负效应包括生产量的增加给资源与环境带来更大的压力,以及由于国内消费水平的提高和运输量的增长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等。

1.国际贸易的环境改善效应

国际贸易扩大了资源的配置范围,使生产和消费活动能够超出中国自然资源的供给范围和环境的承载容量。国际贸易使中国可以通过进口他国资源和生态服务来解决国内短缺资源的供给问题,进而可以利用本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进行生产和出口,促进经济的发展。从总体上看,由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国际贸易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主要表现在改进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促进了规模化经营和专业化生产,缓解了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

第一,通过进口原材料和能源,缓解了中国资源短缺和能源供求失衡的矛盾。由于对资源和能源需求的日益扩大,中国进口原材料和能源的数量迅速增加,成为全球原材料和能源重要的进口国。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交通运输行业的飞速发展导致了以石油需求为代表的能源进口快速增长。中国从1993年起由石油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1996年成为原油净进口国,2006年净进口原油1.48亿吨。2001~2006年,中国石油进口量增长了122.4%,年平均增长17.3%。除了资源和能源的直接进口,借助贸易可以实现资源的间接进口。1996~2001年间通过粮食进口中国相当于节省了1860亿m3水资源(马涛,陈家宽,2006)。由于符合水资源利用的比较优势,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粮食贸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内水资源紧缺状况,并提高全球水资源利用效率。

第二,通过进口废弃物资源,减少了直接进口的资源数量。近年来由于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中国废弃物进口增长较快,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废弃物进口国。由于发达国家废弃物处置的成本非常高,而中国的处置成本较为低廉,因此中国在废旧资源的贸易中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对中国而言,通过回收和再利用那些毒害较小、资源含量较高的国外废旧资源,如进口废钢铁、废纸、旧木材、淘汰下来的机电产品等,相对于开采矿产品和其他自然资源来说,废旧资源的重新利用可以提高冶炼和加工效率,既减少对资源的大量消耗,也减少了直接进口的资源数量。例如,2006年,中国进口废钢铁418.8万吨,相当于当年1851万吨进口钢材的1/5以上;进口废纸1962万吨,相当于当年796万吨进口纸浆的两倍多。

第三,通过对外贸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提高了国内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了环境治理水平。通过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污染治理技术,可以使中国获得更加环保的产品,采用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更便利地获得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减少污染物排放。近些年来,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此外也已成为全球高技术产品的重要进口国,其进口额甚至超过了能源等国内短缺资源性产品的进口。例如,2005年中国进口计算机芯片810亿美元,是当年原油进口额的1.6倍。在目前发达国家的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治理水平明显高于中国的情况下,通过开展技术贸易和货物贸易,直接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既可以使中国国内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明显提高,也可以迅速提升中国的环境治理水平。

2.国际贸易的环境负效应

随着中国对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中国在向全球输出大量制造业产品,成为全球重要加工基地的同时,全球资源消耗越来越向中国集中,环境污染也呈进一步加剧的趋势。事实上,中国在迅速积累货物贸易顺差的同时,也在迅速积累环境贸易逆差。然而,由于目前中国对贸易收支的统计主要以价值量来度量,忽略了货物贸易背后隐藏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成本,这就需要计算货物贸易大规模流入和流出背后所隐含的能源的变化,即内涵能源问题,以及随之产生的环境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问题。

国际贸易对中国环境的负面环境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货物贸易的大量出口,特别是一些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环境和资源的压力,加速了一些地区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的退化。二是由于近些年来中国废弃物资源进口总量不断增长,特别是非法废弃物进口屡禁不止,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全世界数量惊人的电子垃圾中,有80%出口亚洲,其中又有90%进入中国。三是中国进口产品中有许多奢侈品,例如进口大排量豪华轿车等奢侈消费品,会带来三个方面的负面效应:①耗油量大,消耗资源多,污染严重;②耗资大,需要耗费大量资金购买,机会成本高,使得投入环境改善的资金减少;③进口奢侈品的消费诱导促成社会对奢侈消费方式的仿效,客观上加剧了国内环境压力。

近些年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使得中国付出了很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了45倍,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由1980年的第26位,上升到2005年的第3位。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总量巨大且连续多年出现顺差。过大的贸易顺差不仅造成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引发贸易争端,而且中国还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首先,由于中国国内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过低,以及环境污染物没有真正计入企业成本,导致资源性产品过度供给,相应地刺激了下游重化工业的过度投资,并且导致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密集型产品大量出口。这相当于用中国的资源和原材料去补贴国外消费者,同时把大量污染物留在国内,造成中国居民福利的净损失。例如,通过对1999~2004年中国纺织行业出口商品的环境影响评估发现,纺织行业出口规模扩大的同时,污染物总量和能源消耗也呈相应的增加趋势。其次,对废弃物贸易的研究发现,许多进口废物在中国处理后,提炼的一些可回收金属,通过中间商又运回到一些发达国家,没有起到补充国内资源需求不足的目的,而仅仅是以污染环境、消耗能源和资源来赚取微薄利润。

内涵能源的净出口,揭示出中国资源、环境问题的实质。尽管中国不断推提升外贸进出口结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仍处于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产品供应链中的低端,表现为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单位出口贸易额的资源能源消耗较高。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内涵能源的净出口国。据测算,从2001年到2006年,中国净出口内涵能源从2.1亿吨标煤增长到6.3亿吨标煤,其中,2002年中国内涵能源净出口总量大约是2.4亿吨标煤,占当年一次能源消费的16%。从部门分析来看,加工出口能源密集型产品大量消耗了国内的原材料,对国内能源和环境影响较大。由于能源消耗会造成大量的污染物和碳排放,内涵能源的净出口意味着中国国内污染物和排放的相应增加。根据研究,2004年中国出口内涵能源折合4.62亿吨,进口的内涵能源折合1.40亿吨碳,相当于净增国内碳排放3.22亿吨。据英国Tyndall中心的研究结果,2004年中国净出口内涵能源带来的隐含排放是11.09亿吨CO2(折合3.02亿吨碳),占中国当年总排放的23% (潘家华、陈迎等,2007)。通过贸易和环境的平衡核算还发现,中国“十五”期间(2001~2005年)SO2的排放量中,每年通过对外贸易造成的SO2逆差约为150万吨,占中国每年SO2排放总量的近6%。发达国家通过从中国进口商品替代本国生产,实际上减少了自身的能源需求和排放,是主要的受益方。尤其是美国,占2002年中国净出口内涵能源总量的31%,其次是日本和欧盟等国。可见,内涵能源的研究较好地印证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作为“世界工厂”的独特地位的环境影响,揭示了近年来中国能源消耗、主要污染物和CO2排放的快速增长,不仅是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膨胀的结果,而且也是国外市场的消费需求拉动所导致的货物出口迅速增加的结果。

综上所述,对于中国而言,只考虑贸易的财富积累效应是不全面的,还应同时考虑国际贸易迅速增长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贸易发展方式的优化。

(二)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与发展的影响

中国利用境外直接投资额长期居发展中国家首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FDI )的重要流入地之一。2005年中国引进FDI总额为724亿美元,是全球第三大FDI接受国,占发展中国家引进FDI的22%,居发展中国家首位。目前,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超过190个,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近450家在华投资。FDI对中国环境与发展的影响既有贡献,也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

1. FDI对中国环境与发展的贡献

FDI对中国环境与发展的贡献首先表现在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在提高中国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也提高了治理环境污染的能力。FDI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加快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推动了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的60%左右),同时也促进了劳动力在地区和产业间的转移流动,改善了中国劳动力的素质结构。尤其是1990年以来,在中国利用外资政策的引导下,许多跨国企业在对中国增加投资的同时还伴随着大量的研究开发和技术转让活动。对于相关行业而言,这种技术转让带来的“溢出效应”不但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产品和设备,而且还提高了国内企业的管理水平。从地区分布看,东部沿海是外商投资的密集区。外资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集中促进了这一地区产业集聚水平的发展,并发挥示范辐射效应,刺激中西部劳动力的转移及其技能提升。此外,由于许多大型跨国公司注重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社会责任,投资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污染防治技术、环境管理思想和方法,积极开展清洁生产,在中国环境保护领域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许多国际企业看到了中国在发展环保产业和环保技术方面的巨大市场机会,因此积极推进环保产业和技术设备落户中国。

2. FDI对中国环境与发展的负面影响

随着FDI流入规模的迅速增长,对中国环境与发展的不利影响已经显现。首先,外资企业的大规模出口,导致近年来贸易顺差大幅上升,国际收支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其次,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导致外资对内资形成“挤出效应” ,抑制内资企业的发展壮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经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中国民族品牌也屡屡受到跨国公司品牌的打压。第三,由于中国引资政策的缺陷和引资结构的不平衡,外资加剧了中国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企业结构的不平衡。近年来,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中制造业一般占70%左右,农业和服务业的比重不高。在区域分布中,85%的FDI都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只有15%,使得中西部地区在分享FDI带来的资金技术优势方面处于弱势(CCICED,2007)。值得注意的是,FDI所选用的技术虽然高于国内一般水平,但远非国际先进水平,资源效率和环境绩效低于发达国家本土的先进技术。由于这些技术投入的锁定效应,不可能立即采用更先进的技术,从而推延中国产业的技术升级和创新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和中国引入FDI规模的不断扩大,FDI对中国资源和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在增大。资料表明,外商投资企业正在向资源消耗型、污染密集型产业集中。1995年投资于污染密集产业的外商占外商投资企业数的30%左右,到2005年,这一数字上升为84.19%,其中,化工、石化、皮革、印染、电镀、杀虫剂、造纸、采矿和冶金橡胶塑料、建筑材料和制药等高污染行业和高耗能行业都成为外商投资的重要方向。与此相比,外资对环境保护能够发挥更为直接作用的环保产业的投资额却不到1亿美元,所占比例不到0.2%。由于东部地区环境标准逐渐提高,受到中西部开发战略的推动,外资很可能在西部发展采掘业和制造业,并转移东部地区落后的、被淘汰的行业,最终结果可能是向中西部地区进行变相的“污染转移” 。

二、中国发展模式转型对全球环境与发展的影响

(一)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的影响

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于全球环境与发展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不利的影响。一方面,全球化创造了一个中国与世界共赢的平台。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增强自身综合国力的同时,也对世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然,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能源和资源的大量需求,不但对本国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压力,而且对于全球环境和发展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中国经济和贸易增长对全球的贡献

从全球范围来看,通过发展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可以使中国更好地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对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也做出积极的贡献。第一,这种影响表现在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长的新的发动机。据世界银行测算,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3%,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29%。第二,通过带动全球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初级产品出口国地位上升,一些发展中国家因此而受益。受益于中国对石油和原材料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国际市场价格的高涨,一些发展中国家因此而改善了国际收支状况,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第三,提高了全球资源配置效率,为国际市场提供了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促进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抑制了通货膨胀。例如,欧盟在中国“入世”之后的5年间,不但大大受益于对中国的投资,而且从中国的进口增长了1倍,低廉的商品还有助于其抑制通胀和利率上升。第四,随着中国对外投资的迅速增长,中国政府和企业通过援助项目协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大量的基础设施,进行人员培训和技术转移,促进了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此外,通过贸易和投资活动,中国还促进了对一些全球废旧资源的回收利用,不仅缓解了国内资源不足的状况,也使得全球资源得以有效配置和利用。

2.中国日益增长的发展需求对全球环境与发展的压力

中国经济发展在对全球发展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对全球资源和环境造成一定的压力。这种压力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由于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以及巨大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对全球资源和环境形成较大的压力。这其中除了对石油和原材料的巨大需求外,受制于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消耗引起了CO2排放的迅速增长,对全球气候变化也产生一定的影响。1973~2004年,中国CO2排放在全球排放总量中的比重从5.7%上升到17.9%。2004年中国GDP约占世界的5%,然而,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1994~2004年中国能源消耗占全球新增消耗量的30%,其中煤炭占59%,石油占到28%,钢的消耗占全球新增消耗量将近一半以上(CCICED,2007)。其次,中国在获取外部资源、开拓国外市场的过程中,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受技术因素的制约和经验不足,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环境状况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这些问题本质上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既是由于中国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引起的,同时也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国际市场需求推动的结果,最终也会在发展中得到解决。

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是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从全球气候变化的视角看,如何协调好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与全球气候变化之间的矛盾,关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发展空间。由于基本需求尚未得到满足,中国碳排放还将继续增加。而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都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考虑到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所带来的发展需求,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给全球其他国家带来的经济利益,如何公平地分享全球气候资源,又不威胁到全球环境安全,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项共同课题。

(二)中国未来发展模式选择对全球的影响

从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的历程看,先行工业化国家的能耗强度曲线基本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形走势,并与产业结构的阶段性演进呈现很强的对应关系。目前中国总体上处于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阶段,也就是能耗强度和污染物排放总量迅速上升时期。从统计数据看,2006年中国能源消耗强度和单位GDP污染物排放开始出现拐点。其中,从2006年下半年到2007年上半年,中国单位GDP能源消耗强度已经连续4个季度出现下降,SO2的排放总量也已经下降,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增幅明显减小。预计到2010年左右,中国高能耗、高污染的原材料产业的发展速度将会趋于稳定,而附加价值较高的高加工度的制造业将成为工业增长的主导。然而,由于中国巨大的工业规模,将导致能源消费和CO2排放总量继续增加,在全球大气环境容量有限、气候变化的影响明显显现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进一步做好节能减排工作。

不同的工业化模式将对能源和环境产生不同的影响。从总体上看,中国所走的是压缩式的工业化道路,即在工业化的进程上与先行工业化国家相比明显缩短,但是在短时间内的能源和资源消耗强度明显上升。由于众多的人口和巨大的经济规模,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所消耗的能源和资源总量将是巨大的。此外,中国工业化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中国深层次参与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的,中国的资源问题既要在全球范围内解决,又要考虑由此可能对全球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这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必须妥善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与传统的工业化模式相区别,中国政府确定了新型工业化道路。所谓新型工业化就是建立在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基础之上的工业化,既体现传统工业化的部分特征,同时也跟踪和利用世界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顺应先行工业化国家产业发展的基本趋势,使现代服务业也获得较快的发展。

依据经济发展模式与能源消费、污染物排放的关系,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可以有三种情景。一是新型工业化实现程度较高,能够实现各阶段节能减排目标的新型工业化模式;二是仍然采取传统工业化方式,高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传统工业化模式;三是新型工业化实现程度不高,没能达到各阶段节能减排目标的中间模式。三种不同情景下能源和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差别较大。综合考虑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能源和环境可承载能力以及对世界的影响,应该尽量争取实现新型工业化模式,着力避免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出现。

三、实现环境与发展战略转型的政策建议

2006年,温家宝在全国环保大会上提出要实现“三个转变” ,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正式提出要建立“生态文明” 。这些政策导向预示着中国政府在处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进入了一个战略转型的新阶段。把握好这一历史机遇,能够改善经济发展的内在质量、促进社会和谐,迈向环境友好型社会。国际经验表明,实现发展战略转型至少需要15年的时间,并需要技术、政策、企业行为、社会意识等多方面的支持。因此,未来15~20年将是中国构建环境与发展战略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面对日益全球化的国际环境,迫切需要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开始。具体建议如下:

(一)转变贸易增长方式,调整贸易和资源环境的关系

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与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是密切相关的。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能源、原材料,以及部分投资品和高技术产品的重要进口国,全球轻纺产品和机电产品,以及重工业原材料和设备的净出口国。为扭转中国的贸易顺差与环境逆差同时存在的局面,既需要调整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出口结构,也需要转变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的粗放型贸易增长方式。可以采取的措施有:①利用贸易顺差,进口高内涵能源的产品和技术,缩小产品贸易不平衡和由内涵能源净出口增长所导致的不平衡问题。②加快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使贸易增长由主要依靠价格竞争、数量扩张及片面追求速度转向提高质量、效益和优化结构的方向上来,在减少中国贸易价值量顺差的同时,也减少资源环境逆差。③优化加工贸易的区域结构布局,在促进东部地区加工贸易升级的同时,积极利用中西部地区丰富的人力资源,引入环境友好型的加工贸易。扩大服务贸易的出口,增强中国服务贸易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装备,促进中国的节能减排工作,改善国内环境质量。④逐步建立和完善以绿色产品、技术、服务为主导的投资贸易政策体系。加强国际履约和国内的政策法律监管,遏制有毒废弃物等非法交易。

(二)加强对跨国企业及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管理,提高企业的环境责任意识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作为后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可以利用FDI,引进先行工业化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经营理念、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与独立自主的创新相结合,突破资源和技术约束。与此同时,为了突破自身的资源约束和环境容量限制对中国工业化的制约,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海外投资活动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在此过程中,还需加强监管,避免企业投资活动带来的负面环境效应。①通过制度化约束加强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社会责任,提高投资的环境和技术标准,树立绿色投资理念。②制定外商投资产业的政策目录,实行FDI分类指导政策,依据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准、污染性大小及投资地区(东、中、西)的环境容量,分别实行禁止性、限定性或允许性的市场准入政策。③鼓励国内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合资等国际合作方式获取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环境友好技术,增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长期竞争力。

(三)加强中国在双边和多边环境合作中的参与,促进中国环境战略成功转型

中国的资源开发利用对世界环境不可避免地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解决好中国的环境和发展问题,既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对全球环境的重大贡献。对于中国政府而言,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国际对话与合作,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同时在构建全球环境制度的过程中积极维护自身的利益。①深入推进各项国际环境公约的履行,积极参与各项履约活动,学习国际上先进的履约经验,建立完善相关的履约机制、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框架,利用公约机制保护我国的资源和环境利益。②积极参与全球环境制度构建,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维护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树立积极负责任的国际形象,承担力所能及的国际义务;探索技术合作等新的南北合作方式,切实有效地开展南南合作。③增强决策者和社会公众的环境意识,提高国内相关政策法规的环境标准,规范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的市场行为,从生产与消费两个侧面全方位强化环境治理。

参考文献

1.马涛、陈家宽:《虚拟水贸易在解决中国和全球水危机中的作用》[J],《生态经济》2006(11):22-26。

2.潘家华、陈迎、谢来辉等:《中国外贸进出口产品的内涵能源及其政策含义研究》见:《气候变化国际制度:中国热点议题研究》[R],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年。

3.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 )专题研究课题组:《环境与发展战略转型:全球经验与中国对策》,《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07年年会专题政策研究报告》[R],2007年11月。

【注释】

(1)潘家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2)郑艳,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

(3)伞锋,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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