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外交战略转型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外交战略转型，是基于对后冷战时期的时代主题、国际局势的特点、大国关系的趋势的认知而作出的决策。

一、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两大主题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这是邓小平同志作出的判断。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面临西方国家联合施加压力和制裁的威胁，世界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折。怎样重新认识时代主题？是否要改变原来的判断？如何在外交上应对？这是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紧迫而重大的现实问题。这时，在对时代特征的判断上，开始出现争议。1989年9月8日，陈云与李瑞环谈话时说：“今天同你谈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是不是过时了？我看，没有过时。”^[14]“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15]在学术界，批判帝国主义的文章开始增加。苏联解体也在中共党内产生了不小的震动。在苏联解体过程中，中共党内进行了一场关于如何吸取苏联和东欧的教训，防止“和平演变”的讨论。在这场讨论中出现了要把防止和平演变置于优先地位的观点，有人甚至主张再同苏联搞一场意识形态辩论。但这种观点和主张未被采纳。邓小平确定的方针是，无论苏联内部发生什么变化，都要稳定中苏关系，不在意识形态上搞公开争论。^[16]邓小平反复强调，要保持稳定和坚持改革开放，并及时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藏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对外关系的指导方针。他指出，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关系；我们要保持警惕，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朋友要交、心中有数；要韬光养晦，埋头苦干，不扛大旗不当头，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经济建设，不要耽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是无足轻重，是能够并且应该有所作为的。^[17]

江泽民出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后重申，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没有变，外交工作的基本任务和根本目标是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我国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原则不变。^[18]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强调：“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世界的发展也决不能长期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国际形势的剧变和动荡促使世界人民进一步觉醒。具有共同历史遭遇的发展中国家维护独立主权、团结合作的趋势正在加强。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19]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继续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20]。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依然强调：“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21]

可见，在冷战结束后，尽管先后发生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美国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等重大国际事件，但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强调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在相当长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可以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对国际形势特点的判断，坚持两点论：一方面，江泽民强调指出：“机遇大于挑战，希望多于困难，是国际形势的一个基本特点。我们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把握机遇，急起直追，加快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求全党同志清醒地看到，天下仍很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并有新的表现，国际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必须保持高度警惕”。^[22]

二、冷战后新国际格局的形成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

国际格局是指国际舞台上各种力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结构状态，或者说是在一定时期内国际舞台上各种力量之间对比关系的结构状态。国际格局的发展变化，对国际事务的发展和各个具体力量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制约作用。尽管国际格局的通常形态主要是单极、两极和多极，但在这三种典型格局之间还有很多过渡形态的格局。对于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基本性质和特点，党的十四大报告认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23]党的十六大报告认为：“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24]

两极格局已经解体，各种力量重新分配，世界朝多极化方向发展，新的格局的形成将是长期、复杂的过程。这一表述从历史经验的角度说明单极格局的不稳定性；从国际政治的现实出发，强调了目前国际格局的过渡性和变化性，以及当前国际力量调整的不确定性；同时也有主观上制约美国单极统治世界战略的思想。但这种表述仅仅强调了目前处于新旧格局的过渡期，而对过渡期的格局状态并未进行更多分析。有学者认为，冷战后国际力量对比结构就是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和其他几个强国之间形成的“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即单极多元的世界格局。单极就是唯一的世界性大国，多元则是若干地区性大国。这一格局自冷战结束开始形成，可能要持续数十年时间，实际上已经具备了某种程度的相对稳定性。这种单极多元格局既带有单极化的倾向，又具有多极化的趋势，具有明显的两重性。^[25]

一方面，在冷战后的国际格局中美国的确占据着优势地位。冷战后，随着苏联解体，两个超级大国只剩下美国一家，美国拥有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综合国力。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实力，还是文化和外交影响都具有明显的优势。美国的利益目标遍布全世界，不仅如此，美国正利用自己在格局中的有利地位，企图强化和固定国际格局的单极倾向，实现单极领导世界的战略图谋。因此，美国单极领导世界的图谋正严重阻碍国际政治多极化的发展趋势。

另一方面，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则是一种强大的发展趋势。从国际关系的历史和国际政治的理论来分析，单极格局是一种不完全和不稳定的格局状态，特别是在国际关系中的相互依存日益发展的今天，单极格局的稳定性受到各种力量的挑战。冷战结束后，尽管美国的综合国力居世界的首位，但与战后初期相比，它领先于其他强国的优势已经大大缩小，以至于在干涉世界的霸权行动中已经难以单独行动，而不得不依赖于盟国在物质上和其他方面的支持。美国人自己也承认对盟国的影响力和对国际事务的控制力开始减弱。单极霸权是对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否定，最终是不得人心的，任何一个可能的大国都不愿意接受单极统治世界的安排。美国与其盟国在一系列国际政治的重大问题上也存在着矛盾，在北约内部，欧洲国家提出的所谓“欧洲支柱”也是对“美国支柱”和美国单极霸权的制约和平衡。当前各大力量的分化组合还在发展变化之中，中国、俄罗斯和法国等提出了推动国际政治多极化的主张，各种形式的大国伙伴关系正在建立和调整之中，各种力量的消长变化也正在发展之中，国际格局的多极化是客观存在的发展趋势。当然，多极化并不等于多极，多极是对格局状态的描述，而多极化则是对格局发展方向和趋势的反映。多极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的过程因此也具有过渡性的特点：

争夺主导权是国际关系中矛盾斗争的焦点。两极格局的瓦解给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为了在未来世界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彼此之间的竞争与斗争是在所难免的。就冷战结束以来的情况来看，这个矛盾在全球层面上表现为“单极”与“多极”的斗争；在地区层面上表现为一些企图利用国际关系调整的时机谋求对地区事务的垄断权或支配权的地区性大国，同力求维护地区力量平衡与稳定的多数国家的矛盾。

经济与科技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中的重要因素，但军事与安全因素的地位依然重要，国家竞争是全方位的。在冷战时期，美苏为争夺世界霸权而大搞军备竞赛，结果导致两个超级大国“一死一伤”。冷战的结束使军事优先原则受到了质疑，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与作用明显上升。这是冷战后出现的一个新特点，而且在冷战结束后的初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当然，在未来对世界主导权的争夺中，军事安全仍然是影响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归根结底，20世纪90年代国际格局的特征就是过渡性和两重性，新旧因素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未来多极格局的形成将是两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敌”与“友”的界限模糊不清，阵线既不分明也不稳定，过去阵线分明的敌友关系正日益为各种类型的合作伙伴关系所代替。冷战时期美苏对抗、东西对峙，存在着明显的阵营和敌友关系，而在冷战后的过渡时期情况要复杂得多。冷战之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发展，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不同国家的利益互相渗透、交融，这使得传统的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敌友”标准失去了效用。因此，尽量化敌为友，建立广泛的联系与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已成为冷战后世界各国的共识。同时，与对手也有合作，甚至是战略上的合作；与朋友也有矛盾和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间关系将是合作、竞争和冲突的混合体。国家之间无法简单地划分为“敌”与“友”，而更多地表现为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的复杂关系。

正是考虑到冷战后国际格局的上述特点，江泽民提出：“多极化格局总体上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但最终形成将经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我们应该积极推动它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发展有利也有弊，既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又要对可能遇到的风险保持清醒认识，坚持独立自主，加强防范工作，以切实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更好地发展壮大自己。”^[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