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大国化政治诉求的战略性外交与价值观外交

从根本上来说，国家对外目标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各国为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所做的选择。随着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到来，日本从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强化21世纪日本国际战略的定位及对外战略诉求。

在当代日本政治“总体保守化”的形势下，在对外关系方面，以摆脱“战后体制”、承担“国际责任”、“价值观外交”等方式追求日本国家对外目标，力求实现与日本经济实力相对应的政治大国地位。中曾根康弘在《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一书中提出，“作为国家的长远目标，应该追求实现自我。这是以更为理想的方式生存，实现独立，维护安全和追求基于国际责任意识的自我实现。日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若日本没有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实现自我应明确国际责任，就不能在国际上实现自身的安全、独立和生存”。基于上述思路就会涉及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评判与展望、安保战略及危机管理体制、强化日美同盟和开展亚太地区外交等区域性构想等一系列课题。^[26]其中，将“国际责任”作为日本“自身的安全、独立和生存”的要件，反思“吉田主义”，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提出了确立未来日本国家战略或基本构想，明确了21世纪日本外交战略的长远目标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2002年的《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新时代、新视野、新外交》明确指出，战略的基础是国家利益，日本必须基于国家利益制定长远战略。“今后开展日本外交，有必要制定作为国家应有的明确的战略。”该战略报告提出所谓“开放的国家利益”。其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维护日本的和平与安全；第二，维护自由贸易体系；第三，维护自由、民主主义、人权等价值以及推动国际人际文化交往；第四，积极推动以学术、文化和教育为主的国际民间的交流。^[27]可以说，这些内容不仅反映出日本渴望参与国际事务，确立与其世界经济大国地位相符的政治大国地位，还表现出刻意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对外战略理念。虽然该战略报告指出，只顾本国的狭隘国家利益必然导致与他国的对立，只有与他国的国家利益长久共存的才是真正的国家利益，但其中的“价值观理念”势必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形成对立与摩擦。这虽然是一个智库报告，但已经提出了国家利益的问题，明确提到日本应基于国家利益制定外交战略。事实证明，日本这样的“国家利益”已经成为21世纪初日本追求对外战略目标的指导思想，并贯彻于日本的外交战略之中。在2005年出台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现状、背景与日本国家战略》的智库报告书中，再次强调和确认了日本的“国家利益”，特别是突出了“维护日本的和平与安全”和“维护自由、民主主义、人权等价值”两大“国益”要件，表明日本树立对外战略目标的同时，进一步确认了其坚持“价值观”取向的外交方针。该报告对于日本对外战略侧重点主要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在安全保障方面，要在拓展日本防卫能力的同时，通过以日美同盟为主导的国际合作，向改善国际安全保障环境的方向发展；二是在日本周边推动和平繁荣、自由与民主价值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东亚共同体”的战略构想。^[28]可以说，冷战后日本对外战略原则是突出强调“国家利益”，对外战略的侧重点是以日美同盟为主导的安全保障机制和战略性亚洲外交。

进入21世纪后，从国家战略原则、战略重点及国家利益出发，以政治、外交及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重要法体变动为象征，摆脱战后体制，以“正常国家”为诉求，实质谋求全面大国化已经成为日本各派政治势力的战略共识。这样的战略共识外化为强化日美同盟、联合国外交、亚洲外交等战略重点，并以“战略性外交”和价值观外交的形式加以落实。

第一，追求“对等”的对美外交。日本历来把能否维护日美安保体制视为日本外交成败的关键。日本强调“日美同盟是亚洲和平与繁荣的基础”，并将之定位为“亚太地区的稳定装置”。日本的“正常国家化”与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利益交汇点，是日美同盟强化的原动力。21世纪初，日美同盟已经演化成为美国全球战略和日本大国化战略相结合的产物。

21世纪初期，美日基于各自的安全战略需要，进一步扩大日美同盟的发展空间。美国发生“9·11”事件后，日本制定《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一系列新的法案以配合美国“反恐”，进一步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2003年7月，日本国会通过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的《伊拉克复兴特别措施法案》。这是日本应美国要求首次向战斗发生区出兵，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在海外派兵问题上的重大突破，也是日美同盟关系的重大突破。2004年2月，日美通过签署新的《日美相互提供物资劳务协定》进一步扩大了日本后勤支援的范围。3月，日本内阁又出台“有事立法”相关联的《支援美军法案》《国民保护法案》等7项法案，“日美同盟全球化”趋势日渐明朗。2005年10月，“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2+2会议）发表了《美日同盟：为了未来的改革与重组》中期报告，提出了美日军事一体化的具体措施。2009年5月，“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制定一份共享系统运用情报的里程表，鲜明地反映出将加强日美同盟和扩大自卫队的作用。2015年4月，“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重新修订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其中规定日美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可以说，“9·11事件”以来，日本加快“借船出海”的步伐，积极构建日美对外干预型军事体系，借助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不断扩大日本在该地区安全秩序建构中的作用。

第二，旨在主导地区事务的战略性外交。日本通过改善亚洲外交，就东亚经济一体化、地区安全和国际问题与亚洲国家进行多边战略对话，提升日本在亚洲事务中的发言权和主导权。同时，日本力图建立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联盟，增强在东亚地区的支配力。关于重视亚洲外交的战略意义，中曾根康弘在《日本21世纪的国家战略》中明确指出：“9·11”事件后，“关于外交问题，亚洲外交非常重要，应当以《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为基础，构筑东亚的多边安全保障和经济合作机制”。^[29]日本的亚洲外交战略的核心内容是开展多边安全对话。同时，日本还希望通过发展多边安全对话来减轻对美依赖程度。^[30]

安倍晋三在2006年曾提出“战略性亚洲外交”的外交方针。“战略性亚洲外交”的具体内容是探讨创设有关机构和交流基金以在环境等领域推进日中共同研究，还提到“扩大接收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各国的留学生”“加速缔结经济伙伴协定（EPA）的磋商”等内容。^[31]但日本在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日益借助于“价值观外交”的力量。麻生太郎曾在日本第166届国会上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外交方针，表示：“现在，在位于欧亚大陆外圈形成弧形的地带，分布着沿自由、民主主义的道路前进的国家，或现在将要起步走这样道路的诸多国家。在这里，我国想扩大自由之环”^[32]。其目的在于联合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组成“排他性”战略联盟，共同对付所谓“异己势力”。在地区经济合作方面，小泉首相于2002年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其后自民党历任政府主张以“10+6”模式削弱中国的影响力，争夺东亚合作的主导权。民主党的鸠山由纪夫出任首相后，重提东亚共同体的构想，但菅直人上台后缄口不提东亚共同体，反而加入以美国为主体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33]安倍晋三2012年年底再次上台后也将TPP谈判作为日本经济增长战略之一。

第三，着眼“遏制”的对华外交。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既期望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受益，又担心中国与其争夺地区主导权，认为中国未来有可能在军事上对日构成威胁。因而日本对华战略具有“不确定性”。^[34]日本这样的对华矛盾心态，导致日本对华政策保持两手准备。为了改变小泉当政期间日中关系的“经热政冷”局面，安倍内阁提议发展日中战略互惠关系，这体现了安倍内阁务实的一面；但在外交上采取的“价值观外交”，表现出中日关系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福田出任首相后明确表示，要继续推动日中战略对话与合作，巩固和加深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并与中国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但是，日本政府对华政策是从日本国家利益出发的，并以价值观外交遏制中国，这就决定了日本对华政策的摇摆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2005年2月日美在举行“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后发表共同声明，确定了12项关于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首次将所谓“鼓励和平解决有关台湾海峡的问题”列为日美共同战略目标之一，大有插手中国内部事务的意图。2009年5月1日召开的“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并发表联合声明，强调“针对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提高的中国，双方在敦促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国际‘利益相关者’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求其提高军事透明度”^[35]。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南小岛和北小岛，实施所谓“国有化”，中日关系再次陷入屡屡恶化的怪圈。麻生太郎曾表示，发展中日关系的所谓“友好”只是获取利益的手段而已。这已经明确表达了日本对华战略的本质。未来10年，日本决策者对华政策理念仍然具有或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