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全球化

任何大国的存在，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愿意通过协调地区间的矛盾来追求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而这个公共利益在更小的国家不能实现。

任何经济的发展，任何国家的富强，其最主要的（即使不是唯一的）表现就是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而在人均收入提高的同时，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从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过渡，这样的趋势不可阻挡。

基本的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经济总量的增长来源于劳动力增长、资本积累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当中国经济维持了30多年高速增长之后，人口红利即将结束，劳动供给数量的增长将放缓，同时，曾经较高的储蓄率也可能下降，从而降低投资率，即使中国能够维持过去生产效率的提升速度，中国经济也完全可能进入增长速度下滑的时期（Perkins and Rawski，2008）。从生活水平的提升来看，人均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比总量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更为重要。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来看，要实现人均收入意义上的持续增长，技术进步和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是关键。本书不讨论技术进步问题，而将强调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和发展中大国的特征。在这样一个国家，通过调整户籍、土地等制度，可以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和地区间进行更有效的配置，这种结构调整将可能大幅度地提升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对经济的持续增长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区域经济布局仍然笼罩在浓重的封闭经济和农业文明色彩之下。在农业占有重要比重的封闭经济中，决定中国区域经济布局的关键因素是不可移动的土地。在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时，地理相对不重要。与农业文明不同的是，现代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资本，当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时，资本和生产活动有集中于大城市附近的趋势，地理变成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在最近一轮的全球化冲击之下，中国经济重新加入到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中去，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均从属于这个全球化进程，而国际贸易的主流方式是海运，这时，对于区域经济发展而言，是否靠近港口就显得尤其重要。

如果跨地区的资源再配置成为影响人均收入水平的因素，那么，需要严肃对待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是否采取了适当的制度和政策来促进生产要素的跨地区再配置，公共利益是否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现。在当代中国，经济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始终是影响资源在城乡和地区间配置的重要因素。当地方政府最大化本地的税收，并且面对来自上级政府的经济增长和招商引资考核时，每个地方都有激励发展自己的第二产业和服务业，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增加本地经济规模的主要手段就是争取来自上级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建设用地指标。在中央政府那里，由于简单地将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理解为经济资源的均匀分布，而把政策重点放在了给欠发达地区更多的资源上，较为轻视促进劳动力流动对于经济协调且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意义。在人口流入地，由于地方政府主要面对的是当地居民的利益诉求，因此，当出现大规模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时，当地政府有激励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控制外来人口成为本地永久居民，形成了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随着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地理和规模经济变得越来越重要，分权体制及其派生出的城乡和地区间分割限制了生产要素向生产率更高的地区配置，妨碍了规模经济效应的发挥，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也越来越强。

这本书主要以城市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分析单位，研究地理与政治对于城市体系的影响。本书的基本分析视角是“空间政治经济学”，这是空间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结合。在空间经济学的意义上，我们强调资源在城乡和地区之间的有效配置对于发展中大国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意义。而本书在使用“政治”一词时，意指“政治经济学”，强调的是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市场分割。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对于当代中国经济增长，地理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都是重要的决定因素，而阻碍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和地区间再配置的政治因素却可能导致效率和平等两个目标兼失。因此，为了追求作为一个大国的公共利益，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中国必须突破政治因素对于生产要素在城乡和区域间再配置的阻碍，通过城市体系的优化来提高经济的集聚度，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