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外交与新外交的兴起，外交一词在英文中始于1787年

一、外交与新外交的兴起

外交是一项古老的政治行为，有了国家，就产生了外交。关于外交定义却众说纷纭。在中国，外交一词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1]。在西方，外交行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城邦时期，那时城邦经常派遣外交代表，办理交涉、签订条约、仲裁争端、或者处理其他事务。但是外交一词，即deplomacy，却是近代以来才出现的，现代外交开始于18世纪以后的欧洲。有关外交的早期著作都是用法文和拉丁文写成的，根据萨道义所言，外交一词在英文中始于1787年，比中国晚两千多年^[2]。

尽管各方对外交有不同的理解，但基本上还是把外交看作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政府的官方对外行为，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而由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出面开展的对外交往行为，“是国家为实行其对外政策，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外交代表机关等进行的诸如访问、谈判、交涉、发出外交文件、缔结条约、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对外活动。外交是国家实现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3]除了国家之外，其他行为体均无外交权。为了进行外交，近代以来世界各国普遍设立了专门的外交机关或者派到外国的外交代表机构，如大使馆、公使馆、代办处等等，从事经常性的外交活动。

现代外交在西方正式产生于15世纪的意大利诸共和国，第一个常驻公使团是1455年米兰公爵弗朗西斯科·斯弗扎在热那亚建立的，到18世纪现代外交制度正式确立。现代外交基本上是欧洲人特别是欧洲大陆国家创造的，以法国为代表，由红衣主教黎赛留首创，直到1919年变革以前的300年中被欧洲各国普遍采纳。著名外交学家尼克尔森将其基本特点归结为：（1）在观念上把欧洲看作是国际政治的中心；（2）在思想上认为组成欧洲协同体的大国比小国具有更大的重要性，也负有更大的责任；（3）各国都拥有一支训练有素、具有共同职业行为准则的外交人员队伍；（4）都认为外交谈判必须始终都是旨在达到一定结果的过程，而不是一种插曲，谈判的每个阶段都必须保密^[4]。简要地说，当时的外交主要是一种秘密外交，被看作是外交官们的职业事务，仅仅一些熟悉内情的政治家了解，社会大众并不清楚本国的外交政策如何制定、外交政策的具体内容以及国家之间关系的复杂变化，并且民族主义的情感把每一个民族成员编织到政治家一手炮制的“战车”上，成为政客谋取个人政治资本的工具。因此，传统上人们一般把外交事务看作是政党政治之外的事务，民主代议机构也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处理对外事务。因为一般而论，社会公众大都厌烦外交，除非爆发了危机；而且一旦出现了危机，公众也是受感情而不是理智支配。

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欧洲大陆的传统外交走向衰落。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世界规模的历史悲剧，给世界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战争结束之后，人们痛定思痛，把罪过归咎于那些不负责任的政客身上，认为他们为个人谋私利而达成各种秘密条约，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根本原因。尤其是在欧洲外交舞台上纵横捭阖的梅特涅、俾斯麦成为首要的罪魁祸首^[5]。正是这种对于战争罪恶的讨伐，使传统外交成为众矢之的。民众普遍认为应该废除秘密条约，废除秘密外交。主张外交公开化的声音日益高涨，人们热切希望能够和旧的外交划清界限，建立一种崭新的外交关系。关于外交的衰落，国际政治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做过如下描述：“外交衰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开始。在20年代，少数杰出的外交家尚能对他们国家的对外政策做出重要贡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0年，外交官在制定对外政策中的作用甚至变得更小，而外交作为进行对外事务的一种技巧，其衰落愈以明显。自从‘二战’结束，外交行为已经丧失活力，它的职能衰退到在近代国家体系中绝无先例的程度。”^[6]

其实，从根本上说，传统外交的衰落有其必然性，是一种基础位移产生的“综合征”。具体来说，传统外交的衰落主要由于承载传统外交的客观基础（主要是国际环境、市民社会）、技术条件、观念结构（主要是政治心理和意识形态）、政府形式发生了变化，导致传统外交的基础逐渐流失风化。

第一，市场经济和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催生了一个新的国际社会领域，承载传统外交形态的客观基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为外交开辟了崭新的舞台。大陆外交的确立与“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绝对主义国家”将社会的几乎所有权限掌握在手中，外交垄断在国家领域。然而，19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资本环游世界带来国家间交流的迅速扩大，国际相互依赖程度与日俱增。特别是信息革命的发展，不断加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社会内涵，权力不再完全由国家垄断，而是扩散到广大的非国家行为体，它们彼此相互连接，创设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网络。以前国家处理外交的主要内容是战争与和平，现在更多地涉及经济交流、社会交往、文化沟通和一些具体的社会事务。面对这样一些对外事务，传统的外交机构已经不能适应新现实的需要，要求增加新职能。与战争和和平的外交职能相比，这些职能更多地强调用新的方式开展。如果说战争更多地强调保密性，经济社会事务则更多地强调开放性，前者更注重国家的安全，后者更注重国家的利益。面临这些新的外交任务，传统的政府间外交越来越不能应对新的挑战。针对国外利益集团、大众传媒、思想库、国际组织、国际制度的众多空间的外交活动越来越居于重要的地位。

第二，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突破了外交联系的时空局限，日益侵蚀“绝对主义国家”的控制领地，使得传统上不问外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行为体日益卷入到国际交往事务中来，逐渐生成为进入外交领域的需求。在以往，传统外交要等5天时间才能在巴黎收到伦敦寄出的信件，现在在几秒钟内就可以传递万里之外的消息。过去需要长途跋涉几个月才能横跨太平洋，现在的喷气式飞机只需一个晚上就可以直达目的地。如此巨大的改善，为国际关系和外交注入了蓬勃的激情，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都有条件参与各种性质不一的对外事务。相比之下，欧洲大陆外交依靠职业外交代表机关和外交官处理国际关系的外交样式的地位受到冲击。

第三，理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交叠发展，推动着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趋势加速发展，导致佐证传统外交合法性的观念系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7世纪的启蒙运动和18世纪的理性主义开启了各国民智。人们逐渐从中世纪神学灵光的照耀下走出来，走进理性主义高歌行进的时代。人们不再迷信那些政治官员的贤明和力量，民主意识勃发，契约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各国人民呼吁外交政策公开化的呼声不断高涨，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使得任何政治家都不能回避。在多元主义、理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中，外交不仅要追求国家利益，更重要的是塑造国家形象，要求在理念上引入现代多元化的传播和公关思维，改造传统外交的形象。

第四，代议制政府的建立和完善，导致支撑传统主权外交的政府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外交行政形式日益多元化和多样化。近代代议制政府形式的兴起，在客观上把外交政策的制定权从君主、国王和作为其附属的外交人员的手中转移一部分到代议机构，行政部门在决定有关外交事务的时候，必须得到立法机构的讨论批准。尽管行政部门掌握众多资源，比如人事、财务、行政权力等，能够摆脱立法机构的监督，但已不能像过去那样光明正大地任意行事，如果行政部门的有关政策得不到民众的支持，许多政策都难以实施。随着国内现代化带来的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的成长，现代国家制度日益完善，国内公众、利益集团、政党、议会甚至于行政部门的内部主管部门如教育、文化、科技、农业、工商等传统内政部门也日益卷入外交过程中来，侵蚀了传统外交部门的主管领域。

可见，在上述力量的冲击下，当代外交方式在发生着富有意义的变化，“政党外交”、“议会外交”、“经济外交”、“公共外交”、“多边外交”、“全球治理外交”、“环境外交”等成为流行的字眼。其实，这些现象并非是人们仅仅凭借感觉得出的似是而非的新名词，而是体现着外交存在基础和合法性系统的变革，预示着外交学革命时代的到来，外交理论的创新成为当下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