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外交战略转变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新领导人最初继承了毛泽东对安全威胁的判断，因此也就继承了“一条线”战略和“三个世界”理论。但随着中美苏三角战略关系的发展和变化，中国领导人对安全形势作出了新判断，放弃了“一条线”战略和“三个世界”理论，更加强调对外政策的独立自主性。

一、大国外交战略转变的前奏

有美国学者指出，中国与其他弱国之间的明显区别在于中国致力于保持独立。它的幅员、人口及经济自给潜力均使它在国际政治中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影响，使它独立于大国的目标更有实现的可能。同美苏两国相比，中国是弱国；但与弱国相比，它却是强国。作为一个较强的弱国，它能够求得独立；作为一个弱国，它必须采取某些特殊的措施来排除外国统治。中国力图以特殊方式保持其独立性。它的外交路线是在两个核大国之间小心行事，试图利用它们的力量为自己谋利益，又避免受制于它们任何一方。不论什么时候，中国人都根据自己的判断，对自己安全的最大威胁立即作出反应。他们的外交是渴求独立的深切愿望与保持安全的需求相糅合后的产物。^[25]这个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在中国内部，始终有追求独立自主的强烈愿望。

从现有文献看，在决策层作出战略调整决策前，一些领导人向中央提出了建议，推动了战略调整。毛泽东去世后不久，徐向前元帅就认为有必要重新研讨中国的外交战略问题，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说，还是从中国的国际地位及所发挥的作用来说，都值得进一步研究。于是，在华国锋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明确表示，不赞成“一条线”的战略。但当时还是“按既定方针办”的时期，徐向前的意见没有引起重视。^[26]1979年1月 18日至4月3日，党中央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会议对多年来被“左”倾指导思想歪曲了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热烈的讨论，并要求按马克思主义观点予以澄清。会议进一步打破了思想战线的僵化状态，使思想理论界出现了多年没有过的活跃气氛。在这次会上，苏联问题也有所涉及。有的同志谈到，苏联问题也是一个禁区，建议对苏联要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如过去我们说苏联有特权阶层，但据说勃利日涅夫是住在公寓里，只有五间房子。对赫鲁晓夫的看法也要实事求是。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民主增加了，人民生活也有改善。我们在非洲什么问题都同苏联对着干，也是形而上学。1979年中国驻苏联使馆认为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已成熟，专门派了马叙生参赞回国，想找个途径对党中央进言，却苦于没有门路。恰好1979年5月时任亚洲司副司长的程瑞声在外交部召开的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务虚会上作了《对苏联问题的一些看法》的发言，对关于苏联已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理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建议积极改善中苏关系。为了进一步阐述对苏联问题和中苏关系的观点，他于1980年9月4日又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了一封“万言书”，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比他在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务虚会上的发言前进了一步，并就调整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八点建议。^[27]

据何方回忆，1980年前后他参与了时任中联部副部长的李一氓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宦乡的建议调整外交战略的上书。通过学术交流和自己研究，宦乡对当时的外交政策产生疑问，认为已经到了必须进行较大调整的时候了。经过多次酝酿，宦乡提出以他个人的名义写一个关于调整外交政策的建议，上书中央。最后写成一篇《关于建议同美国拉开距离和调整对苏关系的报告》。报告的意见是，国际形势在趋向缓和，苏联也不一定有“亡我之心不死”的意思，苏美对峙仍旧，都有点想借用我，希望改善对华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适当拉开一点同美国的距离，改变一下对苏联的僵硬态度，使双方竞相有求于我，我国力量虽小，但却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使大三角关系向更加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这篇报告宦乡修改后就直接上报了中央，据说得到了中央的重视。与此同时，也就是1980年前后，李一氓在中联部组织专门班子研究有关当时国际形势和对外关系中的六个重大问题，写成《讨论稿》报送中央。报告涉及几个影响到中国国家战略决策的重大问题。一个是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工作的重点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对国际形势的估量却还是老看法。邓小平对外谈话就常说，战争只能推迟不可避免，我们希望推迟20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就可以使我们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上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李一氓主持写的报告则提出，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战争不但有可能避免，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打不起来。据李一氓转告，政治局专门讨论了中联部上报的《讨论稿》，并请他列席。在谈到战和问题时，大家还一时转不过弯来。邓小平就说，你这个李一氓呵，帝国主义还存在，战争怎么能避免？但是这个问题终究引起了领导上的重视和思考。到1982年，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就已经提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李一氓提出的另一个《讨论稿》是对“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立论没根据，不成其为“理论”。而且要害是联美反苏，不但导致在国际共运中完全孤立，而且脱离了多数发展中国家，因此建议不要再提这个“理论”。后来他向何方转达，中央当时就接受了这个意见，决定此后的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正式讲话，不再提“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但不正式向下传达，学术界仍可争鸣。这一建议也非常重要，为后来改变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和以苏划线的做法，进行了思想准备。李一氓主持撰写的《讨论稿》中，还有一份是分析当时国际共运形势并建议恢复同各国共产党关系的，认为几乎把全世界共产党打成“修正主义”，不但是以苏划线的结果，也是“唯我独革”的“左”倾表现，伤害了别人，也孤立了自己。宦乡和李一氓的上述建议，对于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在观察国际形势和调整对外政策上进行拨乱反正起了重大作用。^[28]

另据前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回忆，1982年年初，吴学谦接替黄华出任外长。吴学谦请周南帮他起草一份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方面的文件。文件建议外交政策作一些调整，既不倒向苏联，也不倒向美国，不再搞“一条线”了。不同任何大国或集团结盟，而是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总方针。当时的国务院领导表示赞许，很快就批了。^[29]

二、大国外交战略转变的起因

历史地看，中国调整“一条线”战略，与中美、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直接相关。起先，中国一度加强了美国、日本、西欧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但令中国领导人失望的是，中美关系的发展并不顺利。中美建交不久，1979年3月26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在中国看来，该法基本精神和许多具体规定都是违反中美建交公报的。尤其让中国领导人担忧的是，在1980年的总统选举中，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发表了许多有关台湾问题的言论，声称要与台湾重新建立“官方关系”。中国领导人针对里根的言论提出了警告，《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1981年1月里根执政后，不顾中方警告，依然声称要“充分实施《与台湾关系法》，包括其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条款”，扬言中国无权过问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主张向台湾出售性能有所提高的武器。此外，美国在出口先进技术设备和在两国贸易关系以及科学教育来往中，对中国的歧视加强了。^[30]在中国国内，对美关系的困境在1980年冬和1981年春重新激起了关于西化的结果和风险，关于依靠外来势力来保持中国安全和发展的危险性的一个长期的学术性争论。对晚清改革的争论表明，中国冒着把自己的长期独立抵押给反复无常、多少有点邪恶的西方国家的风险。它暗示，长期政策的任务应是致力于国家真正的经济和安全需要，同时避免过分依赖外国的危险，外国在中国的利益被认为是自私的和具有潜在的有害性。然而重新孤立并不被认为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日益发展的形势下，要加强中国政策的独立性和主动性，这对国家政策和对邓小平来说仍然是极大的挑战。^[31]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81年1月23日，邓小平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讨论对外政策时指出：“对外政策中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即如何判断国际形势、如何看待‘三个世界’的划分、如何对待美国和苏联。这三个问题需要好好议一议。”^[32]同年2月11日，邓小平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对外政策问题。他在谈到外交战略方针时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我们的口号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个格局不要变。对苏联贸易可以维持一定数额，边界问题也可以有些接触，但涉及恢复两国关系的谈判就要慎重。没有出现大的情况（比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两国关系的谈判就不能恢复，这是一个大的姿态，否则就会损害我们的外交格局。在国际关系中，现在比较形象的语言是打牌。打牌是个手段，用打牌来达到什么目的，我始终怀疑。我们要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不用打牌的方式。”^[33]在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上，中美两国经过近一年的谈判最终达成协议，1982年8月15日签署了《八·一七公报》。从谈判结果看，中美双方都作了让步。据前外交部部长黄华回忆，1982年冬，有人写工作总结报告给中央，其中说，我国对美工作存在路线错误。黄华给邓小平写信，不同意此点。邓小平在他的信上作了批示，大意说：对美工作主要由我(指邓小平）主持，如果有问题，由我负主要责任。^[34]

在国际上，中美关系的困境引起了苏联的关注。苏联希望利用中美矛盾改善中苏关系，以减轻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的压力，最好能把中国拉回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将中苏关系纳入苏联的国际战略轨道。1982年3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在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讲话。他在攻击中国政策的同时，表示愿意就“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达成协议”。邓小平迅速注意到了这个讲话。当时，中美之间有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会谈取得了进展，《八·一七公报》即将签署。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可以说基本确立，着手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正在成熟。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此事发表谈话：“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35]经过协商，中苏双方决定从1982年10月开始，由两国政府特使（副外长级）轮流在北京和莫斯科就改善两国关系问题进行磋商。在勃列日涅夫讲话之前，决策层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美苏争霸态势的变化，针对里根1981年初入主白宫后提升对台湾关系，向台出售先进武器，使中美关系出现危机，开始对中国外交政策进行适度调整，重点是把突出反对苏联的霸权行动，转为采取谁搞霸权就反对谁的方针，在两霸之间适度保持平衡，在对外宣传上，只批评苏联的霸权主义行为，对其内政不予讨论。^[36]勃列日涅夫讲话为缓和中苏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

三、大国外交战略转变的决策

1982年9月8日，党的十二大召开。十二大报告强调：

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从来是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我们是爱国主义者，决不容忍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受到任何侵犯。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深深懂得中国民族利益的充分实现不能离开全人类的总体利益。我们坚持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同我们履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崇高的国际义务是一致的。建国三十三年来，我们以实际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37]

对中国宣布实行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国外许多敏感的中国问题专家立即对此进行了解读。他们认为：当中国同苏联的关系趋于紧张的时候，中国要指望美国的“保护伞”，或者说中国要当美国的小伙伴，即使美国欺侮到头上，为了对付苏联，中国也只能忍气吞声，俯首听命。反之，当中国同美国的关系发生麻烦的时候，中国将回到苏联一边去，要指望苏联这庞然大物去对付美国。但实际上不是这样，中国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不论是谁谋求霸权，不论在什么地方谋求霸权，中国一概反对。例如，在阿富汗、柬埔寨问题上，中国和美国都反对苏联及其支持的越南对邻国进行的武装侵略；而在另一种情况下，例如，在反对以色列进攻黎巴嫩、反对南非种族主义的问题上，中国又同苏联站到一边，反对美国对以色列和南非的支持。在中国与第三世界关系问题上，有些人认为，中国为了同西方合作，势必软化它支持第三世界的立场；还有人说中国“背叛”了第三世界，或者说中国企图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其实不然，例如，在1981年底到1982年初的联合国秘书长选举中，中国鲜明地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候选人；在1981年10月举行的坎昆南北首脑会议上，中国坚决支持发展中国家举行全球谈判、改善南北经济关系的要求。^[38]

十二大报告虽然正式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但是否正式放弃了“一条线”战略呢？有学者认为，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变酝酿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确立于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邓小平是这一战略转变的提出者和实施者。1982年8月中美达成《八·一七公报》时，中国领导人已作出改变外交战略的最后决策。当时邓小平认为，先同美国达成协议，再调整对苏关系，对中国更为有利。^[39]从现有文献看，上述看法，似乎证据不足。因为，据《徐向前传》记述：1983年，徐向前在和胡启立、杨德中谈话中提出，不赞成“一条线”的战略，请他们转告中央。徐向前的意见整理成参阅件，报告了中央。中共中央对徐向前的意见十分重视。不久，邓小平派姬鹏飞当面向徐向前通报了中央关于对外关系问题的考虑，征求他的意见。中共中央经过精心研究之后，作出了调整外交路线的决定。1985年6月4日，陈云到徐向前住地，两位老革命家谈到中国的外交路线，认识完全一致。陈云高兴地说：“我们是不谋而合啊！”^[40]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83年2月21日、23日、25日，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传达讨论邓小平有关对美对苏工作的指示。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会议认为，要正确处理对美对苏关系，在外交工作中坚决贯彻独立自主的方针，对待任何国际问题，都应从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确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不能依附屈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否则就没有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会议认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在搞霸权。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苏美两霸，而不是反一霸。^[41]1985年5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主席吴奈温时说：“我们的对外政策有了一个调整。我们过去曾说过建立‘一条线’的反霸统一战线，现在不搞那些，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国际上一切和平力量都是我们的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也不搞集团政治，不依附于任何集团。这一政策对于维护和平比较有利。”^[42]这是笔者看到的中国领导人关于调整“一条线”战略，实行独立自主外交路线的最早论述。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地说，现在我们改变了“一条线”战略，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并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43]

独立自主，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坚持的外交政策原则。但现在重新强调独立自主，有新内容，有四层意思：就是既不同这个超级大国结盟，也不同那个超级大国结盟；既不参加这个大国组织下的军事集团，也不参加那个大国组织下的军事集团；既不联合这个超级大国反对那个超级大国，也不联合那个超级大国反对这个超级大国；根据问题的是非曲直来决定我们自己的立场。美国犯错误我们批评，苏联犯错误我们也批评；美国做了好事情我们赞扬，苏联做了好事情我们也赞扬。我们不因为苏联骂你我们也跟着骂你，或者苏联骂你我们就赞扬你。反之，对美国也是如此。^[44]

中国调整联美反苏的战略，改为奉行不结盟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既是适应中、美、苏三角关系变化的结果，也是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结盟外交经验的结果，但归根结底是适应国家战略转变的结果。中国要集中精力搞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长期与苏联为敌，显然是难以为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