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外交战略转变的成效

从战略的实际运用看，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不是在与美国、苏联之间搞等距离外交。事实上，中国并没有把美苏同等看待，因为美苏对中国的利害是不一样的。从当时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来说，苏联比美国更直接、更尖锐、更厉害。苏联，中国把它看作危险的、直接的军事威胁力量；美国，中国把它看作危险的、比较潜在的、目前在军事上还是间接的威胁力量。^[70]地缘政治的现实是中苏相互信任的障碍。具体说来，在阿富汗、柬埔寨问题上，中苏立场是对立的。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纠纷中，苏联偏袒印度，而中国与巴基斯坦接近。从中国的改革和开放需要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计划，会使中国进一步依靠它同美、日、西欧和亚洲市场经济国家及地区的合作，进一步加强国际财政机构对中国的影响。相比之下，苏联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只能起次要作用。苏联可向中国提供的东西太少了，达不到诱使中国同西方疏远的目的。^[71]所以只要美国和日本能在中国实现安全和发展两大目标中起关键作用，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一种有倾向性的不结盟，即倾向美国和日本。^[72]

一、转变大国外交战略后中国在大三角关系中游刃有余

由于充分利用了美苏之间的矛盾，利用美苏双方都有求于中国的心理，中国在大三角关系中游刃有余，纵横捭阖。对中国实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美苏对此不能不很尊重，同时也很害怕。美国担心中苏关系发展太快，中苏关系很快地正常化，特别是很快地恢复党的关系。而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贸易的发展，美国的技术转让，特别是中美军事合作，苏联也很害怕，担心中美军事关系的发展，是否具有中美联合反苏的企图。主管中国事务的前苏联外长贾丕才说：中国现在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我们不知道中国将来采取什么具体行动。但有一点，中国如果偏到苏联一边，苏联就会在世界斗争中得到胜利；如果中国偏到美国一边，美国在今后的世界政治斗争中就会胜利。^[73]苏美双方在谈判磋商中都打中国牌压对方。美方说，它同中国关系很好，发展很快，现在政治、经济各领域有较深的合作。苏方则说苏中关系近来有了很大改善，这一势头还在发展。苏方提醒美国，不要忘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苏中两国有共同的制度、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目标。美方也不示弱，回敬一句，说，你也不要忘记，中苏之间还有三大障碍。苏以牙还牙，说，美也不要忘记，中美之间还有个台湾问题。^[74]由此可以看出，美苏双方在彼此的竞争中都想借重中国的力量。从而使中国有可能利用这个条件发展、改善与美国、苏联的关系，更好地维护、实现中国的安全、发展和统一利益。自中国调整大国外交模式，不再实行“一条线”战略，改行独立自主的战略后，80年代中国与苏联、美国的关系发展得越来越稳定。

二、转变大国外交战略后中美关系平稳发展

中国与美国在政治立场上适当拉开距离后，中美在政治、军事、经贸、科教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未受影响，反而日趋密切。中国在宣传中把美国与苏联称为霸权主义国家，是当前世界危险的根源之一，谴责美国支持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进行侵略、支持南非搞种族主义，在联合国支持第三世界的主张，在涉及第三世界利益的时候，投票情况常常与苏联差不多，政治立场与美国不完全一致，美国对此自然不高兴。里根是个极端反共的人物，也比较亲台湾，在上台初期主张继续对台军售，中美关系一度面临倒退的可能。但由于中美在遏制苏联扩张这一问题上有共同战略利益，所以他把对台关系和意识形态分歧放在次要地位，支持与中国进行接触。在里根任期内，自《八·一七公报》达成后，美国基本遵守了中美关系的三个公报，在台湾问题上比较克制，双方高层互访不断，主要的有：1985年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访美，美国副总统布什访华，1989年美国总统布什访华；中美两军进行了交流，并开展军事技术合作，1981年美国取消对华军售禁令，1983年6月，美国政府宣布，为提高准许向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的水平，决定将中国从出口管制条例中的P类国家改为V类；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猛，从1979年到1989年的11年中，中美双边贸易额从24．52亿美元猛增到122．73亿美元，年均增长15．08%，中美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也从1978年的4．8%上升到1989年的9．1%。^[75]总的来说，80年代是中美关系发展比较稳定、顺利的时期。

80年代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意义是，随着中美经贸交流的扩大，中美关系的共同利益增加了，战略基础拓宽了，不再只限于对付苏联的扩张。1983年2月，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访华时，表示不愿再用中美“战略关系”的提法。^[76]美国驻华大使洛德1986年说：“在70年代，地缘政治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现在，经济成为我们（发展双边关系）的主要动力。今天我们加强中美关系是为了本身的好处，而不是为了玩三角游戏或玩牌。”^[77]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经济利益尚不是美国对华政策最重要的考虑，主要的还是对付苏联这一战略利益，但这也确实反映了一个问题，随着8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缓和，苏联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逐渐淡化。到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苏联因素的作用就消失了。如果中国依然坚持“一条线”战略，中美关系只限于对付苏联扩张这一简单的战略基础，靠苏联这个外在因素来维持，那么将是非常危险的，也难以度过苏联解体给中美关系继续发展带来的挑战和危机。

三、转变大国外交战略后中苏逐渐实现正常化

中苏关系历经十年谈判，终于在1989年实现关系正常化。自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30年间，中苏两国经历了三个“十年”：1959—1969年可以说是十年论战；1969—1979年是十年对抗；1979—1989年是十年谈判。^[78]自1982年10月5日开始，中苏双方商定的由两国副部长级的政府特使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政治磋商。与以往的谈判相比较，这次磋商，中方有些新变化。一是比较务实，中方抓住“三大障碍”问题（即从中苏、中蒙边境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不放，目的在于消除苏联给中国造成的安全威胁，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营造安全环境。二是有些新意，比如，在减少中苏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问题上是双方承担义务，在苏联从蒙古撤军问题上，我们提出应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只是要求苏联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并不涉及苏联与越南的双边关系。^[79]三是中方在坚持原则，不急于求成的同时，态度比较积极、主动。邓小平对谈判的指示是：同苏联打交道弯转得不要太急，不要急于求成，太急了会为苏所用。所以中方从一开始就对磋商作了长期较量的思想准备。^[80]与此同时，又善于抓住时机，不断推动。1982年以来，中苏交往级别不断提高。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逝世，中国派当时的外交部长黄华作为政府特使参加葬礼。这是1964年周恩来访问莫斯科以后，二十多年来到苏联去访问的中国最高政府官员。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逝世，中国政府派万里率领政府代表团参加葬礼，级别从外交部长提高到副总理，从特使升到政府代表团。1985年3月，契尔年科逝世，中国副总理李鹏率团参加葬礼，在会见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李鹏称戈尔巴乔夫为同志，称赞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这标志着中国恢复承认苏联为社会主义国家。意在支持戈尔巴乔夫，因为他比较年轻，希望他能为改善中苏关系做些事情。^[81]四是比较灵活。在80年代中期以前，中苏磋商进展不大，苏方对中国提出的“三大障碍”尽力回避，拼命反驳，以应当“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为借口表示拒绝。政治关系的迟滞未影响经贸关系的发展，1982年，中苏贸易额为3亿美元，1985年达到20亿美元。中国的轻工业业产品难以进入欧美市场，在苏联却很受欢迎；美国对中国技术转让限制严格，中国则从苏联获得一些先进、适用的技术，用于苏联援助的老厂的设备、技术改造；两国铁路、公路相通，有助于发展边境贸易。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基本上消除了“三大障碍”，1989年5月16日，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在北京会晤，通过这次会晤，中苏两大邻国终于结束了几十年来的不正常状态，重新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两国确定的发展关系的准则是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不损害第三国利益。

随着中苏关系的改善，中国与东欧、古巴、蒙古等国家的关系也得到改善。1983年后，中国恢复称呼它们为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宣传机构停止了对中国的攻击，正面报道增多，恢复了党际关系，人员来往增多，级别不断提高。对中国来说，恢复、改善、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有利于扩大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影响，扩大对外开放，增加中国同苏联、美国打交道的分量。

对中苏关系改善的重要意义，前副总理、外交部长钱其琛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他认为，当时把握住了历史时机，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意义十分重大。此后，国际风云变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进入了一个动荡多变的非常时期。当年确立的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框架，成为了中俄迅速建立起超越意识形态的睦邻友好关系的基础，进而发展为建设性伙伴关系，直至确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如果当时错过了有利时机，后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82]

四、转变后的大国外交战略思维方式使中国较快适应了冷战后的国际环境

实行不结盟的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战略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使中国在冷战结束前，就摆脱了冷战的思维框架，度过了国际风云变幻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打破了国际孤立局面，从而较为顺利、自然地适应了冷战后的国际格局。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强调：“还是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对苏联对美国都要加强来往。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83]“尽管东欧、苏联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也没有动摇过。”^[84]

【注释】

[1]1988年6月26日，邓小平指出：我们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不会触动中美关系，这一判断是正确的。详见《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39页。

[2]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72页。

[3]方连庆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97页。

[4]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76页。

[5]杨公素：《对新中国“革命外交”的几点回顾》，《国际政治研究》，2000年第3期。

[6]［俄］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跨越时空》，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319页。

[7]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70—197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201页。

[8]同上，第201202页。

[9]同上，第7页。

[10]［美］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等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673674页。

[11]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70—197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7页。

[12]《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600601页。

[13]《我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文件集（1973.7—1974.7》，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4页。

[14]《华国锋在毛泽东追悼大会上致悼词》，《人民日报》，1976年9月19日。

[15]《我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文件集（1976.7—12）》，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58页。

[16]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77年8月23日。

[17]《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日。

[18]《莫斯科为什么攻击中美建交》，《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1日。

[19]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70—197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383页。

[20]蒋元椿：《论苏联的东亚战略》，《人民日报》，1981年2月13日。

[21]裴默农：《略论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关系》，《人民日报》，1981年9月25日。

[22]《耿飚在布朗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强调苏联侵阿越南侵柬关系世界斗争全局各国必须作出正确抉择给予战略回答》，《人民日报》，1980年5月29日。

[23]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第360页。

[2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0页。

[25]［美］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国家的命运：19世纪和20世纪对国家安全的追求》，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51、155、158页。

[26]《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第340页。

[27]参见程瑞声：《“文革”后关于调整外交政策的探索》《在务虚会上的发言》《给胡耀邦的“万言书”》，http：//blog.voc.com.cn/chengruisheng/。

[28]《李一氓和宦乡建言外交政策》，口述/何方，采写/邢小群、涧青，《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283期。

[29]宗道一：《周南口述》，齐鲁书社，2007年，第228页。

[30]《黄华外长在纽约一次晚宴上谈中美关系问题》，《人民日报》，1982年10月8日。

[31]［美］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金光耀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27、528、529页。

[32]《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08页。

[33]《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12页。

[34]黄华：《亲历与见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210页。

[35]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4页。

[36]黄华：《亲历与见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358页。

[37]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940页。

[38]华庥：《探讨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兼答某些“中国问题专家”》，《瞭望》，1982年第10期。

[39]王泰平主编：《中国外交50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3881389页。

[40]《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第340页。

[41]《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91页。

[42]《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五七—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18页。

[4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7128页。

[44]宦乡：《我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与当前国际关系》，《国际政治讲座》（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政治教研室编），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18页。

[4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8页。

[46]《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五七— 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33334页。

[47]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3年11月19日。

[48]《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32页。

[4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7页。

[50]《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47页。

[51]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文献资料汇编1949—1990》，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0年，第86、89、103页。

[52]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4页。

[53]姬韦：《苏联经济进入持续低速度发展时期》，《瞭望》，1982年第8期。

[54]《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10211 页。

[55]同上，第2页。

[56]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2324页。

[5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0页。

[58]《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32533页。

[59]黄华：《亲历与见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210页。

[60]宦乡：《我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与当前国际关系》，载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政治教研室编：《国际政治讲座》，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1921页。

[61]《李一氓和宦乡建言外交政策》，口述/何方，采写/邢小群、涧青，《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283期。

[6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8页。

[63]《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五七—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29页。

[6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3页。

[65]李慎之：《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4期。

[66]《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五七—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78页。

[67]《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五七—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11页。

[68]姚文彬：《过渡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载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政治教研室编：《国际政治讲座》，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125页。

[6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0页。

[70]宦乡：《纵横世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229230页。

[71]Pamela C. Harrinan，“In China，Kremlin Watching”，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19，1987.

[72]Robert A. Scalapino，The Polotics of Development：Perspectives on Twentieth-Century Asia，Cambridge，Mass：Harv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80-84.

[73]宦乡：《我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与当前国际关系》，载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政治教研室编：《国际政治讲座》，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2122页。

[74]叶军：《70年代以来的苏联对外政策》，载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政治教研室编：《国际政治讲座》，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146页。

[75]卢世光等编：《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95396页。

[76]庄去病：《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战略因素》，《中美关系十年》，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70页。

[77]Winston Lord，“Sino-American Relations：No Time for Compacency”，A Speech on May 28，1986，DSB，Vol.86，No.2114，September 1986，pp.49-50.

[78]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3页。

[79]同上，第15页。

[80]同上，第11页。④

[81]王钊贤：《最近几年中苏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载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政治教研室编：《国际政治讲座》，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7981页。

[82]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38页。

[8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3页。

[84]同上，第3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