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初期到20世纪50年代，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和防务的需要，日本政府外交上依附于美国，被称作“政治侏儒”。随着日本国力的提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表明了要做政治大国的强烈愿望，并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方面为成为政治大国创造条件。
1．战后初期的“政治侏儒”外交战略
战后初期，日本被美国独家占领，丧失了外交权，一切外交活动和对外交涉均需通过美国占领军当局来办理，成了美国庇荫下的“政治侏儒”。在外无国权、内无实力的境况下，日本对外战略的基本目标就是重返国际社会。
没有美国的支持日本就无法重返国际社会，于是，日本奉行“亲美一边倒”对外战略，配合美国的“冷战”与遏制政策，参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物资禁运，并且积极支持美国的侵朝战争；不顾苏联、中国等国家的反对，于1951年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签订和约；1951年和1954年，日本同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和《共同防御援助协定》，使驻日美军进一步合法化，并组建日本防卫力量，分担美国在远东的防务；在美国的操纵下，日本政府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蒋介石集团于1952年签订了“日蒋和约”。
在美国的竭力支持下，1952年4月，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是其重返国际经济社会的第一步。1955年9月，日本又参加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积极谋求恢复同西方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关系，为走向世界创造条件。1956年10月，鸠山首相访问苏联，双方签署了《日苏联合宣言》，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日苏邦交恢复后，日本得以顺利地参加联合国，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
2．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的自主外交战略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带动了对资源和市场需求的急剧增加，迫切希望能自主地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及外交往来。尤其是1956年12月日本加入联合国以后，国民的自信和自主意识开始增强，强烈要求改变“亲美一边倒”的政策，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
1960年1月，日美签订《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代替了旧的《日美安全条约》。新条约删除了驻日美军可以镇压日本内乱的“内乱条款”和不经美国同意则日本不得向第三国提供军事基地的条款，从而使日本基本上恢复了对国家的统治权。根据新条约，日美两国在政治、经济及安全保障方面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使日美经济与军事合作得到加强，形成“平等伙伴关系”。1964年春，日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得到与美国、西欧相同的待遇，并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进入了先进国家行列。1969年11月，日美双方就归还冲绳问题达成协议。日本谋求外交上的自立并非是要摆脱美国，而是谋求与美国建立对等的联盟关系。既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又不受美国束缚，从而有利于日本提高国际地位，在亚洲乃至世界上获取更多的利益。
1957年，日本首次发表的《外交蓝皮书》提出了“经济外交”的口号，要“以和平的经济力量向外发展”，将经济外交作为国家的中心战略。其重点是推行以东南亚为主的经济外交，目的是获取资源与市场，提高日本在亚洲的国际地位。此外，日本还积极开展对欧洲的经济外交，与西欧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双边贸易协定，逐步打入了欧洲市场。
3．20世纪70年代的全方位多边自主外交战略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1972年7月，田中角荣上台之后，明确表示“日本跟着美国脚步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开始推行多边自主外交战略。
第一，以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为基轴，谋求同美国建立“富有成果的伙伴关系”，提出要在政治上“发挥美国难以发挥的特殊作用”，在军事上“分担责任”，在经济上维持协调，缓和矛盾，充当美国“对等的真正合作者”。
第二，进一步强化日欧间对话，加强日欧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日欧贸易摩擦不断激化，日本通过加强政治对话的方法减轻贸易摩擦在日欧关系中的分量。
第三，恢复日中邦交，构筑远东地区的日、美、中三角关系。多边自主外交的重要课题之一是恢复日中邦交，谋求同中国建立长期稳定的政治和经济合作关系。1972年，田中首相访华，签署日中《联合声明》，恢复日中邦交关系。1978年8月，福田首相访华，签订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同年两国还签订了长期贸易协定。
第四，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政治联系。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日本改变了过去一味追随美国的中东政策的态度，制定了“新中东政策”，加强同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对话，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在东南亚，为了消除东盟国家的恐日心理，日本政府采取措施与其对话，设法列席和参加东盟首脑会议，并于1977年提出了“福田主义”三原则，即“不做军事大国”、同东盟国家建立“心心相印”的对等伙伴关系、“为东南亚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
4．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大国外交战略
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历届内阁都表示了日本要做政治大国的意愿。概括起来，日本政治大国目标的基本含义包括：以日美同盟为轴心，以日、美、欧体制为基点，作为西方阵营的重要一员在国际上发挥作用；立足于亚太，以亚太合作为杠杆，确立日本在亚太的主导地位；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积极扩大在国际社会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影响；积极、全面地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机构中发挥作用，增加对国际事务的发言权；在综合安全保障的原则框架内，适度增强军事力量。简而言之，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目标就是要提高日本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使日本从经济大国迅速成长为政治大国，迎接21世纪“以日本为中心的太平洋时代”的到来。
1983年1月，中曾根在施政演说中明确阐述了他的“战后政治总决算”路线，意在清除战败国意识，扫除国内与政治大国目标相悖的各种障碍。中曾根内阁对内大力实施了行政、财政和教育改革，对外重新定位日美关系以及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突破了包括防卫预算、参拜靖国神社等一系列“禁区”。
为此，日本逐步调整了防卫战略思想，由“专守防卫”转向“攻势防卫”，从单独防卫转向集体防卫，由“内地持久战”转为“海边歼敌”、“洋上歼敌”。1981年的《防卫白皮书》改变了日本的防卫战略，首次提出了“前沿防御战略”，主张“一旦有敌来犯”，就要做到“歼敌于海上”。1987年的《防卫白皮书》又提出“洋上防空”设想，再次突破“禁区”，增强支援美国作战的功能。日本放弃了战后实行多年的“重经济、轻武装”的“军事小国”路线，开始大力扩充军事力量。军费开支从1980年的22300亿日元增加到1987年的35174亿日元，提高了57．8%，年平均增长率为7%，突破了关于防卫费用总额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的规定，达到1．004%。此后防卫费又连续3年突破国民生产总值的1%。到1990年，日本已经成为仅次于美苏的世界第三军费大国。
外交上，以日美关系为外交基轴，坚持“西方一员”的立场，确立日、美、欧三极体制，实现与欧美大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共同维护国际秩序的目的，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分享国际权益。同时，继续稳定发展日中之间的“成熟关系”。加强与东盟国家关系，促进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将对外援助置于支持美国抗衡苏联的战略格局中，运用手中大量剩余资金，不断扩大政府开发援助，为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服务。在地区热点问题上，日本采取了同第三世界国家趋于一致的立场，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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