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威权体制向多元民主政治转变的历史经验

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快速经济增长，到70年代后半期和80年代初，亚洲各国政治民主化的呼声和诉求越来越强烈。之后，东亚各国的政治发展接踵完成了从威权体制向多元民主体制转变的过程，目前已经进入了政治学中所说的“民主巩固”阶段。从国家威权体制向多元民主体制转变和过渡，是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这种历史转变的根源在于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其中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新的社会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的出现以及由此产生的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以及在社会意识、社会心理上带来的相应变化。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东亚五国一区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整体来说还是在相对平稳和较短的时期中完成的，其中应该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另外，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东盟三国不但经济发展模式独特，其向多元民主体制的转变也有其独特路径，其中不乏值得研究的问题和经验。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5000美元。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问题的积累，当今中国公民参与政治的意识以及对政府依法行政和预算公开与透明的要求也在不断增长。而中国经济的发展本来就是一个强势政府主导甚至统御市场的模式，且政府主导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强，政府本身卷入市场越来越深。这个发展模式，既不同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不同于一般的市场经济，甚至在中国历史上也很难找到类似的情况。20世纪80年代，由于政府放开了对经济的管制，市场参与者追求利润和竞争机制的生成会自发地导致经济的高速增长，而20世纪后半叶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又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所激发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绝好的机遇。在这一国内国际格局下，市场本身解放和扩展所爆发出的强劲增长动力，又被政府发展市场经济政策导向和参与市场的推力所增强。问题在于未来“强势政府主导市场的经济增长模式”还能支撑、孕育并维持过去三十年那样的增长吗？2008年世界经济衰退后，西方国家可能会长时间陷入一个慢性复苏过程中。过去中国高度依赖超高速外贸出口的增长模式也显然难以为继。在这种国际环境下，我们不得不担忧未来我国靠什么拉动经济增长？

把中国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和未来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人民的久远福祉联系起来，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保障。

众所周知，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们国家就把发展市场经济确定为基本国策，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我们国家的基本发展目标。但是，一个21世纪“和谐社会”的基本构成因素应该是什么？如果整合“市场经济”和“和谐社会”，我们社会长期发展目标的这两个基本维度，那么就应该进一步把“构建民主法治下良序的市场经济次序”明确确定为我们下一步的社会发展目标。

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才能被认为是一个“良序的市场经济次序”？为什么只有在民主和法治的条件下才会有“良序的市场经济社会”？很显然，这都是些极其复杂且颇具争议的重大理论问题，需要政治学界、法学界、经济学界乃至社会各界的深入研究和讨论，以求逐渐达成某些社会共识。因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解决市场化改革之后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完成从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向建立良序的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越来越变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和大趋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十七大报告也将“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执政党的既定目标。深化改革，建立和完善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是时代的要求。在此格局中，研究亚洲各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互动关系，探讨亚洲各国从威权体制向多元民主政治转型的历史经验，对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