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牵引模式向推动模式的转变

如果经费在微观层面讲究的是使用效率（与公平分配有关）与提供的激励机制是否处于合理区间的话，那么经费作为政策工具的职能更多地体现在宏观层面，即经费的配置结构问题，这与总体效率有关，也是科技管理的核心考量指标。由于经费作为政策工具，在激励群体行为上具有最大的敏感性，那么，我们过往的经费配置模式是否合理呢？这是我们寻找新的改革办法之前必须厘清的问题。在我们看来，经费作为政策工具的具体作用模式，经历了两种显著的变化：其一，经费牵引模式（pull model of foundation）；其二，经费推动模型（push model of foundation）。坦率地说，我国的基金资助模式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以经费牵引模式为主。这种资助模式再配合上以科研项目作为重要考核指标的评价体系的协同作用，带来了科技界在经费的牵引下的人头攒动以及热闹非凡。不容置疑，这种模式对于共同体的吸引力是极大的，从近年来各类项目申报数额的大幅增长上可以明显发现这个趋势。现在评审机构开始感觉到评审工作量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小觑的问题，评审成本也逐年上升，目前有些项目开始出现限额申报的情况，可以看作是这种资助模式已经发展到了瓶颈阶段，到了该开始改革的时候了。其实，这种牵引模式带来的最大弊端在于把科研的目的与手段严重混淆起来，从而导致科技共同体把手段当成目的，即科研的目的就演变为千方百计获得项目，至于研究的结果倒无人问津，有了项目就有了一切，而科研的真正目的——追求真理这一宏大理想早已被无情省略。更为可怕的是，这种经费牵引模式对科技共同体的认知产生了严重的扭曲影响，从而塑造了一种新的心理偏好，即经费的依赖教条。按照经济学家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Avinash K.Dixit）的说法：“即使一些长期存在的政策没有效率，但是仍然有一些正统观念来保证它们继续存在，这被称为依赖教条（reliance doctrine）。它指的是，如果人们做出了承诺（沉没投资），以期望现有政策保持连续，那么这些期望就不应落空，同时进行这些投资所耗费的资源成本也不应当视为毫无价值，除非存在一些实在重要的补偿原因。只要越来越多的人进行那种沉没投资，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一项政策法令就会变得更为困难。”^[2]如今这种经费依赖的教条在中国已经确立起来，但要指出的是，我们的经费依赖教条是资源配置结构模式的依赖，而非投入太多的问题，就是今天，我们的R＆D投入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少的差距（即便按投入最高的2013年计算，R＆D占GDP的比例也仅为2.09%，世界主要国家平均为2.5%以上），因此，改变资源配置结构势在必行。

大科学时代，研究的昂贵性与不确定性决定了国家必须为整个社会预先支付研究成本，以此促成知识的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经费只是生产知识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研究的目的。按照我们的分析，科研人员从事科研的目的可以分为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以科研谋生。这是科研目的的最低层次，自从科技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以来，科研就是一种职业，因此，像其他行业一样，类似于私人领域的劳动，科研人员以专业知识服务于社会，以此换得生活所需，这种目标定位无可厚非，但要遵守相关的职业伦理。第二种境界，力图解释与说明所遇到的科研问题。这种境界里包含了改善世界、造福人类的诉求，以此实现内心的愉快，这种行为类似于社会领域的工作，有超出谋生以外的追求。第三种境界则是追求真理，这是与个体谋生无关的属于公共领域的活动，通过对真理的追求，研究者实现了自我超越，这类似于公共领域的行动。这里我们借用了哲学家阿伦特对积极生活的一些界定而作出的区分，即人的活动要从劳动开始，经过工作，最后到达行动层面，这就是阿伦特意义上的积极的生活，对此，笔者是很赞同的。基于此，不难发现，牵引模式导致整个中国科技界沦落为逐利的赛场，人们骄傲于经费的多少，而少有人关心成果的意义。很难想象，一群以追求经费多少为目的的人会有热情去关心真理。当这种趋势不再是个别人的选择，而渐成群体的心理偏好的时候，原本就是虚拟结构的责任框架会快速失灵甚至消失，谁还会去关注知识生产本身呢？更何况生产知识本是一项很辛苦与漫长的工作，成果意义的显现需要时间的筛选与沉淀，对于研究者而言等待是痛苦的，这也间接地解释了我国缺少原始创新的深层原因。

那么改革的出路在哪里呢？我们认为经费配置模式应该从牵引模式向推动模式转型。推动模型的最大优点是：让经费在科研活动的整个链条上重新回归手段的地位。牵引模式注重过程和吸引力，靠的是人类的本能欲望；而推动模式注重结果和科研质量，它的动力机制基于人类对生命意义与自我认同的追求。操作层面上，在基金的推动模式下，科研人员有对未来科研结果的责任感与质量认同的内在忧虑，这种责任感与担忧心态很好地抑制了哄抢经费现象。民间所谓的“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没有踏实的前期研究和新颖思路，即便中标一个项目也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如何交差是一个时刻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相反，由于平行资助模式的确立，政府通过对没有获资助的优秀成果的事后大量赎买，也会对前期没有得到资助的成果进行补偿，这种模式会极大地降低研究者的焦虑与担忧，这种变革既抑制了盲目争项目的现象，又维系了知识生产链条不致中断。利用经费推动模式可以最大程度上鼓励研究者做出好的科研成果。究其实质，经费推动模式发挥作用的实质在于把科研活动的风险在国家和研究者个人之间进行了适当分配。如果这个结论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推论：经费牵引模式到后期会被迫采用限项模式来遏制申报者快速膨胀的局面；而经费推动模式则会最大限度遏制恶意申报，因为它注重对结项的考核。申报一个项目就相当于套上一个无形的枷锁，人们宁可采用先做出漂亮的东西，等待国家赎买的简单模式。那么，经费的管理就会出现革命性的变革：为好项目找对人，为好人找对项目。同时，那种粗糙的几年结题制也将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一旦我们把好结果关，制定好相应的结题标准，那就意味着项目的时间约束失效，因而没有必要再设立具体的结题时间，做得好可以很快结题，做得不好可能永远无法结题。而无法结题的直接后果就是再也无法申报其他项目，间接后果就是被学术共同体边缘化。由是观之，经费的推动模式是一种根本性的变革，到时拥有太多的经费也就意味着有太多责任需要担负。对于经费的推动模式，在运行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防止个别人采取单次博弈的模式，即骗取一次大的项目，即便结不了题也够用一辈子的想法。因此，限制重大项目势在必行，不客气地说，当下的整体科研实力，没有多少项目值得列为重大。即便那些看起来很美的项目，也多是无法完成的项目。如果不堵住这个口子，推动模式的效力将大为受损。

最后，再谈一下经费配置中的常见问题，即为特殊目的或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原因所设立的经费扶持政策。其政策立意初衷是好的，寄希望于快速提升扶持对象的科研能力，以此带动当地的科技发展水平，但给出的政策措施却是无效的。由于知识生产是需要严格条件的，换言之，仅有钱是不够的，至少在知识生产环节上，人才是最重要的，还有科研环境等软性基础条件。落后地区之所以落后，是因为生产知识所必需的各项基础条件不具备，因而，单纯通过政策倾斜，以牺牲总体效率的方式试图缩小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知识梯度，实践证明是相当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如何改变这个困局呢？按照美国经济学家阿兰·斯密德（Allan A.Schmid，1935～）的SSP模型，即：“可供选择的制度是自变量，因变量是实际绩效。与制度变量相互影响有关的一系列变量中包含的制约人们相互依赖性的环境的那些方面定义为状态。”^[3]这就是所谓的“状态—结构—绩效”三元模型（SSP），关键是结构的改变会带来绩效与状态的根本性改变。否则，片面强调绩效与状态，只能是无源之水。同样可以通过资源配置结构的改变来实现这个老大难目标。我们的设想是这样的：单纯通过倾斜政策增加经费投入已被证明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同时输入经费与人才，以此快速弥补落后地区的基础条件短板，并最大程度上改变落后地区的知识生产结构，从而带来状态与绩效的真正改善。具体做法很简单，可以通过设置面向落后地区的“定向岗位经费”来实现这个目标。而这个定向岗位经费是通过倾斜政策给予那些来自发达地区而又愿意到落后地区全职工作的人才（坚决杜绝两类情况：其一，兼职；其二，本地替代）。这项政策的实施，就相当于为落后地区同时输入了经费与人才两项生产知识的基础条件，尤其是人才资源，这些被定向经费吸引过来的人才，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人才存量结构与知识生产状态，假以时日，这种转变将收到奇效。只要反思一下，美国“二战”后期从德国接收纳粹科学家的“回形针计划”，不难理解，输入人才对国家与地区未来的重要性。

综上，经费改革必须摆脱日渐成型的经费依赖教条，力争在微观层面上实现从追求项目的大与多为荣转变为以成果的原创性与质量为荣，形成从赢者通吃向赢者诅咒的转变，以此遏制科技界愈演愈烈的疯抢资源的糟糕运行模式。需要声明的是，赢者诅咒并不是基于羡慕嫉妒恨心理的对于杰出人才的有意扼杀，而是唤醒共同体成员对权责对等原则的公平意识的自觉捍卫。在宏观层面，经费配置结构应该从经费的牵引模型向经费的推动模型转变。使经费重回到手段与工具的定位，整体改变资源的使用效率，并以契约的形式明确国家与个体之间的风险、权利与责任的划分。

（2014-08-20）

【注释】

[1]理查德·H·泰勒.赢者的诅咒——经济生活中的悖论与反常现象【M】.陈宇峰、曲亮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8.

[2]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经济政策的制定——交易成本政治学的视角【M】.刘元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9.

[3]阿兰·斯密德.制度与行为经济学【M】.刘璨、吴水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