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外交战略转变的缘起

从70年代直至80年代初，中国外交战略的基点在于促成一条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即“一条线”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是联美反苏。这一战略在实践中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也存在较大的局限性。随着实践的深入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一条线”战略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调整势在必行。

一、“一条线”战略的形成

进入60年代，中苏关系从结盟走向分裂，直至互相敌对。1966年3月以后，中国方面不断得到苏联机械化部队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在中苏边境增兵的消息，中苏和中蒙边境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边境武装冲突的次数大量增加，性质也越来越趋严重。^[2]1968年四五月间，捷克斯洛伐克新领导推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苏联担心此事危及苏联在东欧的霸主地位，在政治干预失败后，1968年8月20至21日，苏联联合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出兵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在入侵前后，苏联领导人提出了“有限主权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利益有关论”和“大国特殊责任论”等一系列被称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理论。^[3]根据这些理论，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和纯洁，苏联有权对其认为可能变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向中国敲响了警钟。1968年8月23日，周恩来在罗马尼亚驻华使馆举行的国庆宴会上严厉谴责了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行为，指出苏联此举同美国侵略越南一模一样，标志着苏联新领导已堕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者”。^[4]1969年3月2日，中苏边防部队在乌苏里江珍宝岛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中国进一步感到了苏联的巨大威胁。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发现美国在与苏联的霸权争夺中越来越力不从心，急于从越南战争中脱身，有与中国接触的愿望。中国调整了外交战略，提出反对美苏两霸，侧重打击苏霸的战略。周恩来在1972年会见外事工作干部时说，“毛主席早就说了，我们要打倒帝修反，但要有一个主要打击对象，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苏联，因为它威胁我们最厉害”^[5]。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标志着长期相互敌对的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美国不再是中国的敌人，解除了来自东部和南部的安全威胁。

中苏关系日趋恶化和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给中国外交带来两大后果。一方面，扩大了中国的国际交往，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掀起了第三次建交高潮，中国与西欧、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建立了外交关系，与东南亚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不断扩大、改善，可谓朋友遍天下，这增加了中国抗衡苏联威胁的力量，使得中国有可能建立广泛的反苏霸权国际统一战线。另一方面，苏联日益敌视中国，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威胁进一步加重，苏联把中美接近看成严重的战略威胁。^[6]1970年5月8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在庆祝战胜德国法西斯25周年的讲话中威胁中国说：“必须从远东的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得出最严肃的结论。我们已经采取，今后仍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使我国的国防，无论是西部还是东部，都是牢不可破的。”^[7]70年代，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的兵力达到近百万人，装备精良，并经常举行针对中国的演习，对中国发出“警告”。苏联还从地缘政治上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自从勃列日涅夫当权以后，苏联以援越为手段拉拢越南，挑拨中越关系。在印度，从1970年11月起，苏联开始同印度共同生产当时最先进的米格飞机。1971年8月，苏印又签订《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其中有涉及“第三国”的条款。1972年3月，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工会第15次代表大会上，重提1969年提出的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问题，并按照欧安会关于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提出亚安体系的一些构想，企图直接插手亚洲事务，在中苏边界问题上巩固它的既得利益并把中国在亚洲孤立起来。^[8]这使得中国领导人感到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反苏霸权力度。

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出于维护中国安全利益的考虑，在1973年和1974年先后提出了三个重要的战略思想。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提出，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他希望美国跟欧洲和日本加强合作，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9]基辛格认为，照毛泽东的说法，主要的安全威胁来自苏联：目前来自美国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的侵略，都是小问题，因此，你要把部分军队撤退回国，我们则是不要派兵出国。为了强调他重视全球均势，毛泽东还说他自己那些反帝主张是“空弹”。中国数世纪以来，都以远交近攻为治夷策略，毛泽东深以苏联扩张主义为忧，在对美开放上面也师法同样的策略。一年之内，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了解，更加明白，也更加全球化：中国与美国同意将“共同”（由上海公报中的“个别承诺”升级）“抵抗”（由“反对”升级）任何国家在“世界”（由“亚洲”升级）建立霸权的企图。仅只一年半的时间内，中美关系由尖锐对立、孤立的情形，进展到实质结盟共御头号大敌。^[10]

1974年1月，毛泽东在同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谈话时，又提出要团结这条线周围的国家，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这就是联合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和“一大片”战略，也是继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大门、开始联美抗苏后采取的促进国际反霸格局形成的第二个重大决策。^[11]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12]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进一步集中阐述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他说：“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在欺负人方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为恶劣。它出兵占领自己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它策动战争，肢解巴基斯坦；它说了话不算，毫无信义，唯利是图，不择手段。”^[13]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与“一条线”战略是一脉相承的，其用意是把苏联放在与美国同样重要的位置，突出苏联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性，为联合美国、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对付苏联提供理论依据。

概括地说，联美反苏战略的目标是推迟第三次世界战争爆发，维护中国安全，维护世界和平，途径是中国与美国建立战略关系。

二、“一条线”战略的继续

毛泽东、周恩来逝世后，新领导人继承了“一条线”战略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1976年9月19日，华国锋在毛泽东追悼大会上所致的悼词宣布：“在国际，我们一定要继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14]。10月5日，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的发言中强调：“现在，第一世界的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压迫者和剥削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第二世界的发达国家有压迫和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的一面，但同时它们本身也受到超级大国的压迫、剥削、控制和威胁。广大的第三世界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最深，它们是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主力军。”“美国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护，苏联要扩张，这种情况无法改变。在这一世界规模的争夺中，苏联的扩张主义活动是无孔不入的。苏联领导人公开扬言，地球上没有哪个地区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不断叫卖的什么‘缓和不可逆转’，只是一句骗人的空话。它天天讲‘和平’，天天搞扩张；天天讲‘裁军’，天天搞扩军。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当代最大的和平骗子，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全世界一切受到超级大国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威胁的国家要联合起来，同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5]党的十一大报告认为：“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指明了当前国际斗争的大方向，明确了谁是主要的革命力量，谁是主要敌人，谁是可以争取、联合的中间力量，这就使国际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中，能够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反对主要的敌人。”“苏美两家是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我们同它的原则争论要长期进行下去。我们坚持同它的霸权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6]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撰写的长篇文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写道：“苏美两霸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苏联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苏联是两个超级大国中更凶恶、更冒险、更狡诈的帝国主义”。^[17]1978年12月16日，中美宣布建立外交关系。19日，苏联《真理报》发表评论说，这是中国邀请西方国家“建立最广泛的反苏统一战线”^[18]。1979年1月29日至2月4日，邓小平在访问美国时指出：“今天的世界还不安宁，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第二和第三世界国家应联合反霸，这一统一战线也包括美国”^[19]。

中国认为，美、中、日是在东亚具有军事、政治、经济的巨大影响的国家，它们联合起来对苏联的侵略扩张采取协调的行动，就能成为遏制苏联扩张的有效的因素。美日之间存在日美安全条约的同盟关系，美中、日中之间不存在这种关系，也没有必要建立军事同盟一类的关系，但共同的战略利益使这三国之间有现实的可能和需要，对苏联的扩张进行战略上的协同行动。这种联合行动必将影响东南亚国家，使它们在苏联威胁面前采取坚定的态度。因此，美中日之间的反霸联合，是在东亚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关键。^[20]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同西方一些国家建立起联合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关系，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这种关系是以面临苏联日益增长的威胁因而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为其重要基础的。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巩固和发展这种战略关系，以便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更有效的作用。中美关系是亚太地区联合反霸的重要环节，也是全球反霸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前进或后退，不仅将给本地区局势带来严重影响，而且势必波及反霸全局。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形成战略关系的国家，彼此之间理应是平等的名副其实的伙伴关系。换言之，战略全局的一致性必须以健全的双边关系为其基础，处理双边关系的出发点又应该是加强而不是削弱这种一致性。有关各国从共同的战略利益出发，根据平等的原则，在政策上加强磋商、进行协调，在行动上互相配合、互相补充，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21]

1980年新年刚过，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访华。他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国防部长。5月27日，中国副总理耿飚回访美国，与美国国防部长布朗进行会谈，在一些国际战略形势问题上增进了共同认识，希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的合作关系稳步增长。耿飚指出，布朗部长对中国的访问，通过多次坦率、认真的会谈，加深了相互了解，并在一些国际战略形势问题上增进了共同认识。耿飚强调：“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苏联侵阿、越南侵柬，不是什么邻国关系问题也不是什么地区性问题，更不是什么防御性问题。这是涉及世界斗争全局的问题，是蓄谋已久的战略进攻问题。既是战略的挑战，就必须给予战略的回答。我们现在就应当进行抉择，在坚持斗争、加强斗争和放弃斗争、削弱斗争之间进行正确的抉择。否则，将来就会没有抉择的余地，要么是屈服，要么是战争。”耿飚认为：“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受侵略的历史，就是在今天，中国也还是处于苏联霸权主义侵略的威胁之下。”“中国人民决心同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同苏联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为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作出应有的贡献。”耿飚指出：“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我国领导人多次指出，发展中美关系决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远的战略性决策。中美建交以来，我们两国各方面的合作关系取得了迅速的发展。这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也符合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的利益。我们相信，遵照两国建交联合公报的精神，通过双方共同努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各方面的合作关系一定会有广阔前景。”布朗在讲话中说，负责国防事务的中国副总理对美国的首次访问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标志着我们两国军方的关系取得了进一步的重大进展”。他说，正像今年1月他访华时那样，美中两国今天对世界战略形势的估计仍然持有相同的看法。至今，国际形势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如苏联军队继续占领阿富汗，越南军队也仍然赖在柬埔寨等，这些都是无视世界舆论，违反公认的国际准则的行为，是对国与国之间的文明关系基础的挑战。在谈到中美关系时，布朗说：“作为美中两国关系全面正常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期望我们两国军方的联系能够继续逐步地得到加强。”他说：“在国防领域密切关系的进程需要时间、耐心和具体的措施。但这个进程已经开始了。”他还说，目前，“我们正在给这种关系增添实质性的内容。为了实施我在访问北京之后宣布的关于具有双重使用价值的技术转让和出售后勤装备的政策，我们已经安排了必要的程序。我们正在制定具体的方案以便实施这种销售和转让，并且希望在你访问期间能够批准一些出口许可证”。布朗表示深信，一个强大、安全、和平而繁荣的中国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22]1980年秋，根据中美两国前一年达成的协议，在新疆建立了两个监测站，以监视苏联的核试验。年底，美国国防部宣布，正式批准向中国出售包括防空雷达、运输直升机等装备在内的辅助性军用装备。^[23]

总的来说，“一条线”战略对维护70年代中国的安全、发展和统一利益起到了积极作用。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着重指出：

两年来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外交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争取到了一个很好的国际环境。从这次自卫还击战的国际反应来看，绝大多数人是从心里同情我们的。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24]

“一条线”战略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一是遏制了苏联对中国的威胁，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二是促进中美关系得到全面发展；三是推动中国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建立、改善了关系；四是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极大提高；五是为对外开放创造了国际条件；六是进一步缩小了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台湾的“建交国”数量急剧下降，促进了国家统一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