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民营企业“走出去”风险防范与对策研究

时间：2022-08-30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本文分析了宁波民营企业“走出去”的特点，指出了“走出去”的主要风险，结合相关案例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与对策。然而，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际贸易规则重构以及宁波民营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使宁波民营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遭遇一系列的风险，如何防范这些风险成为宁波民营企业“走出去”亟待解决的问题。宁波作为民营企业“走出去”大市，面临着“走出去”国家政府更迭、发展中国家国有化、战争等一系列政治风险的威胁。

闫国庆　赵秉龙　高　聪^[1]

摘　要：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为宁波民营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平台。经过20多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宁波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更趋稳健从容，能力持续增强，经验正在不断积累。本文分析了宁波民营企业“走出去”的特点，指出了“走出去”的主要风险，结合相关案例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与对策。

关键词：宁波民营企业　“走出去”　风险防范

宁波是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起步最早的地区之一，改革开放30多年来，宁波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越来越大，投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效果越来越显1，“走出去”已经成为宁波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式。“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为宁波民营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发展平台。

然而，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际贸易规则重构以及宁波民营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使宁波民营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遭遇一系列的风险，如何防范这些风险成为宁波民营企业“走出去”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宁波民营企业“走出去”现状及特点

在“走出去”的宁波企业阵营中，除了少数国有企业外，大部分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宁波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越来越大，方式越来越多样，效果越来越显1。

2015年，宁波市新批境外企业和机构226家，核准中方投资额25.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6.6%，实际中方投资额12.8亿美元，增长49.5%。截至2015年年底，宁波市累计批准境外企业和机构2274家，约占浙江省总量的1／3。核准中方投资额99.2亿美元，实际中方投资额47.8亿美元，分布在11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占比高达99.2%。

宁波民营企业“走出去”主要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对亚非拉等境外投资快速增长。2014年，宁波市对亚洲核准中方投资额13.8亿美元，同比增长17.9%，占全市对外投资总额的75%。对我国香港地区和越南分别核准投资额10.4亿美元和1.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7.3%和6.2%。对拉美、非洲分别核准中方投资额1.1亿美元和6493万美元，同比分别增长98.5%和27.6%。对美国投资力度加大，对美核准中方投资额1.26亿美元，同比增长63.3%。2014年宁波市境外投资国家新增4个，为科威特、科特迪瓦、赞比亚和塞浦路斯。

二是境外生产经营网络建设加快推进。2014年，宁波市境外设立营销机构141家，核准中方投资额5.2亿美元，民营企业占比高达95%。同时，境外三产项目投资成倍增长，全年分别核准服务性企业、研发机构中方投资额2.8亿美元和1.4亿美元，分别是去年的9.2倍和2.9倍。此外，全年核准资源开发企业中方投资额2.7亿美元，同比增长33.1%。

三是大项目主导作用显1，境外并购步伐加快。2014年，宁波市核准千万美元以上大项目48个，其中90%以上是民营企业投资，核准中方投资额12.2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66.3%。其中东方日升新能源在墨西哥投资的电站项目核准中方投资额5亿美元，为我国在墨西哥最大的投资项目。同时，宁波市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10.5亿美元，同比增长29.4%，其中千万美元以上大项目合同金额4.9亿美元，占新签合同总额的46.5%。2014年，宁波市核准境外并购项目20个，比2013年增加2个，核准并购中方投资额1亿美元，同比增长56%。汽配及机械行业跨国并购日趋成熟，其中均胜集团投资收购德国汽车方向盘总成企业德国群英有限公司，投资额1.5亿美元，为宁波市2014年最大并购项目。

四是对外工程承包分布更加合理，领域不断扩大。2015年，宁波完成境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营业额19.1亿美元，增长13.1%。宁波市对外工程承包市场中亚洲居首位，完成营业额6.8亿美元，占全市对外工程承包总额的40.7%。其他市场中，非洲、欧洲、拉美、大洋洲分别完成营业额2.6亿美元、1.9亿美元、2.6亿美元和2.3亿美元，分别占全市对外工程承包总额的15.1%、11.2%、15.2%和13.8%。2014年，宁波市对外工程建设类承包项目完成营业额10.9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占全市对外工程承包总额的64.7%；非工程建设类项目中，在废水（物）处理领域实现突破，浙江泰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伊朗承接宁波市首个境外环保处理项目，合同金额2.2亿美元。

二、宁波民营企业“走出去”存在的主要风险

通过对宁波民营企业“走出去”案例的梳理、分析，宁波民营企业“走出去”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以下九类。

（一）政治风险

我国民营企业“走出去”70%以上不盈利，其中政治风险是主因^[2]。宁波作为民营企业“走出去”大市，面临着“走出去”国家政府更迭、发展中国家国有化、战争等一系列政治风险的威胁。对于民营企业“走出去”来说，政治风险是集中的、巨大的、不可抗的，一般民营企业很难承担和化解这样的风险。宁波民营企业“走出去”主要投资的亚洲和非洲地区往往具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二是有大量的自然资源。在这些发展中国家或资源型国家投资往往会面临更大的政治风险。例如，部分国家相继发生的“国有化事件”，对民营企业“走出去”具有较强的“杀伤力”，东道国对外国投资企业往往采取没收、无偿征用等手段将其收归国有，这不仅给外国投资者造成了财产损失，还浇灭了其“走出去”的信心，是一种“灭顶之灾”。这种政治风险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可能发生，在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宁波民营企业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投资也在逐年增加，由于这类国家与中国政治关系不稳定，给宁波民营企业“走出去”带来了潜在风险。

相关案例：雅戈尔并购新马

2008年1月21日，雅戈尔集团获得国家相关部门的批准，以7000万美元收购Kellwood全资子公司Kellwood Asia Limit 2ed持有的Smart100%的股权，以5000万美元收购Kellwood持有的Xin-Ma 100%的股权。根据国家对外投资相关政策，本次投资需要经过发改委、商务部、外管局等国家、省、市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因此审批经历了较长时间，不仅让企业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人力、物力，并且由于时间长，企业损失了很多宝贵的市场机会。同时，企业当时还面临着项目最后不能通过审批的风险。

（三）法律政策风险

由于民营企业“走出去”涉及国外当地的财政、税收、产业保护等问题，许多投资目的地国家以国家安全、技术保密、反垄断等为由，在投资中进行政府干预。宁波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往往不能全面地评估、考虑这些法律风险，面临的各种壁垒加重了“走出去”的风险。

相关案例：银亿集团投资印尼矿产资源项目

2010年10月，银亿集团启动在印尼的矿产资源项目，注册成立银亿印尼矿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约4亿美元，开展矿山勘探、矿权收购和矿石贸易等工作，总部设在雅加达。2014年1月12日，印尼总统苏希洛签署2014年第一号政府条例，禁止原矿出口，仅允许粗加工后纯度分别达到最低纯度标准的铜矿（15%）、铁砂（56%）、铁矿石（62%）、铅（57%）、锌（52%）、锰（49%）等精矿石继续出口3年，并征收20%以上高额累进出口税，镍矿、铝矾土、铅锌矿、金矿、银矿、锡矿、铬矿等矿产因提纯工艺中没有过渡性产品，需就地进行冶炼提纯。相关政策的出台使得银亿在外投资受到阻碍，致使该项目到目前仍没有实质性进展。

（四）金融风险

宁波“走出去”的民营企业多为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资金严重不足，融资相对比较困难。虽然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较快，形成了股票类、贷款类、债券类、基金类、项目融资类、财政支持类等融资方式和数十条国内外融资渠道的庞大体系。但是，除了短期信贷外，其他融资渠道对民营经济的开放度很低，从而使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融资的机会少、规模小、期限短、比重低、品种少、担保难、成本高，远远满足不了民营经济“走出去”融资的需要。宁波民营企业“走出去”的融资，无论是初创时期还是发展时期都严重依赖自我融资渠道，缺乏金融业的支持和参与，企业海外贷款和项目担保的风险较大，削弱了宁波企业跨国融资和投资的能力。同时，国家对外汇汇出的限制，也进一步造成了企业资金上的困难。据浙江省工商联对浙江民营企业的调研，民营企业“走出去”最普遍的制约因素是缺乏资金，浙江超过三成的“走出去”民营企业认为资金缺乏影响企业“走出去”。

相关案例：宁波圣龙（集团）有限公司在美国建立加工中心

宁波圣龙（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汽车零部件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公司，主要客户覆盖宝马、通用、福特等全球多个品牌。该公司很早就将全球化布局作为其最重要的发展战略，不断通过合资或收购途径拓展其全球市场版图，在美国底特律州和俄克拉荷马州、英国利明顿、德国慕尼黑、印度浦那等地均有其产业布局。2014年，圣龙集团获得捷豹路虎全球项目，要在美国建立5个加工中心，每个加工中心的投入高达4000多万元。尽管公司资金比较充裕，但自筹资金一下子拿出这么多还是有压力。公司考虑了多种融资方案，其中包括美国当地银行提供支持。尽管美国当地银行表示看好项目发展，但由于对来自中国的母公司不了解，相较于规模庞大的加工中心投入，其给出的授信额度并不高。当时客户要求的项目周期很紧，生产设备到位的时间要掐准，产品顺利量产对公司发展至关重要。这次对外投资中资金链断裂的风险成为项目成败的最关键问题。

（五）汇率风险

近年来，国际市场上外汇汇率不断波动，大大增加了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金融风险。金融机构局限于传统的对冲工具等投资支付手段，难以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风险。海外资产的投资回报难以准确预估，产生了投资收益因汇率波动而被吞噬的风险，因此汇率风险成为民营企业“走出去”的一道门槛。

相关案例：中信泰富收购西澳大利亚Sino-Iron和Bal-moralIron公司

2006年3月，中信泰富以4.15亿美元收购西澳大利亚两个分别拥有10亿吨磁铁矿资源开采权的公司Sino-Iron和Bal-moral Iron的全部股权，总投资约为42亿美元。为了锁定美元开支成本，用澳元、欧元从澳大利亚、欧洲购买设备和原材料，中信泰富签订了澳元累计目标可赎回远期合约、每日累计澳元远期合约、双货币累计目标可赎回远期合约、人民币累计目标可赎回远期合约等四种杠杆式外汇合约。其中澳元合约与澳元兑美元汇率挂钩，合约规定中信泰富可以行使的澳元兑美元汇率为0.87，即当澳元兑美元汇率高于0.87时，中信泰富可以0.87的比较便宜的汇率获得澳元，并赚取差价。其他三项合约与之类似。而当澳元兑美元汇率低于0.87，中信泰富也必须以0.87的高汇率水平，继续向其对家买入澳元，不能自动终止协议。随着2008年7月之后澳元兑美元的迅速贬值，中信泰富只能不断地以高汇率接盘，造成巨亏。2008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公告，因投资杠杆式外汇产品而巨亏155亿港元，包括约8.07亿港元的已实现亏损和147亿港元的估计亏损。

（六）信息不对称风险

民营企业“走出去”必须立足于知己知彼。跨国公司在进人新的东道国市场时，一般都非常重视前期的调研，如法国家乐福、荷兰万客隆等跨国零售企业进人我国市场时，都耗时两年多。而宁波的相关研究、咨询机构较为缺乏，各种资源未能有效整合，公共信息服务体系不健全，民营企业缺乏获取国际市场信息的规范、快捷、有效的渠道，这导致许多对外投资项目投资后就出现亏损，甚至无法继续经营下去。

相关案例：慈星收购事坦格

2008年11月到2010年6月，慈星经历了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先后和事坦格在中国、意大利、瑞士进行了交流谈判；最终在2009年12月22日，双方达成了实质性意向协议；2010年1月至3月进入对被收购企业的初审和评估阶段；2010年4月至6月，完成收购签约、公司重组和规划阶段。在双方第一次开展正式谈判时，双方最大的争议在于是整体收购还是股份参与。慈星坚持要整体收购，但在收购资金、付款方式等方面双方存在巨大分歧。从慈星的整个收购流程来看，由于慈星在收购前缺乏明确的并购战略和清晰的并购技术路线图，导致其走了许多弯路，在并购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障碍和问题。

（八）整合风险

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国内外企业在技术、品牌、管理、市场、供应链、人员、文化等方面的整合会遇到很大的风险。随着宁波民营企业“走出去”国家和地区范围逐步扩大，投资后文化整合风险凸显。由于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和企业管理方法上的差异，两个企业往往会在文化的整合上出现矛盾甚至是分歧。在管理方面，我国的民营企业倾向于人治，而西方企业更加倾向于法治，所以民营企业在管理上可能会与目标企业相冲突。这样的一些文化上的差异很可能会打击员工工作的积极性，而高层管理人员流失以及客户流失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则会大大增加企业的整合风险，特别是文化整合风险。

相关案例1：宁波天胜轴承集团收购斯洛伐克轴承制造企业

宁波天胜轴承集团成功收购斯洛伐克一家轴承制造企业，在跨国并购上先行一步。企业负责人提到，因为两国的文化、市场经济程度等各方面差异很大，双方磨合了两年时间才最终走上正轨，在收购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整合风险。

相关案例2：明基并购德国西门子手机业务

2005年6月7日，明基正式宣布收购西门子公司的手机业务，西门子填补5亿欧元债务，并向明基提供215亿欧元的现金与服务，以5000万欧元购入明基股份，同时明基保证2006年年底使公司扭转亏损局面实现赢利，并购使明基迅速成为国际第四大手机生产商。然而，并购以来明基移动连续亏损，自2005年10月以来，明基已向其公司注入了814亿欧元资金，并产生了6亿欧元账面亏损，最终明基宣布停止向德国子公司注资，申请破产保护。其失败原因在于忽视了中德文化的差异。

在完成并购后，明基意识到西门子有3000名员工在德国工作，劳动力成本过高，想到将工厂转移到德国之外工资较低的地区，想通过裁员减薪来降低成本，但是这一切遭到了德国当地工会的强烈抵制，整合的过程中受到了当地文化和法律的影响，使明基对西门子的文化整合风险加剧。

在经营理念上，西门子的经营理念是注重质量、稳重扎实、谨慎周密，这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西门子认定这种经营理念是最完美的；明基的经营理念则是要灵活地适应市场，勇于去挑战新的东西，这与西门子的经营理念显然是相悖的。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也引起了明基CEO对“德国速度”的不满。

（九）人力资源风险

“走出去”境外投资需要从事境外投资经营的复合型人才，这些人才要懂经营、懂专业、懂法律、懂外语。宁波民营企业中既懂经营之道又懂产品生产技能的人才匮乏，国际化经营人才更是凤毛麟角。“走出去”人才缺乏，成为宁波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首要难题，影响了企业迈出国门，而对已经“走出去”的企业来说，这还造成企业对国际市场信息的了解与反应比较迟缓，不同程度地贻误了商机，影响企业“走出去”的质量。据浙江省工商联的调研报告，浙江省有63.91%的民营企业表示企业缺乏国际经营管理人才，40.6%的企业表示缺乏专业技术人才。

相关案例：宁波牛奶集团收购澳大利亚牧场

2012年起，宁波牛奶集团先后投资3亿元在澳大利亚收购拥有百年历史的牧场。目前拥有10平方千米的牧场，不断地向中国的集团牧场输送优良纯种奶牛，保证和提高了集团的优质奶源。在收购牧场后，由于很难招聘到澳大利亚当地工人且用人成本高，宁波牛奶集团打算派养殖、生产方面的人才到澳大利亚管理牧场并负责生产，不过现在这个想法遇到了困难。由于澳大利亚对赴澳员工英语水平的要求门槛较高，公司虽有好的技术人才，但精通英语的几乎没有，这导致了宁波牛奶集团澳大利亚牧场的招工困境。

三、宁波市民营企业“走出去”风险防范对策

（一）加强政府服务和监督职能，提供便利化服务，完善监管体系

宁波民营企业“走出去”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和全方位的服务。一是政府要为民营企业“走出去”提供便利条件。2014年8月19日，商务部通过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进一步简政放权，实行“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管理模式，提高了投资便利化水平。宁波市政府作为“走出去”战略的制定者，可以结合新办法、新环境出台宁波民营企业“走出去”的相应配套措施，为宁波民营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加便利化的政府服务。二是进一步完善对外投资的监管体系。政府作为“走出去”战略的管理者，应完善对企业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加强监督。宁波市可以借鉴现行国家和地区通行的做法，结合经济发展情况，逐步制定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包括具体的实施细则和相关的配套法规，以便依法规范执行部门和“走出去”企业的行为，强化依法行政。同时加强“走出去”后的监管力度，严格外汇管理和税收管理，结合不同国家及地区的相应法律和本市“走出去”政策，对不同行业的项目实行分类管理。

（二）完善财政政策支持体系，加大“走出去”扶持力度

一是促进财政补贴政策落实。按照“平等准人、公平待遇、加强支持、改善服务、积极引导”的方针，切实落实已有的优惠政策，鼓励和扶持民营经济创新转型发展，加大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财政扶持力度。二是增强政府财政补贴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完善落实对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聘请专业律师、资信调查等中介服务的补贴政策；整合财政、科技、贸易、外贸、发改委等部门的相关扶持资金，形成合力，重点扶持石化产业、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纺织服装产业、电工电器产业等传统优势产业以及资源类、高科技类及拥有知名品牌等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在增强政府财政补贴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基础上，兼顾操作简便性。

（三）构建全方位的金融支持体系，提供良好的投融资环境

一是加快金融体系国际化步伐，提高宁波市金融服务业尤其是银行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为各类企业提供融资便利。二是构建合理的境外投资保险制度。境外投资保险为民营企业跨国投资提供了重要的风险分担机制。三是加强政策性金融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等既有金融机构的作用，为民营企业海外扩张提供风险分担和资金支持。为保证民营企业获得充足的资金供应，可设立宁波市境外投资专项基金，重点支持中小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等投资项目。基金可由主权基金如中投公司出资或相关政府部门设立，委托专业机构管理，对境外并购与合伙经营的国内企业给予相应的资金支持。四是推进金融创新。探索运用股权、境外资产等作为抵（质）押进行融资；灵活运用中小企业板上市、海外上市、借壳上市等多种渠道，引导和鼓励宁波中小民营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

（四）建立“走出去”国家政策等方面的数据库，为“走出去”提供信息支持

一是建立宁波民营企业主要投资国家制度、政策等信息资料库，收集针对宁波民营企业投资的国家在税收、法律法规、优惠政策等方面的信息。二是为宁波民营企业境外投资建立精准、专业化的行业投资信息数据库。针对宁波民营企业“走出去”的主要区域，提供相关国家支柱产业、基础设施投资或建设行业、能源矿产行业、土地及房地产行业和国际贸易行业等经济信息。三是为企业发展提供有深度、针对性强的综合信息分析数据库和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数据库。

（五）加强中介服务机构建设，提高“走出去”成功率

大力引进国际性的财务、法律、信誉调查等专业机构，通过引进世界知名中介服务机构带动宁波境外投资专业中介的发展。大力吸引在国外获得法学、会计学等学位的留学人员回国，组建境外中介服务机构，重点开拓和发展境外市场，向境外投资企业提供投资所在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产业政策、市场信息等方面的咨询服务，帮助企业进行投资可行性研究与评估，选准项目，代办有关境外投资手续和提供涉外法律服务等。

（六）抓住有利时机，引导民营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宁波未来几年将以“一带一路”为重点，从国家到省市会有一系列扶持政策，宁波应借此机会组织有投资合作意向的企业开展以中东欧和东南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重点的境外市场考察、项目洽谈和活动参与，支持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富余产业、产能和产品到境外设立加工基地和贸易营销平台。鼓励企业加强与沿线地区在新能源、资源加工、生态农业、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的合作，引导优势企业在沿线建立生产基地、批发市场及售后服务网，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可把生产基地建在非洲、东南亚等地。结合境外投资创业基地建设，引导有实力的企业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单独或联合建设宁波市新的境外投资创业基地，或者在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宁波园。

（七）加强民营企业人才及企业家能力培养，助推本土企业“走出去”

一是积极培养、储备宁波本土能够承接跨境并购业务的律师、会计师和咨询师等专业人才。出台有利于宁波涉外律师队伍和涉外注册会计师队伍建设的优惠政策。二是提供“走出去”公共培训平台，提升宁波民营企业家动态能力、学习能力、整合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得民营企业能够对新的环境快速适应，并及时做出决策与响应。三是完善民营企业家风险评估和内控制度。利用商业评级机构对民营企业对外投资风险进行全面评估，引导企业家及时对经营绩效进行分析，排查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利因素，及时进行优化。

（八）总结民营企业“走出去”教训，推广典型经验

“走出去”的方式直接关系到民营企业在海外投资能否取得成功。无论是在资金实力还是在经验积累上，宁波民营企业一般无法和大型跨国公司相提并论，所以政府应对宁波已有“走出去”企业案例进行详细梳理，总结宁波民营企业“走出去”常规路径。在总结、梳理民营企业“走出去”经验和案例的基础上，建立民营企业“走出去”数据库，一方面为打算“走出去”的民营企业提供经验和指导，另一方面通过对“走出去”企业的梳理，搭建宁波“走出去”民营企业交流渠道，使得投资同一区域的民营企业能够共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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